書寫過去，即改變過去。書寫的當下，回首之際，自身亦產生偏移。書寫者（此刻）書寫（動詞）過去書寫者（彼時）的書寫（名詞），不僅是此刻，連彼時的性質都會變化，兩端的關係也會產生變動。談論少作與早期寫作，與十年、二十年後談論，即便以相同的誠意與坦誠，談論相同的面向，你都會發現無法忽視的差異。即使一個作者再不長進，經過更多的時光仍被認為重複自己，那麼也許唯一不重複的重複，是他重複談論他自己。

回顧寫作，無論如何小心翼翼或滿懷情緒，願意或不願意思考「若能重來」的問題，現在的寫作也已經在此產生歧義。

2019年的8月，當編輯看完我交出的第二本小說書稿後，她忍不住問：「為什麼你那麼晚才被看到呢？」

我自然明白那意思。事實上這兩本小說，真正密集執行的書寫時間，大約都只有十個月不到。如果沒有過度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話，這兩本小說應有足夠的完成度。而且即將要出版的第二本小說，也展現了我另一層面對於小說的掌握、探索與技術。編輯如此資深，自然如此疑問。

我猜想，在《禮物》出版前，即使在雜誌上發表書評、專文已經四到五年，大部分在文學界的人，即使有些知道我名字，甚少有人視我為小說創作者。

沒有在文學獎場域證明是其一。當然最重要的理由，還是自己遲遲沒寫出作品。畢竟《禮物》的誕生遠比我當初想像中漫長。

小說本身無論是內容與形式也好，思想與風格也罷，作為一名創作者，儘管在過程中所享有的快樂遠遠大於挫折或懷疑（或說，這痛苦本質仍是快樂的），平心而論，《禮物》對於一個初踏入小說的習藝者而言，有點瘋狂。

寫作過程中確實遭遇若干生活的碾壓與流離，譬如在博士學位中掙扎最終失敗、回台開了間甜點店亦匆匆收店。最主要的理由，還是在於創作中摸索所需的時間真的太長了。

必須坦承，書寫初期也會焦急或比較，偶爾失去耐心而焦慮。習慣了以後（需要兩三年以上時間），那些長期的沉澱，閱讀、思索與書寫所累積的，才彷彿成為一種穩定內心的無形力量，可以安然等待水到渠成。若不是因為這樣，假如中間有任何一度我急了、想換條路走了、因比較他人而慌了，那麼今天的作品可能是另一個模樣。而那就是背叛作品了。

換句話說，走別條路當然可行，亦沒什麼不好。只是那樣會使我錯過《禮物》，也錯過我想寫的作品，也無法成為我想成為的作家。《禮物》並不是個可以擱置在那，先去寫點別的作品（譬如一些可以投文學獎的短篇），等到時機成熟，還能再來回頭執行的東西。我清楚那個一旦錯過，就不會一樣的命運。

況且，要說作者論，現在的我會說，創作者的終極作品，其實是「一個獨特創作生命史」。既是如此，打從一開始就難以妥協，寧願成為夭折的希望也不要糊裡糊塗地出手。

文學的寬容與嚴苛之於我大概就是這樣。寬容在於，文學彷彿無盡給你機會，可以反覆思索、探索、玩耍。可以去跨越文化與語言的隔閡，也可以擱置，也可以全力賭上；嚴苛在於，只要你有一點自我妥協、想要輕鬆一點，或為了虛榮，你會徹底被剝奪。並不是不給你文學，而是奪去「真正想要的那種文學」。更可怕的，是連你的自覺也都喪失了。忘了自己失去什麼。

文學之難，難在這份「自覺」得來不易。許多時候的堅持像在賭氣，或是被認為高傲、自我滿足、過度幻想。只是，能堅持下來的人大概都明白，其實不是拒絕溝通或故意特立獨行。而是創作，本身就是在與未知打交道，無論你是向外或向內，向現實或向虛構去探索。

日後才懂得，為何那幾年間，亦師亦友的小說家們，甚少給予我的寫作任何建議。僅僅在彼此珍貴的聯繫時光，聊聊閱讀聊聊文學，談談我的作品構想，而不讓我多想這寫出來能否出版，能否找到讀者甚至會不會有所好評。我隱隱感覺，即便我終究寫不出來，寫壞了，出不了書了，他們仍早已將我視作一名小說家了。

這種友善，使得我除了專注寫作，不需證明任何事。也不必去想如何取得入場券（譬如文學獎），或是在乎他人有沒有把自己當小說創作者（我當然也曾陰暗的想過，是否只被視為一位專寫法國相關的寫手，或是書評生產者）。這種專注在創作者內心的打磨，不畏懼時間的流逝，其實就是我創作的新手期所獲得最珍貴的「禮物」了。

《禮物》的產生，在我這端看來，較像是個回禮。從文學與文學的朋友上的餽贈如此多。要說感到哪裡晚或哪裡遲了，可能不是「這麼晚才被看見」那方面。而是我耗費如此多時間才能夠回禮。同時明瞭，這樣的時間跨度，是極其有必要的，也是一個努力試著回禮者該保存的敬意，該有的努力。

至此，大概也回答完了問題。說實話，沒有久或遲的問題，小說的準備本就漫長，漫長到可能完成的最終作品才允諾你。這點，只要重新溫習普魯斯特即可。寫了七大冊的《追憶似水年華》才終於完成「準備好成為一位作家」這件事。

到最後，「如果有機會重來」之類的問題自然也不重要了。畢竟即使能重來，那又是另一些偶然的聚散與安排，創作者的意志能掌握的終究不多。到頭來，就像禮物的機制，贈禮必然有回禮，而總永遠超過個人的意志之外，以你無法想像的方式，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贈回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