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因為錄像作品《製圖者》¹的田野調查，結識了一群住在台灣中部山區清境農場、出生於中泰緬寮國境邊界的「大媽」。在群體裡被用雲南話稱呼為「大媽」的她們，其實來自於許多不同的少數民族，包含相對具有文化優勢的擺夷族，以及阿卡、拉祜、傈僳、佤族、布朗在內的許多民族。初次與她們聊天，我便被眼前大媽描述自己出生地的方式震撼：「我出生在緬甸，但其實我也不知道那算是哪裡啦，那時國界都還沒有定呢！我只記得有一天阿兵哥來村子裡拿著槍指著我們，不會講緬甸話的人一個都不得活。」當時我反問，「那你會講緬甸話嗎？」「會啊。」「所以你是緬甸人囉？」「我……我自己是哪裡人我也不清楚。」這位阮大媽是我的第一個受訪者，後來我才知道，會問出「你是緬甸人」的我，其實是拋出一個晚她50年出生的我以為理所當然的概念給對方，那問題裡的「緬甸」究竟指的是國籍？族群？還是地名？在問問題的當下，我自己可能也沒想清楚。然而無論是何者，似乎都不適用於少女時代的阮大媽對於自身世界的想像。

清境「義民」村²的大媽們除了少數幾位來自雲南外，多數出生在現位於緬甸、泰國、寮國的不同村落，這些村落，散落在「雲南反共救國軍」在國共內戰後離開雲南、在贊米亞高原上游擊作戰的遷徙路線上。她們在成為一個群體前的共同記憶，是在家鄉與游擊中的國民黨軍人相遇、結婚，隨後踏上了游擊遷徙之路，最後於1961年由聯合國撤離到台灣。這群人的流離遷徙，以「孤軍」的故事為人所知。大媽們之所以會說出「我自己是哪裡人我也不清楚」，是因為離開家鄉的當時，二戰剛結束不久，而國境邊界的劃定在全球非殖民化的潮流下才正在形成。

一塊國境不詳的土地是什麼模樣？帶著這樣的疑問，在那次於清境的拜訪結束後，我始終渴望能親自踏上大媽口中那片「國不詳」的出生地。隨著80年代末起台灣開放中國大陸探親的潮流，出生於清境義民村的二代紛紛開始隨父踏上雲南的父族家鄉，而他們的母親也陸續踏上泰緬寮邊境那片「國不詳」的故鄉尋找親族。對於在台灣出生的孤軍二代而言，除了父母真正的出生地，「尋根之旅」的目的地還包含了現在位於泰國境內，廣大且散佈於「邊境」³山區的國民黨村寨，也就是為人所熟知的泰北華人村。這些村寨由當時的撤台行動中，選擇不撤而留在當地的國民黨軍人及眷屬所建。宛如雙生子的命運歧路一般，「孤軍」的後半生，有人落腳台灣，有人則在泰北國境邊界的山區建立家園。奇異的是，一次，我在清境孤軍二代受訪者的手機裡看到他們尋根之旅所拍下的照片，那片在泰北邊境的山村，與我們當下所在的清境山區呈現十分相似的地景：高山農場沿著視野良好的稜線開墾，茶園及果樹園將整座山頭的土地劃為整齊、清晰的景觀。時值冬季，道路兩旁點綴著櫻花。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所心繫的彼端，與身處的此地如此相似？2024年4月，我的這些想要親至現場的好奇，藉由「海外藝遊專案」的機會得以啟程。

往來於國界的身體

那趟旅程中，我的身體移動化為點，時而出現在Google地圖上的泰國，時而又飄忽到寮國這一側，手機不時跳出歡迎來寮國的網卡廣告訊息。在一條公路上行進時，會突然發現自己「正在緬甸」，不久後，又回到泰國。這些「身體去了鄰國五分鐘」的經驗幾乎貫穿整趟旅程，然而在這些不斷於國界間來回的經驗裡，僅有少數的兩次，我明確地抱著「去寮國」的意圖，越過泰寮友誼大橋，護照正式被蓋上入境章。

在那個公路上行進卻發現自己已踏入緬甸國境的當下，提醒我的身體此刻已跨越國境的，除了Google地圖上的國界標示線以外，還有漆成迷彩外觀的檢查哨，蒙面的邊境警察著軍服、持長槍，要求我出示護照以供查看。他們問，要往何處，做什麼？我露出觀光客的天真，說前方不是有個阿卡村寨嗎？我秀出Google地圖上可以看到緬甸山區的景觀咖啡館的照片說明目的地，又讓他們拍下車裡拿著護照照片頁的我，順利通關。

那個有「望向緬甸的山」的阿卡村寨帕米村其實仍位於泰國境內，但是前往那裡的公路，卻有短短160公尺的路段位於緬甸境內。於是行駛了幾分鐘後，另外一個檢查哨出現在路邊，軍人從哨裡走出來，像是等待我們已久一樣，問我怎麼去了那麼久才過來，我只好笑著回答，不小心在國境邊界喝了太久的咖啡。

被「風景化」的國境邊界

「喝了太久的咖啡」並不是個藉口，因為通過第一個檢查哨後，迎接我們的，是在檢查哨旁豎立著打卡標記、寫著「泰緬邊境」的展望點，標示上頭飄著泰緬兩國的國旗，一旁有個咖啡亭。從持長槍盤問來意的肅殺氣氛中我一時難以轉換，決定下車點杯咖啡緩緩，穿著球衣做咖啡的小哥看起來比剛剛負責盤查的邊境警察更年幼，於是我問他，是住在帕米村的村民嗎？他搖搖頭，指著旁邊的泰籍軍營表示他住這裡，又比了一個行軍禮的手勢，再拿出手機裡一張他的軍服照。噢，原來他也是邊境警察，而這個咖啡亭，也由這個組織⁴所經營。

咖啡亭邊，一支升旗桿高飄著泰國國旗，國旗下是一座鞦韆，鞦韆的擺盪畫出一道弧線，在弧線的一側是面向大山的陡坡，坐在鞦韆的木板座位上必須帶著一點小心翼翼，除了害怕盪得太高一不小心滾下山坡，坐在鞦韆上的身體，也正反覆擺盪於泰緬之間。未經申請，這是否算得上是一種非法跨境？

打開IG以及Google地圖上的地標，能見到不少與這個展望點拍攝的人像，這些「與國境邊界合照」的影像在網路現實上和幾分鐘前才遭遇盤查的我有著極大的體感落差，而這樣被風景化的邊界現場，在往後的移動經驗中一再出現：標示著國界展望點的鞦韆出現在泰寮邊界的湄公河畔，一家人正在欣賞寮國的風景；泰緬邊界的美賽蓋起「泰國極北點公園」，而一旁就是不清楚是否仍在使用的警察哨；在泰寮邊界的華人村「帕黨」山頭這個曾經的「冷戰前線」，則設置了能夠欣賞寮國山巒的觀光風景區。

「風景化」以前，先是「打造農村」：
「贊米亞高原上的皇家計畫」與「中央山脈上的退輔會農場」

翻閱地圖史，會發現台泰兩地的山區直到20世紀前，還是個三角點製圖術尚未進入的空白地帶⁵，這片山區棲居著難以被當下統治者收編的原住民，因而成為平地政權難以踏足、管理的土地。當時的平地人進入山區所經驗的情境，與我們今日所見能以公路貫穿、並被地政機構詳細記載的山區截然不同。這樣的情境在幾個時間點有了大幅度的翻轉，1908年開始，台灣山區在測量技師野呂寧測繪下逐年繪製出五萬分之一的「蕃地地形圖」，製圖師在味方蕃⁶的帶領下對於反叛部落的獵徑做了詳細調查，隨後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發動橫貫中部山區的太魯閣討伐戰，將被人跡踏出來的獵徑拓寬為戰備道路，戰後又再度拓寬、改道成為合歡越嶺道，除了日常警務聯絡外，亦供申請進入的登山客徒步貫穿。最終於1930年代，以集團移住的方式，將居於深山的原住民逐年移居至淺山平地。該道路因為人群遷出而不再具有交通意義，隨之陷入荒煙蔓草。國民政府接收日本領土後，在美援技術協助下改合歡越嶺道成為中橫公路。

當前位於中橫沿線的清境農場，便是在霧社事件後被移住至川中島的賽德克族在移住前的放牧地，這塊土地曾被日本殖民者改名為「見晴⁷牧場」，隨後被國民政府接收，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改名為「清境農場」，並將落腳台灣的孤軍義民安置於此地開墾，由退輔會輔導種植溫帶果樹。台灣的山區，數個政權以來一直都是需要申請並有特殊名義才能許可進入的土地，而部署退役軍人在此地耕種的用意，有如佈置哨站一般，看清周遭的溪谷，並防止可能的叛亂發生。

泰國⁸於1910年由拉瑪五世朱拉隆功國王主導，引進西方科學，任命測量員詹姆斯．麥卡錫（James McCarthy）劃定國界，成為當前泰國指認國土範圍的第一幅地圖。然而即便有了這幅地圖，離平地政權遙遠的邊境地區仍然是政權於執行面難以觸及的土地，尤其邊境散佈著以游耕、狩獵採集維生的少數民族。人群的來來去去，使得邊界土地難以被稅收、徵兵制度量化，更遑論更精細的管理。在冷戰時期，邊界山區成為共產勢力的游擊基地，泰王蒲美蓬於1969年發起原名「泰王山地計畫」的「皇家計畫」，試圖將原本種植罌粟花、充滿貧困（並且時常來來去去）「山民」（Chao Khao）的山區轉為種植經濟作物的土地，然而，對於這片廣大邊境的掌控，卻隨著共產勢力的消長而起伏。滯留在泰的國民黨孤軍在1981年以清除山區共黨作為代價換取在泰國合法居留權的考科、考牙戰役之後，泰國隨即宣布國土「全境光復」。

我們可以想像，在某個時間點的台灣及泰國，從平原進入山區，都是一種「跨境」的體驗，進入特殊秩序的國度需要申請、申請可能被駁回，而住在山區的人受限於族群疆界也無法自由的前往平地。然而，這樣的移動，對於原本就生活在「交界區」的人群而言，卻僅只是維持每日生活所需的採集、勞動、交換資源，所需的移動。

對台泰雙邊統治者而言，將山區原本游耕、游擊的不定人群，轉為定居在一處種植固定作物的農民，不僅在政治上有令反叛者歸順的象徵意義，在經濟上更能藉由定居農耕所需的必要措施及成果，如丈量土地、建立販售作物所需的聯外道路、根據作物取得稅收等，將一塊野蠻之地轉為可辨識的（legible）、能夠精密管理的土地。

中華民國政府為使這群在泰國落腳的孤軍及後裔在這片邊境山區的落腳地有生計，將台灣退輔會安置榮民、義民採取的溫帶果樹種植業及後來的高山茶技術以農技指導與外交的名義輸往泰國。這與1980年代正尋求他國農技支援，以取代罌粟花種植的泰國皇家計畫達成了謀合，再加之於雙方同為冷戰盟友的背景下，同為高地的山區，最後都以農業技術的方式達成了治理術的部署。這也正巧回答了我出發以前的問題，是什麼原因造成兩邊山區的地景如此相似？

台灣「山胞」與泰國「Chao Khao」

在當代泰文語境中，那些原本種著鴉片、可能藏匿共產黨的「山民」（Chao Khao）內含的貶低語境與台灣社會脈絡裡的「山胞」相似，直譯為「住山裡的人」。同樣的用法還有Chao Pa——「住叢林裡的人」、Chao Ley——「海／水域民」，用以形容與定居、耕種的泰人不同的人群，來描述他們的野蠻、可怖。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於，儘管被稱為「山胞」，台灣現存的原住民族卻並不是一直「住在山裡」。在台灣，早期檔案已經說明在定居殖民者（settler colonizer）到來以後，住在平原埔地的原住民有數次往淺山、進而向深山遷徙的紀錄。⁹而群體內部，也有以有地名及口傳史訪談溯源，推測族群最早曾有住在平地的生活經驗。¹⁰在東南亞高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著作《不受統治的藝術》中引用多位研究者的論述及傳教士檔案，描述現居贊米亞高地的「山地人」曾居住於低地平原，為了躲避低地政權而移動至地勢較高和森林圍繞的地方落腳，讓軍人、強盜和稅收官難以進入。¹¹這些案例不約而同的說明，住在山裡並非這群人天生的「特質」，而是他們在國家體制的強制進入下做出的「選擇」。

在當代，不參與國家可能嗎？

阿卡族薩滿Mae就是所謂的「Chao Khao」，約莫40年前由泰緬邊境的山路移居美斯樂，她提到雖然現在他們的生活多少因為皇家計畫的介入而有許多改變，例如她剷除部分傳統生活作物，改種皇家計畫出售給農民的咖啡苗，但是實際上要完全融入政府引進的體制仍有許多曲折：由於她本人只持有所謂的粉紅卡（外籍人士泰國居留卡，每十年需更換一次），而非泰國公民，因此無法合法登記為泰國土地持有人。然而，皇家計畫只向擁有土地認證的會員收購農作物。因此她所種植的咖啡都是給村子裡有公民身分的鄰居收購，該鄰居再將收購來的咖啡銷售給皇家計畫。

適應國家體系進入傳統的移動生活交織著各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行動者，美斯樂茶商阿櫻姐（化名）則是這次拜訪裡身為華人雇主、土地持有者的另一種典型。她向許多在地阿卡、拉祜族收購粗放的阿薩姆葉並加工成紅茶，收購當天直接以現金結算，不需經過銀行，像Mae這種因為識字、國籍問題而無法與機構打交道的少數民族能夠在阿櫻姐家即刻獲得報酬。阿櫻姐的店內雇用著許多季節性緬甸移工，她提及即便她想要讓來店內工作的緬甸無證移工申請工作證，但移工卻常以希望賺了足夠的錢就回家而拒絕。這些移工多從美斯樂西部的山間小路由緬甸走來泰國，然而泰國當局並沒有到她的店裡針對此事特別稽查，從美斯樂到我拜訪的泰北大小邊境村落，類似這樣的回答層出不窮，在非法跨境這個議題上，國家實際上對於人群的管理仍然有著各種尺度的協商。

此外，阿櫻姐也提到她所擁有的種茶土地中有些許仍不具有「Sobogo」¹²發給的地契，而是依賴「鄰里間都知道那是我家的地」這樣的社會默契得以繼承、買賣，因此也不需要繳稅。「Sobogo」的登記好嗎？阿櫻姐回答能夠有一紙文件證明地是她的當然能夠對付未來不可知的風險，但是「Sobogo」的土地丈量在美斯樂只做了部分，¹³「我們村子裡有半數的土地至今還是維持以往『大家都知道那是我家的』的方式在運作」。

以上幾個關於土地測量、跨境人群、農作管理的案例，似乎都指向著一個事實：國家設計了一套介入遠方的遙控系統，在執行層面卻常常有彼此牴觸、讓人群無所適從的環節。然而，在這些環節中，只要不涉及威脅到當前平衡的「失控」場面，體制的執行者也很少出面干預。跨境人群與體制之間的互動，呈現一種依現場而定、隨時在協商中的狀態。

此路不通，那便繞道而行

這些違反體制的大小事件並非總是風平浪靜的在執行者的眼皮下發生，此行中見證的「失控」場面，發生在泰緬邊境的湄公河畔、離泰緬友誼大橋不遠的Ing河與Khong河匯流處。當天下午，我正在河畔觀察一艘只能乘載一兩人的漁船慢慢往泰國這一側靠近，和船夫攀談一陣卻始終語言不通後，我掏出翻譯軟體翻譯成寮語，終於明白這是一艘寮國小船。船夫表示他正在這裡等待一會兒，晚一點就會返回寮國，不久後，幾個男人扛來一台摩托車放到船上，船夫發動引擎，幾分鐘後就抵達對岸。正當我以為這些偷渡不過是泰寮兩岸的日常時，不久後的日落裡，我們正在拍攝之中，卻聽到連續好幾聲槍響，一開始，我以為這不過是打獵的獵槍聲，直到槍響不斷繼續，我們雇用的船夫急忙將工作人員帶離河面，他們說，有人可能偷渡貨物，邊境警察正在對河面上的船隻開槍。

我腦中浮現起許多大媽描述自己的「返鄉」，最終多停在泰國境內的國境關口，委託當地的擺夷族中人到寮國或緬甸，將自己的失散已久的家人帶來泰國這一邊相見。在台灣生活多年後，出於此刻國界被劃定、戶政及土地管理的規定，在邊界上移動對她們而言不再像當年她們作為「當地人」的足跡那般理所當然，於是，她們裡頭有許多人終究不曾再踏上故土，卻也在離家最近的自由之地與家人團聚，從中得到「返鄉」所追尋的意義。然而，在距離她們離鄉超過60年的此刻，我仍然在當地人的指引下，見證著許多來自寮國、緬甸的人群，循著高山後方沒有鋪路的蜿蜒小徑，前仆後繼的踏入泰國國土。

我們不妨把贊米亞高地的跨境群體在取得身分及塑造認同的路徑，跟台灣及世界的原住民運動聯繫在一起觀照。在國家統治技術領土繪圖的空隙，處處都有這些反抗人群走出的足跡，這些足跡所交織成的小徑，正悄悄鬆動著僵化的族群界線。

本文作者｜郭敬耘
視覺藝術創作者及影像導演。源於自身的移居經驗，關注邊境地帶、移民佔領聚集地的討論。主要的藝術實踐方法為計畫性研究，以錄像、文件裝置、行為等媒介呈現。曾於亞洲雙年展、泰國MAIIAM美術館、台灣雙年展、非洲當代藝術博物館（Zeitz MOCAA)、雅加達雙年展、柏林世界文化宮、高雄美術館等藝術機構進行展覽、放映及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