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即將開幕的「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拜訪林木材，四周碌碌地準備開館迎賓的最後工事，林木材領著我們東走西瞧，熱忱地為我們開箱這幢各方企望已久的國家級影視聽資產寶庫。

跟著他的腳步拾階而上，瞥見我們腳下踩著的梯面，繪的是台灣電影的重要紀年，我們被累積起如今的種種，一階階的墊高，來到他的研發處處長辦公室。

即便小巧，現在他總歸是擁有自己的房間了。回想他走過的紀錄片軌跡，從一介翹課在外遊蕩、被偶然撞見的紀錄片震擊到崩潰大哭的大二生算起，在外觀上看起來，應該可以稱得上是個相當勵志的故事了。

當年「狹小的心胸被紀錄片的力量狠狠地給扳開來」（林木材語）的他，就此一頭栽了進去，在學校創了電影社，而後從企管系跨域去到了南藝大音像管理所，正式接受紀錄片的專業訓練，持續看片、讀書、寫評、參與籌辦各種相關活動；再後來，熬過了苦悶的做兵，移居台北，立下了要靠紀錄片維生這種浪漫大膽的志願。他給自己起了個走跳這領域的名字叫「木材」，因為當時的影評常把內容寫得艱深困難，而他覺得這種負有溝通任務的文體，應該要更通俗一點，要簡單、實在，跟木材一樣。

就這麼從書寫木材般的評論開始，一步一步，涉足巡迴放映、採訪編輯、選片評審、影展策劃、網站企劃……，圍繞著紀錄片推廣的各種活兒，幾乎什麼都幹過。

2012年，他在踏入紀錄片領域的第十年，接受紀錄片工會的委託撰寫《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記錄了多位中堅工作者。蔡崇隆導演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提到當時台灣的紀錄片環境持續惡化中，正值面臨轉折的關鍵時刻，並「期盼未來十年可以看到台灣紀錄片的新榮景」。如今恰好屆臨十年，就深浸其中的林木材看來，這個期盼究竟是成真了或者落空了？

「我覺得產業面是變好了，然後政府也投入更多資金，譬如國藝會、影視局……，跟十年前比起來，金額搞不好成長了一倍以上。」可在教育方面就頗為堪憂，他嘆道作為相關人才養成重鎮的南藝大紀錄所，近年的報考人數僅剩下個位數，「專業高等教育的情況其實是在往下降。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大家拍片基本上也不用受過很專業的養成，也很容易變得膚淺化，深入的東西變得比較少。」

雙重現實

「紀錄片不單單只是影像、聲音的構成，」林木材在《景框之外》裡寫道，「它的獨特與真正意義，其實來自於景框之外，創作者面對現實時不得不做的一連串抉擇，將自己徹頭徹尾地浸到現實裡去，親身面對那些快樂、幸福、平靜、尷尬、危險、不安的心情與反應。……拍紀錄片更是一種試煉。為了解決自身的疑惑，為了追求自我認同中的真實，就必須不停地到現實的漩渦中，去翻攪、挑戰、質疑、記錄。」

紀錄片工作者先天宿命般必須得攪入的現實至少有兩重，一重是攝影機瞄向的那個，一重是自身的處境——怎麼活的問題。

多年來在公私場合接觸大量的紀錄片工作者，林木材發現這之中也有世代差異，早些年，紀工們操煩的多半是作品裡的現實，而如今，則更多是作品之外的。

「年輕一點的通常會問，要去哪裡找錢？以前其實比較不會直接這麼問。以前比較會問，我現在拍到什麼程度、我應該要怎麼繼續下去？要怎麼解決創作上的問題。但是現在有點反過來，好像找不到資源就會影響繼續做下去的意願，大家的生存條件似乎變得很嚴苛。」

才說資金變多了，但生存卻變得更嚴苛？

一方面是技術門檻降低、參與的人口變多了，此外資源肥厚了，自然也引來各方的爭食。廣告、公關、媒體公司都湊過來參一咖，評選時秀出高畫質的拍攝樣帶，勝算便遠遠甩開獨立工作者或小型工作室。

版權是另一個攸關生存的大問題。紀錄片創作者通常得仰靠作品的販售和放映維生，但卻往往在出資者最大的市場慣習下，簽下漠視勞動價值的不平等條約。依林木材的觀察，近年來在紀錄片工會的緊盯¹下，相較從前，勞資雙方都已更具版權意識，可是距離真正平等的理想，仍然有待努力的空間。

時代心靈的反映

林木材自2010年起投身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多年來（僅在2012年離開過一屆）以刻意為之的策展態度，大膽挑戰「紀錄片」這個前提，讓這影展已然養就了一種不安分的鮮明性格——每每讓觀眾發出「這也算紀錄片嗎？」的疑惑或驚嘆。

勇敢踩踏界線、挑起爭端，為的是拉開想像。林木材藉由策展示範了紀錄片可以包容各種形式、美學和議題，然而，倘若紀錄片仍有其某種核心，那麼在他的心底，最終必須要守住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思惦了好一會兒，他說：「很抽象喔……，就是，你的心裡，對時代的一種反映，你可不可以藉由這種很特殊的類型表達出來。」「時代心靈的反映。」稍後他又慎重地覆誦了一遍。

鼓勵創作者努力表達的同時，他也提醒，不要過度的把自我放大，要尊重現實。「過度把自己放大，就是認為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的，別人看到的不是，我覺得那是有個排擠性的，我看到這樣的東西會擔心。」用老派的說法來統整，那便是：「誠實，比真實更重要。」²

導演當自強

2020年，林木材在忙碌的工作中偷了夾縫，花了六個半天勤跑中正紀念堂，其結果是我們在當年的金馬手冊上，赫然發現他的大頭照出現在「導演」欄中，頂上是12分鐘的紀錄短片《自由廣場》。

聊起這個突然冒出來的新身分，他不只一次樂呼「我覺得很好玩耶」。

在啟動攝影機之前，他就打定主意，要在普遍苦哈哈到不行的紀錄片創作輪迴中，超脫出來，嘗試一種「投機取巧」的做法。

「很多人想說，拍紀錄片一定要很多錢、一定要幹嘛，我就想，我要做一個反例。所以我一開始就設想，我要拍一個15分鐘內的片，不要花太多時間，不要有特定對象……，用非常極簡省力的方式完成一個紀錄片，然後跟大家想的紀錄片都不太一樣。」

即便沒有得到太多具體的外在成績，這位新導演顯然樂在其中，並且繼續狂想他的下一個實驗。

經歷了導演實作，林木材發現自己在看待作品時變得更寬容。長年以來經常受邀擔任陪伴者的角色，為導演們檢視素材給建議，好似問診開處方。「我最常對創作者做的提醒就是，在發展階段的時候，應該盡可能的給你身邊信任、或能給你建議的人看，要敢於面對自己的不足，慢慢去建立那個心態的強壯。我發現很多人習慣獨立作業，開放度相對比較低，這就會有差。像我那個片子，我剪到第一版覺得差不多的時候，可能就丟給十個人看。」

與之相對，當他寫評時也會思考到，「我的用字遣詞要怎麼樣，創作的當事人才聽得懂，我會預設當他看到的時候會怎麼反應。那我不希望他很生氣，就算我在批評他，我會希望他看到的是，我作為評論者，想送給他的禮物是什麼。」

好好生活

這一路上擔子越挑越多，肩膀越來越沉，林木材說過去的自己總很勵志，常勸人要堅持到底，如今的想法則有些轉變了。

他明確感到過勞時的自己，對現實世界的敏感度會急劇下降，這對紀錄片創作者而言肯定也不是好事；此外也眼見有人因為過於投入，身心遺留下巨大的工傷。「如果可以好好生活，找到一個平衡點，會比較好。對創作者而言，也會比較能夠保持能量。」現在的他會說，假如真的痛苦到不行，放棄也可以是一種選擇。「生命其實滿複雜的，人生還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可以去探索。……其實就是留一條退路給自己。」

那麼他自己，待在這個有好多苦的領域，曾有過那麼一刻想轉身離去嗎？

「其實沒有耶。因為我的終極想法是，台灣紀錄片的現在、過去或未來，基本上是一個很豐沃的資源，或說很豐沃的一段歷史，只是缺乏人好好的整理它、書寫它或策劃它。所以我就在我可以的位置，不管是哪個職位，都可以從中抓出一些能做的，盡量去把它整理好。」

一邊叨唸著接任管理職之後的種種悶與不適，可到頭來又呵呵地說：「我覺得紀錄片還是蠻有趣的啦，它蠻複雜的，很多狀態，然後它也相對很自由……」

聽起來，這木材大概還能繼續，甘心實在地給這領域添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