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當天，連日來的好天氣驟然停止，台北午後的滂沱大雨，讓每個行人顯得匆忙狼狽。受訪者遲了十分鐘，電話過去，已經在路上，沒多久，挑染過的微卷過肩長髮，極具設計感的白色斜領宮廷袖棉質上衣，刷了睫毛膏的深邃大眼，一同翩然而至，宛如仙女。才剛從師大上完120分鐘課程的她，臉上沒有一絲疲態，見著素昧平生的我，也無半點生疏感，剛坐定，她叨念著因著下雨天而失去卷度的長髮，遂想著用隨身攜帶的「工具」，讓髮絲恢復原樣。

眼前這位臉容甜美，笑容可掬的女子是作家朱國珍，1997年，以《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開啟文名。外型亮麗的她，當過演員、空姐，爾後進入華視新聞部當記者，再到夜間新聞擔任主播，鎂光燈下的她自信耀眼，使人豔羨。然而，忙碌的工作也使她與文學創作漸行漸遠，婚後，她更毅然辭職，在家專心照顧兒子，就這樣，在文壇消失了蹤跡，長達十年。

創作儘管中斷了十年，現實生活對作家的摧折與磨練卻從未中斷。2003年，摯愛的父親離世，對朱國珍而言造成極大的打擊，之後的厄運如骨牌效應一般：難解的婚姻課題，二度就業的困境，再加上多病的幼子，種種壓力不僅讓她罹患憂鬱症，更長期寫不出任何東西，據她自己在小說《三天》後記中的形容，「我剛來到花蓮的時候，已經是個屍體。」作為重返文壇力作的《三天》，是她在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的畢業作品，指導教授說這部著作其實是封遺書，聽罷，朱國珍潸然淚下，爾後，她以這副「屍體」，在文壇重生。

接下來每一年，朱國珍皆有佳作，文學獎上亦大有斬獲：長篇小說《中央社區》拿下第十三屆台北文學獎年金、第五屆「拍台北」電影劇本首獎，而最為人稱道的文學豐收更是自2015到2016連續兩年獲得「林榮三文學獎」新詩及散文類首獎，將作家的創作聲望推向高峰。其中，收錄同名獲獎散文的《半個媽媽半個女兒》，以自傳性質濃厚的作品基調，讓人得以一窺作家身世。

朱國珍的父親於民國38年來台，遇見如花似玉的原住民母親，展開追求，爾後成婚。相差28歲的夫妻，平靜生活只過了幾年，在作家兩歲的時候，母親離家出走，闊別十年，在她國一的時候，才又回來。

「她帶我坐公車，抵達吉林國小站，越過大馬路，走進小街，轉角口有個電線桿，釘貼『神愛世人』的標語，再經過公園，地上都是煙蒂。小麵攤掛著『油麵』招牌，隔壁做資源回收的阿婆正在堆報紙。她從來不牽我的手，任憑我安靜跟在身後，視線剛好望著她纖細的腰與雪紡紗裙襬，高跟鞋叩叩敲在瀝青地，若木琴回音。」（《半個媽媽，半個女兒》，2017，頁131）

閱讀至此，我腦中泛起的是張愛玲，同朱國珍一樣，兩人皆降生於初秋的九月，天秤座，生日尚且只差兩天。無獨有偶的是，母親皆缺席於她們的童年，儘管最初對母親深切的、近乎羅曼蒂克的愛，到最後為母親的不可理喻的脾氣磨難著，而那些瑣碎的難堪，終究使情感的局面流失。

「她是個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裡她是遼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流言》，2000，頁8）

關於作家與母親的關係，朱國珍以一種輕輕放下的釋然態度訴說著：「我媽媽已經70了，從50歲起，她便已經開始用各種形式的方式贖罪，在這件事上，我已經透過《半個媽媽半個女兒》進行了內在的處理，也不再願意多談。」然而，當我問道母親是否有看過那篇得獎作品，朱國珍卻意外地以一種「那還用說嗎」的使我驚訝的語氣回應：「當然沒有啊！」原來，母親早已以一種屏蔽的、與其宇宙無關的方式，處遇著與女兒、與自己年輕時有關的一切，那像夢境一般的過往，有著霧裡看花的矇曖。作家在我的詢問中搜索著形容詞，究竟要怎樣描摹與母親在現實中的互動情況，大約停頓了五秒吧，「校友一般的關係」，成了註解。

比張愛玲幸運一點的是，朱國珍有著最疼愛她的父親，無論她的童年，她困頓孤僻的年少歲月，都有著父親無條件的愛與支持。自母親離家後，老父親扛起養育兩姐妹的責任：每天放學回家的一桌飯菜，晨起上學前溫熱的牛奶和麵包，開學的時候，父親會牽著她的手，教她坐公車……然而當母親突然在她國一時回到家，她以為一家四口的美好生活就要展開，「我一直以為她會跟所有童話書裡的媽媽一樣，慈愛的，溫柔的，做飯的……」而現實是，幾天安穩的日子過去，一天傍晚，母親說要出門買辣椒，這一去便是兩個禮拜……離去回來，反反覆覆，面對母親為整個家庭帶來的失序，敏感的作家也從國中時期開始顯現骨子裡的叛逆，至此一路叛逆到底，一路上她種因嚐果，沒把責任推給任何人，只可憐了自己的老父親。

她從國中開始崩壞，儘管夾帶著小學的好成績，進入彼時的台北第一女子初中——金華國中語文資優班，在那個非富即貴的生態池裡，每個學生氣宇軒昂，對老師的問題應答如流，對照她的生性孤僻，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我在此次訪談之前，整理了國珍之前受訪的報導，意外好奇國中時期的她總在報導中缺席，她說因為她不太想提，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時光，面對著家裡的情況和強勢的國一班導師，簡直可用內憂外患形容，而一次意外事件，讓她國中三年自此蒙上陰影，功課開始一落千丈。

那時金華國中旁邊是國際學舍，裡頭常舉辦書展影展，她從那時候開始接觸大量西方電影，而彼時的當紅巨星正是以《亂世佳人》、《慾望街車》聞名的費雯麗，她喜愛著這位充滿魅力的影人，甚至收集了劇照，保留了她在苦悶的國中生活中，對美的一絲嚮往，是她的詩與遠方。她和同學分享著這點小樂趣，後來拗不過同學的要求，便將劇照給帶來學校，等她從朝會升旗回班，迎接她的是影響深遠的屈辱。

「朱國珍，這是什麼東西？！」

憤怒的班導師站在講台上，目露凶光瞪視她，手上是她摯愛的費雯麗劇照。那時全班鴉雀無聲，當初央著她帶照片的同學，也像隱形了一般。她不出賣任何人，現場也沒有人還她義氣。她的倔強與班導的憤怒僵持著，一觸即發的態勢讓教室氣溫緩緩升高。忽然間，班導開始歇斯底里起來，以極其戲劇化的方式，將那八張照片，在全班眼前，一分為四，撕碎。

「嘶～～～嘶～～」有什麼東西也被撕碎了，是尊嚴，還是對美好的嚮往，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從那天開始，作家學業再沒好過，像對班導的復仇，也像對整個世界的叛逆，她苦悶生活的出口再也沒有光，於是便往反方向走，她開始用父親給的化學補習費去學跳舞，放學的時候，她和同伴到各班去搜同學抽屜裡的好物，她丟了整個課業，從小品學兼優的她，高中聯考全數落馬，始終被蒙在鼓裡的老父親，一夜之間白了頭。

接下來的人生，像一秒24格畫面，咻咻閃過，像老早寫好的劇本一樣等著演員上場：只上了四天的專科學校，像兩個世界，她無法再待一秒；雞籠一般的重考班，讓她想死……這些那些，自己造業自己擔，15歲的她再也不想面對，於是割腕自殺，可憐了當時已經65歲的老父親，他只是一直承擔著女兒「小珍」的叛逆與任性，毫無怨言。最終，在一連串的「巧合」下，她落腳天主教學校「達人女中」。從小信奉天主教的朱國珍，面對人生一連串的奇遇，朋友戲稱這是她的天主為一個小說家的誕生所安排的。

然而這段她不太願意多談的身世卻讓我看到作家靈魂的本質——在循規蹈矩的外表下，朱國珍持續為自己創造叛逃的出口，就算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也能一直知道自己不要什麼，且不願勉強自己待在不對的地方。

但是文學創作一直是個對的地方，多年來，她未曾或忘。談到文學創作上的啟蒙，她提到的是清華大學呂興昌老師，那時，老師操著台灣國語讚她文字的成熟度，鼓勵她寫作，後來她果然寫出〈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這篇與當年時報文學獎擦肩而過的短篇小說，如今看來一點也不過時，其中談女權，談政治的嘲諷，媒體現象乃至虛假的愛心與公益，依舊發人深省。她說自己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很能看見事物的核心，「我以前寫小說，從來都是從外面看裡面，不寫自己，我都在想像……我到現在都還覺得，寫小說對我而言是，我可以想像你脫光衣服的樣子，但我絕對不會開口要求你把衣服脫光。」

除此之外，深獲張大春讚譽的〈尋找楊淑芬〉也是從一個陪好友墮胎的經驗而發想的。「我的創作在呈現困惑」，在那個扼殺生命的空間裡，裝潢以充滿藝術與人文情調的畫作與書籍，這樣的衝突讓作家產生好奇，因此成為她創作的開始。

她在文學創作上的天分早已無庸置疑，只是往往與獎項擦身而過，對於那些不明不白的「落馬」理由，她不無委屈，小蝦米從來鬥不過大鯨魚。然而，是她的就是她的，二十年後的林榮三文學獎，對她的意義也因此格外重大，除了物質層面上讓她在養育兒子較無後顧之憂外，精神層面亦是莫大的鼓舞。「那是給死人的一口水」她說。

她曾經是一個溺水的老船長，如今，她能在自己捆紮好的小舟上，抬頭看看星辰與陽光。她說在她的想像裡，遠方有個真善美的世界，可以透過文學抵達，雖然作家在新作《古正義的糖》將「善」與「美」切斷了，¹但是她依然嚮往那個美地。

訪談接近尾聲之際，我竟有種想哭的衝動，眼前這位年過半百的女子，在歷經無數生命的磨礪之後，美麗的臉龐不見滄桑掠過，淡然而優雅地談笑，溫暖了咖啡廳一隅。從小缺乏母愛的她，卻慷慨地將大量的愛給了兒子，她說是為了彌補自己失去的母愛，甚至覺得自己太自私了。而我依然想到張愛玲，母親的脾氣毀了她的愛，於是她用苛薄的筆寫出機關算盡的沒有愛的世界；然而朱國珍卻用「黑暗的眼睛尋找光明」，作品在處理人存在的孤獨與困境之際，未必光明，卻常閃現更深邃的愛與關懷。

張愛玲說「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她引論語的章句，來說人世人事，於是「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我以這樣的心情來聽朱國珍的故事，讀朱國珍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