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來源｜Scotsman.com
文化生活之於當代社會成了解決健康、犯罪甚至經濟復甦的萬靈丹，但問題是這種認知已完全忽略的藝術的本質。凱文葛羅夫藝術博物館 (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 的設置是19世紀英國城市博物館風潮下的成就。藝術具備本身存在的價值，藉著親近藝術的真善美，讓人們呆板無趣的日常生活得以昇華。
近日於愛丁堡舉辦的博物館及畫廊高峰會，文化官員 Fiona Hyslop 的致詞稿大肆讚揚推崇蘇格蘭的藝術發展，詞彙如創意、多元性及參與等詞彙不斷出現，但卻不經意的暴露蘇格蘭政府對藝術及文化機構的意義缺乏深入瞭解。完全不曾提及任何藝術家或藝術創作，Fiona Hyslop 表示「政府極為重視博物館及畫廊為社會及社區所帶來的重大影響」。聽來極為合理，但所謂「重大影響」如何評估？藝術參與帶來許多好處，包括教育、公理正義及健康。
不光是心理層面，還有來自於參與「文化活動」的實質收益（連藝術一詞都不用了）。所謂「證據」也只是藝文團體為了爭取補助資源，試著以績效評估的語言提出官方所要的答案。藝術的確有其影響力，但卻是難以預測評估。倫敦國家畫廊開幕時，保守黨 Robert Peel 爵士向國會表示，「憤怒及反社會化的激憤，也許可透過藝術對人類心靈的影響而獲得緩和抒解」。但事實不然，牆上的拉斐爾畫作並無法阻止暴動或政治動盪。文化的確可令人感受悲傷及負面情緒，重新衡量人生，卻只發現欲求不滿。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設置偉大的畫廊，藉以改變人們的生活。對社會評論者 John Ruskin 而言，藝術提供真善美及道德的慰藉，藉以逃避現代社會的沈痾。藝術並無法直接解決社會問題，也不該被如此要求。教育、公平正義及健康議題，應該是政治家該解決的事，政治無法解決的問題卻希望文化達成，無疑緣木求魚。政府無法以社會解決方案處理這些議題，卻將重擔託付給藝術家及藝文團體，如果博物館及畫廊只能將營運策略限制在解決健康及犯罪問題，那法律及衛生相關部會也都該關門大吉，我們就該自求多福。
另外，將藝術賦予文化外交的功能，也是將文化工具化，過渡將文化功能延伸成為外交辦事處。所謂透過「文化分享」建立國與國之間的瞭解，消除文化藩籬。但文化從來就不是外交，更不該成為外交工具，某些藝術創作更是因為戰爭而產生，出自於憎恨。如果我們都要為藝術做為文化工具而背書，勢必導致伊斯蘭藝術被泛政治化般，引發激進反應或恐伊斯蘭現象，而忽略了伊斯蘭藝術中特有精緻、對稱的設計之美，是欣賞歷史古文明的窗口。將藝術文化工具化，更可能造成內容審查制度。
另外文化官員更喜歡將藝術節慶歸類為創意產業，創造2.7萬億的產值，提供了7萬個就業機會。將所有文化活動歸納為創意產業，其實是一種貶抑。某些藝術的確可創造利潤，但有很多不是這樣，因此才有藝文補助。文化對經濟產值的貢獻並非其主要目的，愛丁堡藝術節吸引大批觀光客，售票數字亮眼，是件好事。但愛丁堡藝術節最棒的是帶來精彩的戲劇、舞蹈、音樂、歌劇及文學展演。
10年來藝術政策一直都以藝術對社會及經濟所帶來的效益。舉國上下及文化界都在談論藝術有助於社會包容或結合商業的議題。以社會或經濟目的將藝術工具化只會傷害藝術發展，要求藝術家負擔不該他們所負擔的責任，何其沈重。以「創意蘇格蘭」為例，許多人並不認同政治界操弄藝術的手腕。文化官員的這篇致詞更是反映了官員們並未學到任何教訓或掌握問題所在。
藝術的價值在於其品質，也是唯一的評估方式。藝術或許能衍生其他效益，但卻不是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