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藝術里民活動中心，應該是甚麼樣子？
24小時開放？
總是有藝術家和策展人聚在一塊兒？
若是對藝術充滿興趣就可以上門去參與各式活動？
專業藝術人員永遠可以充電的地方？

一切，要從2008台北雙年展中，一間搭建在中山美術公園的藍色小屋開始說起……

當初僅是個提案

華裔奧地利籍藝術家楊俊參與了2008台北雙年展，提出一個研究計畫；在全球藝文脈絡發展之下，他特別關注台灣的專業藝術中心的存在問題：這樣的空間如何與「人」連結？今日當代藝術中心的功能可以是什麼？能不能有以迥異於國家或私人藝術單位的形式存在？當年公園裡的藍色小屋為〈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台北〉的臨時辦公室，這辦公室裡不斷拋出關於當代藝術空間、單位、官僚體系與相關文化政策的詰問。一群有相同理念的當代藝術家、策展人、學者及文化工作者，開啟了「台北需要何種藝術中心」的討論，試圖觸發一場新行動。

維也納的「分離宮」（Secession；1897年由奧地利藝術家協會成立，是一個前衛藝術家組織）、柏林的「藝術工廠」（Kunstwerke；集結一群藝術家的創作空間，而今成為柏林當代藝術的發展中心）、巴黎的東京宮（Palais de Tokyo；常年舉辦青年藝術家展覽，向公眾展示法國與國際當代藝術創作），倫敦的當代藝術中心（ICA；有豐富當代藝術文獻與影像收藏）等，這些相關組織／機構都是各國對於當代藝術集結與呈現的實例，而台灣是否也需要一個能讓專業藝術工作者聚集、交流，刺激台灣的當代藝術生產、向外輻射並與國際交流的藝術中心？

當初的提案，很快吸引集結了各方建議與資源，同年，同一批核心成員便成立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2010年，積極催生下的實體空間──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接著開張。「基於相同理念，我們試圖串聯社群，當時並沒有這種自主性的組織。」鄭美雅回想說。協會成員相當清楚台灣藝術創作者與相關工作者面對藝文政策及資源上所遭遇的困難，認為當代藝術中心應致力於集結藝術社群的聲音，形成一股新力量，才能與官僚單位相制衡，扮演藝術文化圈裡的重要角色。

做一個能發動創意的組織

成為一個能發動的組織，才是在做一件對的事。「你想想，台灣2010年花博結束之後，熱鬧活動之餘，實質上發動了甚麼？又留下了甚麼？」鄭美雅說，「文化生產並不是辦一場國際市集，或是幾個販售創意商品的園區就能達成，這種『大型臨時或固定的創意市集」並不會讓創意深化，生成台灣長遠的文化養分。一座圖書館，一個美術館，一個藝術社群聚集的藝術中心，進行本地的藝術研究與生產，對外的國際連結，不需要規模很大、經費很高，或許才能長長久久，持續發生文化積累。」對於公共議題，藝術圈有許多想法，然而，台灣的藝術圈不大，資源的爭取與互斥，使得實際串聯或合作變得困難，不同的實踐路線的想像，也使得社群間合作、溝通較少，人力資源短缺與經驗的片段化，使得藝術工作者較難對公共文化政策提出專業、重量級的看法與願景，「藝術社群當中也許大家的藝術實踐會不同，然而協會不是單一意志，每個人連結的線索和脈絡，我們都會盡可能網羅進來。」鄭美雅說。

已有許多跨國策展經驗的鄭美雅認為，目前當代藝術中心的國際連結，都是先由各人的連結展開的；「很多個各人的網路交疊在一起，會激盪出許多公共性議題的討論和火花，於是會從個人延伸到群體產生合作效應。」

駐村計畫，重視每一個「當地」

2014年，TCAC推出「關鍵議題駐村計畫」（Burning Issue Residency Program），對象以文化研究者、策展人及當代藝術創作者為主，根據其長期關注與投入的議題來決定能否與TCAC進一步合作，「駐村計畫若涉及國際連結的時候，我們必須能夠判斷，才能適當的引介人才與機構，促成一次成功的交流。」鄭美雅強調，「為了讓資源或支持能更有效，我們的經驗與判斷才是這個計畫向下執行的關鍵。」

藝術家高俊宏對政治經濟現象的觀察，延伸到了對生命、對社會存在價值的檢驗，他提出以英國曼徹斯特等城市為找尋可能答案的計畫，透過當地官方或民間有關工業發展與勞工組織所收集來的「民眾意見檔案」，轉化成拍攝記錄片的靈感題材。吳音寧的「走河計畫」從2004年一篇標題為「中國水壩，害湄公河枯？泰寮越柬聲討」的「舊聞」開始，啟動好奇與興趣，決定追著流動的河水，從中國的水壩開始沿著走，一路觀察並短暫駐紮沿途據點，一路訪查當地人文風貌，就這樣從雲南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走向出了中國、瀾滄江「變成」湄公河的邊境之地。

針對不同提案，深度的安排與聯繫實是計畫的重要環節，「TCAC的駐村計畫非常focus，每個提案都經過很深入的溝通，它的核心價值不在於成果，而在於實踐的過程，」鄭美雅說，「以高俊宏的提案為例，TCAC與曼徹斯特的華人當代藝術中心合作，經溝通後，他們也會知道要找甚麼樣的人來協助研究者完成計畫。」

每一個不同的論述與研究都有依循它而搭建出來的平台和資源，不會是均質的，「我們依不同計畫補助的資源都不大相同，像是量身訂做，這些較為精準的媒合嘗試都是為了使駐村計畫的參與者真正觸及每一個『當地』的真實狀況。」此外，鄭美雅認為：「文化生產有不同的長度與厚度，一方面我們鼓舞這些實地研究者走出去，尋求議題上可能的答案或創造更多的討論，一方面這樣的連結一旦建立起來，未來就會有再合作的機會。」在搭建自己的國際平台的同時，TCAC也保持自己的國際活躍性，這樣最終建立起的國際連結，才是它嚮往的價值。

關於人才培育與其他

除了駐村計畫，TCAC還辦理專業論壇、講座與工作坊，邀請前來台灣駐村的藝術家及策展人，分享專業知識與在地體驗。「我們會繼續邀請藝術文化工作者來台灣進行駐地研究，」鄭美雅認為，「只要研究者帶來自己的論述，可能是針對當代藝術、社會學、文化現象或其他，都可以為台灣在地的研究與論述相互對照，我認為這是重要且珍貴的知識生產的過程。」

此外，TCAC將有「策展人學校」計畫，鄭美雅說：「像是一個策展實驗室，我們希望每年訂出不同主題，邀請對策展有想法有興趣的學員參與。」這個想法與近年來國藝會和鳳甲美術館合作的「策展人培力」計畫不太相同，同樣是對策展方向的在鑽研，TCAC更落實於「如果不是為了做展覽，策展人的本質訓練是甚麼」的一貫理念。「策展的面向與工作有很多，田野調查、深度研究、知識分享、工作室參訪到文化政策的討論都是可訓練的能力。」

這個人才培育的理想也落了一部分在實習生的培訓上，TCAC每年大約招募20至30位來自不同科系的實習生，可能有藝術相關科系、社會學系、外文系，商業與財會……透過實習計畫，這些學生可以做報導記者、藝術家翻譯、書寫評論、建立檔案資料庫，甚至了解非營利機構如何維運，這一些都是很實際有效的實作經驗。

做目前沒有人去做的事

TCAC以作為台灣當代藝術的Hub為己任，儘管自稱是小機構，認為很多計畫不是目前中心所能負擔的，但是邊打仗邊學，TCAC還是在艱鉅的狀況下試圖開展未來計畫。「今日的藝術世界，有很多結果都是由資本決定，那個資本遠遠超過我們現在所想像，背後是複雜的跨國資本機制，我們只能小規模的做自己能做的事，自己相信的事。」

無論台灣的政治視野如何影響藝術文化的發展，鄭美雅認為當代藝術能夠扮演發動的角色，「我們歡迎大家來參與，這樣才有更多創意會產生，」她笑著說，「希望藝術里的里民多帶朋友來走走！」

有趣的是，從台北當代藝術中心搬來安東街這寧靜巷內，或許左鄰右舍感染了來往藝術家、策展人和年輕學子的氣息，這裡陸續開了三家咖啡廳；我一點都不質疑當代藝術能帶來「發動力」這件事，我認為影響了社區氣質的TCAC還能保有繼續為台灣當代藝術發動更多創意行動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