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與談人：
須文蔚（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暨系主任）
王嘉驥（獨立策展人）
鍾文音（作家）
羅浥薇薇（作家）
吳季璁（藝術家）
羅仕東（藝術家）
可不可能在面對異文化時，更認識自己？──羅浥薇薇（作家）
我是今年四、五月得到文化部的補助，到法國的瑪內藝術中心（Centre D’Art-Marnay Art Centre；CAMAC）做駐村作家；那是一個非常偏僻、僅有300人的小鎮。這個藝術中心原本是座古蹟，在六〇年代當時是一個法國很火紅的爵士電台節目播音間，而現在已經完全廢棄了；爾後因為兩位藝術家的努力，使這裡成為駐村藝術中心，它歡迎藝術家及作家一起來駐村。
這是個遺世獨居的地方，非常適合創作者專心寫作，但也因為這個空間相較於外在環境的隔絕性，住在裡面的藝術家是不能不social的；我們有公共的伙食，大家一同集合在飯廳，所以必定要social，我認為這是此駐村中心的特點。
駐村的兩個月當中，我先完成了一篇跟駐村地絲毫沒有關係的小說，我想這是因為，沒有辦法一到駐村地，就能夠馬上將空氣跟養分快速的吸收，放入自己的創作當中，因此我是利用這兩個月完成一篇10000多字的小說跟一些短文。而回到台灣之後，我以駐村地點為土壤寫了一個具短篇小說規模的故事。
在CAMAC駐村，我接觸到不少藝術家、作家和翻譯者，許多創作者也身兼策展人，或編雜誌之類的工作，在互動的過程當中有很多交流的機會。參與作家自發性的朗讀會時，遇到一位從巴西來的童書作家，因為題材有趣，我請她將英文版文字寄給我，我可以推介給台灣出版社。另一位正編輯詩刊的中亞年輕女作家，請我們把自己詩的創作提供給她，讓她翻譯後選編進詩刊當中，我覺得這都是難得的機會。
我覺得此次的駐村經驗裡，很重要的是去思考「認同」這件事；四月駐村之際台灣當時正值學運，我一直相當關心情況如何，當下的情緒令我覺得很想讓別人多認識台灣：會很想告訴別人你的國家發生了甚麼事，以及你對身處的政治與文化情勢有什麼焦慮與想像，同時也想得到別的藝術家（在不同的政治與文化情勢影響下）的想法。我認為這是到不同文化的駐村地必定面臨的焦慮，無法迴避的課題。
循序累進的內涵，要從自己島嶼的駐村開始──鍾文音（作家）
今年七至九月，我在美國聖塔菲（Santa Fe）駐村，我在那裡認識了很多已有相當駐村經驗的藝術家；國外的藝術家養成經驗其一，是他們經常駐村創作，他們人生的經驗裡有大量的移動，如此形成廣大經驗的匯集。反觀我們在台灣這塊島嶼生活，卻缺乏踏遍島嶼每一個角落的經驗；我認為我們之所以能與國際接軌，應該是靠著分享自己對島嶼的認識和深厚情感。
一個藝術家的國際觀在哪裡？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因為文學牽涉母語，而這個母語的語言有著先天上的強弱勢之別，有時指的是對某個文化的不理解；我自己很慶幸有三部小說翻譯成英文，但儘管如此，有許多人還是認為要去理解我的作品是困難的；而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對台灣文化的理解太薄弱。
文學創作如我，經常是帶著小說家、研究者、甚至是遊民般無所事事的眼光，在異地遊走。駐村期間，我熱衷當地研究，聆聽人的故事，並深入自然與風景的書寫。我去拜訪了很多部落，而這對我目前正在進行的小說頗有影響，我將以台灣的部落以及通商口岸為題材，提出從自己的島嶼眺望世界的思考。
此外，我認為翻譯的角色就像視覺藝術中的策展人一樣，但我們不是送他們去創作駐村，而是要去參與國際會議，與可能的合作者、出版產業的人員互動；如果不這樣做，對翻譯──這個與文學鏈結性如此高的產業──將無所助益。同時，因為駐村計畫涉及資源分配的問題，像是國際駐村計畫就對申請人有所限制，我認為這是會削弱駐村成果的，因為創作者需要大量的駐村經驗，而政府要協助的便是協助創作者取得更多相關的資源。
補助的方向造成重大影響，這絕對是個問題──吳季璁（藝術家）
我主要的觀察是以視覺藝術為主，我認為目前的補助機制有非常多的盲點。首先有一個嚴重的前題：儘管政府沒有在藝術文化領域投入多少錢，然而因為這個圈子小，市場小，產業結構小，因此有限的資源投進來之後，仍會對其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九〇年代台灣藝術發展的熱潮是複合媒材和裝置，之後就是科技藝術、新媒體和影像創作，現在則是政治與社會新議題的呈現。我認為這樣的發展，其實與政府的資源介入有很大的關係；這個改變並非是惡意，反而原本是善意的鼓勵，但最後卻是對市場和環境都造成影響。最重大的是，這個影響造成台灣藝術圈發展的斷層；正面來看，在影像和新媒體創作的部分挖掘出不少優秀的藝術家和作品，但付出的代價是，畫家似乎漸漸消失了，你去看35-50歲這個generation的藝術家，只有幾位以平面創作為主的畫家還在持續奮鬥。
其實同樣的，補助資源帶來的影響也發生於劇場界。九〇年代台灣有非常多的小劇場，補助原本的立意是支持創作，是立意良善的，然而一味偏向爭取補助的結果，造成創作的訴求對象失焦錯位，原本創作的消費對象是觀眾群，補助介入之後對象變成專業評審，因為拿到評審肯定，才能取得補助。在補助挹注的狀況下，每年秋天都有好多表演，連做表演的人都沒有時間去觀摩觀看別人的表演；觀眾也越來越少，仰賴政府經費的體質根本不足以支撐票房、照顧消費者，於是劇場的狀況越來越差。
回頭來說視覺藝術，我不覺得大量補助創作端是一個好的做法，我也並不贊成把這麼多資源只放在創作端，尤其有的對象是更年輕的學生創作者。我個人非常少申請補助，因為我必須弄清楚，我自己可以靠創作生活下去，而我也希望年輕的學生創作者可以思考同樣的道理，思考自己未來的創作之路，不是僅認為拿到補助就可以無所困難的繼續創作下去。在視覺藝術領域，我認為補助（國際）策展人和中型機構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這兩年所參加的英國個展，都是在當地非官方的文化中心舉辦，它們是社區型的美術館（有點類似於鳳甲美術館），也都有能力辦國際性的交流展覽，更重要的是，這類型的展覽中心在英國到處都有；這樣的整體發展不僅更能紮根，也更能走得長遠。
我們經常有的迷思是，必須是對等的機構才可以相互合作，但其實不然，國外大型美術館有可能與我們的替代空間一起合作。另外，關注獨立策展人也是很重要的，他們通常有專注的主題，持續的研究，他們可以作為橋樑，去串連國際關係，如果你有一個國際策展人在國際上走動，往往勝過幾十個藝術家。因此，我們要重新思考未來補助的重點及方向。
從我自己的創作說起……──羅仕東（藝術家）
2012年「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在曼谷市區中國城附近，租下了一幢三層樓的建築作為為期半年的新基地（簡稱OCAC-BK）。這個為期半年的空間進駐計畫，是伴隨著台灣泰國交流展而進行。當時我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在曼谷，特別注意群眾運動與社會抗爭的部分，我訪問了很多當地人，想了解更多關於紅黃衫軍事件。
這一件聲音作品《眼睛是耳朵》（eyes are ears），我以一個印度藝術家送給泰皇當作生日禮物的雕塑作品為主角，將麥克風貼附雕塑的頭部，試圖收下雕塑表面及裡面的聲音；因為我認為這個眼睛睜很大非常驚恐的雕像，曾是如火如荼社會運動的最佳目擊者。
在這計畫之後，我獲得機會在泰國國立法政大學織品系教書，帶學生做工作坊，討論台灣以及泰國的社會運動的差異，並藉由課堂上一系列的互動紀錄，最後以分組的方式進行織品創作。此外，近期為了八天的緬甸戶外藝術節，我將台灣一個重要的視覺元素（圈票處）──一個看來很極簡的輕雕塑，移植到有情人公園之稱的場地去，請參與的民眾在亭子裡書寫，打開了更多互動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