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故鄉》

2015年1月18日下午，走出牯嶺街小劇場和「小劇場學校」自資合辦的「共學講堂」──這是由資深與年輕劇場表演者分享自己身體、生命、生活的經驗，類似表演者的「私房講堂」，但對外開放，讓對表演藝術好奇的民眾自由聽講和發問的四天十二個小時講座；最後一場，由90年代之後的青年世代表演工作者主講。出生吉隆坡、在香港、台灣求學，擔任過香港話劇團、台灣優劇場專職演員，現任莫比斯劇團藝術總監的梁菲倚，望著滿場聽眾有感而發：「台灣劇場怎麼不是一個仍有理想有夢有愛之淨土？」

台灣果真是表演藝術的淨土、甚至能吸引來自亞洲其他國家的表演工作者來此「尋夢」？持類似說法的人，都欣羨台灣表演藝術的「自由、多元、開放」。然而沒隔幾天，我到光復北路拜訪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簡稱「表盟」）理事長于國華，聽到不一樣的觀點。表盟多年來協助政府培訓劇場行政人員，于國華又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從「行政」和「製作」的角度觀察「創作」環境，台灣果真是表演藝術工作的樂土嗎？

勞動條件先天不良

2013年表盟曾做過一份研究報告，全台立案團隊有4512團，其中台北市1091團，新北市718團，高雄市448團，台中市328團；也就是說，近一半團隊在大台北地區。統計現代戲劇、傳統戲曲、舞蹈、音樂四種類型表演藝術團體的總收入、支出，間接稅和政府補助等，其中現代戲劇最蓬勃，計算產值佔所有表演藝術業一半以上。然而扣除政府總補助額之後全呈負值。

于國華說勞動條件欠佳仍是表演藝術界的隱憂。一個剛出校門進入表演團體擔任行政的新人，大約拿不到三萬的薪水。打從一開始，他們就非循「市場經濟」原則，而大多憑藉對表演藝術的熱情，而甘願忍受「錢少、事多、不定時」的勞動條件。有人原以為可以「順便」看很多表演，結果發現行政其實長期待在前台或後台工作，根本無暇坐到觀眾席去。人才流失率高，三年是個門檻，熬過三年，才算是個可以獨當一面的行政人才。很快又會面臨五年門檻；因為這時行政人員年屆三十了，三十歲是大部分人決定成家立業或繼續做夢的分水嶺。比起其他行業的行政或行銷人員，藝術行政的行情不高，月薪五萬已算高薪，八萬以上更少，這使得許多經驗成熟的行政幹才會選擇轉行。

于國華還提到行銷環境的日新月異，藝術行政這行絕對比國民黨更早八百年接收到「婉君」的啟發。「婉君」們變心像翻書，藝術行政也以飛快的速度更新網路社群的經營手段：從經營部落格，寄發EDM、電子報，到臉書粉絲團，現下最夯的是跑校園，以「實體」代替「虛擬」。唯一不變的是團隊依賴公部門補助為主要財源的經濟生態。向公部門補助申請流程越來越順暢，只是資源永遠都不夠分配。

行政如此，創作者的勞動條件也不會好到哪去。事實上相對勞動條件的不健全，公家補助機制的「健全」，已培育出一批擅長撰寫企劃文案及行銷自己的創作世代。

正視商業市場的需要

公部門補助的生態也助長了某種藝術品味的建立，一種由學院教師、公部門評審、藝術評論者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標準」。于國華說，現在藝術團隊的評鑑，幾乎都來自這種標準，使創作者向這種藝術品味靠攏，投其所好。他認為應該建立其他的標準，例如，由廣大消費者來決定的市場標準。

于國華主張，健全的生態，依賴市場生存的商業製作，應該與仰賴補助的藝術製作共存並在。他舉統一星巴克(Starbucks)咖啡總經理徐光宇的經營哲學為例：當大街小巷的便利商店都賣起平價咖啡的時候，星巴克不但不畏懼競爭，反認為快速取得而平價的咖啡將擴大台灣的咖啡客基盤，而星巴克將客群鎖定為對咖啡更深情的人；站穩自己的定位後加上適當的行銷手段，在2008到2009年之間逆勢成長，營收和淨利都不減反增。而2010年之後，台北隱於巷弄中的「文青咖啡館」和「品質咖啡店」更如雨後春筍般竄出，如同徐光宇的觀察，擴大的咖啡消費人口開始尋找和建立自己的品味，支持了一個產品更多元的咖啡市場。

以此類推，于國華認為表演藝術的市場也可因商業劇而擴大。有了市場以後才可能募集到更大的資金投入創作，然後由大製作帶起人才的磁吸效應。他擔心在目前捉襟見胕的製作條件下，很難持續培養和支持本土優秀人才成長。

他舉中國大陸的戲劇製作為例，在台灣上千萬（台幣）的製作很有限，且集中在少數幾個團體。相反地在中國大陸，千萬（人民幣）起跳的製作比比皆是，藝術市場急速倍增，並直接吸引國際好手前來淘金。例如由萬達集團（Wanda Group）和德貢（Franco Dragone）娛樂集團在武漢推出的《漢秀》，號稱斥資二十四億人民幣。英國的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er)與南非Handspring Puppet Company 合作的舞台劇《戰馬》 (War Horse)，全球演出超過3000場，今年即將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出品製作中文版，預計在北京首輪演出50場後，前往上海、廣州、深圳、台北、澳門、新加坡等地進行亞洲巡演。

創作者如何視市場為助力

但現今世界無論做什麼，無不受到市場邏輯的牽制──即便是公部門的補助。藝術創作者面對這樣的世界，是更徹底地與市場邏輯合流、還是被逼出更強的抵抗意識？像去年四月劇作家兼台大戲劇系教授紀蔚然在《風傳媒》上所抨擊的：「當藝術家向政治賣乖、向大眾賣乖，他就是商人，不是藝術家！」，指出當今台灣藝文創作者所面臨的危機是政治和市場的雙重納編。

于國華說他閱讀紀蔚然教授的專欄文時，覺得每句話都說得很有理，但回到現實，不面對市場該如何生存？他提起魏德聖《海角七號》原本拿到新聞局500萬輔導金，魏導卻不肯妥協，非籌募到5000萬的成本開拍──這成本不及平均一部韓國電影6000萬台幣的製作預算，卻是一般台灣電影的5倍──票房大獲成功之後，才讓投資者提高投資金額的門檻，現在投資國片從千萬起跳開始成為共識。

這些年拜表演藝術的蓬勃和資訊社會的發達，年輕觀眾品味越來越高，「取悅」他們越來越不容易，倘若製作條件沒有與時俱進，總是「因簡就陋」，如何可能贏得市場和觀眾？于國華認為大家應該給正在嘗試挑戰「市場」、即使尚未大獲成功的製作多一點兒「包容」和「耐心」，例如王偉忠和謝念祖的「全民大劇團」、范可欽跨行製作的《台灣舞孃》、冉天豪的「天作之合劇場」、楊忠衡的「音樂時代劇場」、黃致凱和林佳鋒組創的「故事工廠」……。與多位「藝術界」大老意見不同，于國華說四年前的《夢想家》雖是失敗案例，不要永遠當成表演藝術製作畫地自限的緊箍咒。

于國華認為未來創作的契機，在於新的觀眾群、以及新表演場館的出現。近年表演藝術團隊積極前進校園札根的努力，和教育的改革培養了比過去更有眼界的年輕新觀眾，正一批批的走出學校，走入市場。而預計2015年底完工、2016年啟用的「台北藝術中心」將容納一座1500席大劇院及兩座800席中劇院；預定在2015年8月啟用的「台灣戲曲中心」，含1055席大表演廳、300席實驗劇場；此外含3000多席的台中國家歌劇院和6000多席座位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預計今、明年兩年加入營運。如此因來加上各地方文化中心，全台各地表演空間的胃納量將相當可觀。

于國華深深期待：新的劇場和新的藝術總監，新的經營策略和新的製作條件，都「可能」創造我們不曾經歷過的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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