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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大師布列松曾說：「攝影從發明之初到現在從沒有改變過，改變的只是技術。」台灣的攝影師父子檔阮義忠、阮璽是這句話最好的寫照。父親是傳統攝影的「教父」，兒子是最夯的手機攝影玩家。父子二人手握不同的相機，卻同樣習於透過鏡頭觀察世界、紀錄生活。
阮義忠：邂逅攝影，是一場意外
走入影像世界，對阮義忠來說是人生中的一個意外。上個世紀七〇年代，阮義忠剛從軍中退伍，到《漢聲雜誌》應徵編輯，通過面試後，他才知道自己的工作還包括攝影。當時的老闆，台灣著名的文化界前輩黃永松先生，丟了一台相機給他，教他裝好底片就走了。就這是他第一次接觸攝影的實情。「那時的我，根本不喜歡拍照，因為我之前的興趣是文學與繪畫，會拿起相機拍照，完全是因為工作的關係。」阮義忠說。
《漢聲雜誌》是台灣相當重要的一份民間美術雜誌。擔任編輯的阮義忠經常需要參與傳統藝術與民間風俗的田野調查，而拍照是必須的技能，他因此開始自學攝影，從光圈、快門的知識慢慢研究，到最後連暗房沖洗技術都學會了。現在回想起來，他覺得自己與攝影的邂逅雖然是一場意外，但是幸運的是他因為這份工作，開始對台灣這片土地有所了解。之後他陸續為《家庭月刊》、《人間雜誌》等雜誌工作，也曾參與三台聯播節目《映象之旅》的製播，所從事的工作都與台灣人文影像紀錄有關。「拿起相機讓我有理由走入台灣每個角落。」阮義忠說。攝影對他來說一開始或許只是一份工作，但是後來卻變成生活的一部份，「甚至到最後，我的生活跟創作再也分不開。」
七〇年代至九〇年代，阮義忠走遍台灣各地，捕捉無數珍貴的鏡頭。這些作品都收錄在《人與土地》、《台北謠言》、《四季》、《北埔》、《八尺門》等十餘本攝影集中。九〇年代以後阮義忠創辦「攝影家出版社」與《攝影家雜誌》，進一步深入影像藝術的理論與發展，引介重要的國際攝影家，同時推動國際交流。他所創辦的《攝影家雜誌》是世界公認的「世界上曾經存在的好雜誌」之一。出版的攝影專書如《當代攝影大師》、《攝影美學七問》等在大陸有如攝影教科書般廣受歡迎，因此，他在大陸也享有「攝影教父」之名。阮義忠從手中握著第一台相機起，浸淫於影像世界已將近五十年的歲月，經歷過上個世紀全球化、數位化的衝擊，也見證了變遷中的台灣社會。他數量豐富的作品，就是上個世紀台灣歷史的縮影。
阮璽：我用攝影記錄自己的生活
說到「意外」成為攝影師，阮璽與父親也不相上下。雖然是攝影大師的獨子，阮璽並沒有「理所當然」繼承父志成為攝影師。他跟父親一樣，從小時喜歡畫畫，很有美術天份，但是因為父親從未要求，而他也不曾認真想過要以攝影為職業，所以一直只是在父親的影像王國裏悠遊自在地長大，直到進大學以後，開始了解藝術，也真正想要進入藝術的世界時，才發現原來自己的家裡有很多珍貴的「寶物」。父親所珍藏的書籍、電影、音樂等，都是他學習的養份。於是，這個與攝影大師朝夕相處的人，默默地在一旁自學起來了。
「我一開始拍照，就是用手機。」阮璽拿起相機的時代，與阮義忠最初鏡頭底下的那個黑白世界，已經幾乎相隔了半個世紀之久。攝影工具從傳統底片相機進化成數位相機，而隨身攜帶的超薄手機能拍出五十年前想像不到的高畫質影像。阮璽是個蘋果迷，蘋果手機以高畫質著稱，他的攝影創作，很自然地從iphone開始。手機的方便性可以讓他在生活當中隨時隨地捕捉想要的畫面。「手機攝影是我生活的記錄。我在不同空間，跟不同人在一起，有什麼感受，我用攝影去回應。攝影，對我來說，就是我把我的感受，我的體驗，與旁人分享。」
阮璽瞞著父親開始玩攝影。玩歸玩，從小在父親的攝影世界裡長大，耳濡目染之下，學會了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攝影不是只有按下快門而已，手機攝影也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光線、構圖、視角、主題的選擇等，對於畫面的呈現都具有決定性影響力。阮璽認真地拍了一年，才敢把作品拿給父親看，沒想到竟意外地得到父親的認可。一生鑽研攝影美學的父親阮義忠，並沒有排斥新潮的手機攝影，不僅如此，一年前在父親的鼓勵下，阮璽在位於北投的「空場藝術聚落」第一次舉辦展覽發表自己的作品，2015年初，他的首部攝影集《院喜》出版，裏面收錄了他多年來創作的手機攝影作品。
阮義忠：攝影是我的全部，我需要這樣的生活
「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讓人難忘，剛好手上有的就是相機。」對阮義忠來說，攝影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感動的瞬間、決定性的瞬間，手上剛好有一台相機，如此而已。他認為攝影不是為了表達某種意識形態或某種觀念的工具，而是真正與生活結合的一種藝術形態。「對某些人來說，生活只是創作的材料，但對我來說，生活本身就是創作。」阮義忠說：「攝影幾乎變成我的全部，我感到很幸福。」
阮義忠開始拍照的年代，是民風淳樸七〇年代，那時台灣雖然已經開始現代化，但人與人之間還是彼此信任，不會互相懷疑。「在那個時代被拍的人會很開心，很感謝，那是台灣的黃金年代。」也因此，阮義忠的攝影世界裡，留下許多自然而美麗的臉孔。這些人物如今不知道在哪裡生活，但是他們瞬間的身影，已經化為永恆的影像，留在阮義忠的黑白方框裡。
「攝影讓我跟台灣關係更緊密。」阮義忠說。在還沒有開始攝影以前，他覺得自己雖然站在這片土地上，可是跟這土地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開始拍照以後，土地跟我的生命，產生了緊密的關係。」城市、鄉村、部落、族群是他最常取材的地方，如北埔客家村、基隆八尺門阿美族部落等，宜蘭四季泰雅族部落等。去這些地方拍照，不是為了什麼了不起的創作計劃，「我接近這些地方，是因為我喜歡去那裡。在這些地方拍照，我感到很滿足，很快樂，覺得生命很豐富，我覺得我需要這樣的生活。」
阮璽：隨性地拍，捕捉最好的瞬間
相對於在創作路上堅持將近半世紀的父親，阮璽才剛跨出第一步。但這謹慎的第一步，已經帶來太多驚喜。阮璽是在都市裡長大的小孩，他的創作很自然地從熟悉的都市生活取材。「我以前從新店騎腳踏車到東區上下班，一邊騎車，一邊用手機拍照，很方便。」這種隨性的拍攝，是傳統攝影無法想像，只有手機攝影才能辦到。除了台北以外，喜歡旅行的他，經常在各地城市進行街拍。街頭攝影沒有太多考慮的時間，只能憑當下的感受取景，如布列松所說：「攝影，意謂著頭腦、眼睛與心靈都落在同一個瞄準線上。」
「我跟父親的風格不一樣。我希望我的作品幽默而詼諧，甚至帶有一點魔幻寫實的味道。比如拍人，我希望能捕捉那最好的瞬間。我並不想要拍出很特別或很厲害的照片，只是想要表現那個人的內在，用攝影去回應他。」除此之外，他還希望作品本身具有正面能量，能散發活力。問他最喜歡拍的題材是什麼，他笑著回答：「我先說我不喜歡的。很多街頭攝影會去尋找街上的弱勢族群，比如乞丐、游民，但這些我不拍。」
手機攝影另一個好處，是手機裡有一堆修圖後製App可以使用，但是這些阮璽都不用。受到父親影響，他盡可能在按下快門前將一切準備工作做好。雖說手機攝影不用消耗底片，輸出方式也比傳統的暗房沖洗方便得多，但這並不表示拍照可以不經過觀察與思考。關於這點，父親阮義忠也給予阮璽肯定。「阮璽的作品沒有用很多後製的技術。他雖然用手機拍，但也是像拿相機一樣，完全表現構圖的能力，有自己的看法。他的作品很篤定，不是意外得到的。他具有精准的眼光，這是平常美感素養的累積而來。」
阮義忠：暗房像修道院，一個心靈對話的空間
數位影像的時代來臨以後，阮義忠也開始觀察影像藝術的新發展，「我倒不會覺得新科技來了就要改變調整。反而更不想放棄我的暗房。」他雖然能肯定阮璽的手機創作，但是卻也深知，現在大部分年輕人都沒有機會了解攝影的根。年輕攝影師一開始接觸攝影，就是使用最先端的科技，所以以為攝影很容易。他覺得一個人若不知道攝影是怎麼來的，或許，就不會懂得尊重一個影像的誕生。
「攝影是光學跟化學的整合，是需要等待的。」一個攝影師要待在暗房裡，才能看見到影像成型的過程。很多年輕攝影師不知道影像的原理，第一次進暗房只覺得新鮮有趣。其實，一張影像的出現是困難又漫長的過程，「暗房有點像修道院，是一個自己跟自己心靈對話，也與他人的生命對話的空間。」阮義忠說：「在等待的過程中，跟過去告別，對未來充滿期待。而拍照那瞬間的體悟，回到全黑的狀態。所以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個全新的生命，神秘又神聖。」
阮璽：我能理解自己為何要拍那個畫面
創作力旺盛的阮璽，短短一年間已經在台灣、大陸、香港、日本等地辦過攝影展，也出版了台灣第一本手機攝影集《院喜》。他的作品意像豐富，而且如他本人所說，散發著幽默詼諧的趣味。比起父親作品中濃厚的時代感，阮璽所展現的是新時代的影像語言。攝影本是一種表達工具，而影像向來具備說故事的能力。「當我拍照時，並沒有多想，只是單純想要捕捉畫面。但是後來，看自己作品，可以理解為什麼會拍那些照片。」新時代的影像，與其說記錄真實，不如說是尋找真實。想說的話，是在影像成型以後，才具體知道是什麼。這是新時代影像共同的特色。而攝影師的角色，不如用羅蘭巴特所言下個註腳：「攝影師的超人之處，不在於能見人所未見，而是他正好身臨其境。」
註1｜圖源│阮義忠攝影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