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對照──李瑞騰、李時雍父子的文學行旅
2015
10
13
文|洪玉盈
對照記
文學之於李瑞騰、李時雍,作為內在抒情,作為生命經驗的一種形式,創作和工作之間的親密,如是這般日常。

那時夜已深
我輕輕轉動鑰匙的聲音
驚破一室空寂

小兒在讀他的比較政府
長子在寫他的舞蹈評論
而他們的媽呀
正伏案和晚清奇女子深度對話

只有我不在
只有我
不再讀書

——〈阿疼說〉,2012年12月12日

李瑞騰的文學之路,從當時鎮上的出租書店開始。

斜風細雨,強颱杜鵑逐漸向我們靠近的午後。在玻璃門內見父子倆緩緩一前一後,把傘妥妥地安置角落,推門入內,兩杯咖啡坐定隨性。文學之於李瑞騰、李時雍,作為內在抒情,作為生命經驗的一種形式,創作和工作之間的親密,如是這般日常。

追憶兩人的文學軌跡,出身南投小農之家的李瑞騰,初中曾留級一年,畢業後和父母學習耕作,當一位莊稼漢;前此約十年的八七水災,淹沒了烏溪畔良田,他在那裡當了三個多月的墾荒工人,在身體勞動的極限中,萌生重返校園的意念。他在青春萌動的初中時期即仿詩抒情,但笑謙自己三兩句不成調,直至上了高中,寫作的意識才逐漸清明:「編輯向我邀稿,在校刊的扉頁給畢業生寫封信,同期還收錄我的兩首詩,其一是我仿桑德堡寫〈霧〉如貓之行走而寫成的〈烏雲〉;其二是一首描寫流浪漢歸鄉的詩〈夜歸〉,後來再讀,覺得那是我自己精神上重新回歸了田園。」

在資訊困滯的一九六○年代,李瑞騰的閱讀場域,記憶中圖書館並不存在。初二時迷上武俠小說,經常光顧的是舊街仔頭和郵局邊的租書店;上了高中便在草屯台中往返轉乘的放學途中逗留,在沿街的書店穿梭:「鄉下的書店是很簡單的,當時台灣所出版的民間通俗小說,特別吸引我。」

相對於李瑞騰所處的困頓年代,八○年代出生的李時雍,有父親的書房如歧路花園般的圖書館。在李時雍的兒時記憶中,父親的書房有一台收音機,他最喜歡伏貼在父親冰涼的玻璃寫字檯上聽廣播。後來,父親的藏書愈來愈多,書房也換作弟弟的房間,才在外頭另覓書房,當工作室,亦作藏書之用。

接觸文學之後,李時雍開始去翻看父親的藏書,跟著他在書頁上頭的筆記圈點讀字行走,也慢慢理解作為一個館藏管理者的父親所需面對的事務、和書籍相處的感覺:「在中央大學圖書館和台灣文學館擔任館長的父親,讓我想起曾任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從事寫作與研究的波赫士。」

李時雍的閱讀經驗,從父親的書房開始一頁一頁的累積。

從李時雍所勾勒的父親形象,李瑞騰也意識到孩子自小的所見所聞,甚至嗅到的氣味,都會內化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他認為在孩子學走的過程,盡可能是看著他走,而不是牽著他走。然而,說起那段因身兼多職而經常錯過與孩子共處的時光,仍是有情非得已的歉疚:「那時我在專科學校專任,同時在文大與實踐兼課,另外有報紙的副刊要編,後來還接了《文訊》雜誌的總編職務。」當他意識錯過不再時,李時雍已經上了高中:「時雍高中時對課業並不積極,倒是社團忙得不可開交,那時已經會用文字來抒情,他可能從不知道,我從垃圾桶裡撿回許多他揉掉的字紙團。」

李時雍自小學鋼琴,寫詩是為了填詞譜曲。國中畢業的那年暑假,作文老師以楊昌年的《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為本,教他習作賞析,對詩的概念還很模糊,電影《情書》倒是給了他詩般的青春映像:「劇中飾演男藤井樹的柏原崇喜歡坐在窗邊讀普魯斯特的小說,我也跟著他去學了畫畫。」直到高中編導詩歌比賽,寫詩的意識才具體而清晰:「我開始讀詩,最喜歡的是聶魯達,後來還看了取材自他流亡軼事的電影《郵差》。」

回看李瑞騰就讀文化大學時期,華岡上狂熱的寫作時光,反映困頓的年代,寫來格外真實:「那時,我們所能讀到的只有徐志摩、泰戈爾,至多是《胡適文存》。我可以在餐廳選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上一下午,從閱讀中尋求慰藉,寫詩、寫散文,也寫小說。1991年我自印出版《牧子詩抄》之後,寫詩多半爲了工作上的需要。」2011年8月,仍在台灣文學館任職館長的李瑞騰有了臉書專頁,每日一則簡訊「阿疼說」由小幫手李時雍上稿更新,起初像是分行短句的日記手札,寫著寫著,那蟄伏已久的詩魂竟被統統喚醒。

編輯台上的李時雍談及自己的寫作經驗,也與父親相仿:「寫完《給愛麗絲》之後,我的書寫就以思考屬性的評論和報導居多,感性面向的散文寫得很少,寫作似乎如此,當生活經驗累積到一定厚度時,自然就會長出東西。」在散文和詩的寫作上,李瑞騰認為情采的飽滿需要累積,語言和內在才能相融,生命的真實感受是極為珍貴的:「這和每個人的人生複雜度有關,我都是在書寫人或事中把自己擺進去,寫高中老師、文壇故友,過去的生命經驗可以重新再被組合,像在清理自己的文學歷程,也和整個文學發展有關。」

在散文集《給愛麗絲》中,寫字的李時雍,學著跳舞,字如音符,音準到味,他認為寫作在不同階段表述方式有別,當詩的形式無法把話說得透徹,散文會是較為完整的詮釋,但文字的詩性是不變的。跳舞又是另一回事,非關寫作,與思考有關:「跳舞時看見自己身體的模樣和寫字時不一樣,就像透過音樂、畫畫、電影看見的世界不同,這使我思考原來的生活,是否需要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跨界。跳舞對寫作不一定有用,但和寫作一樣,對生命有幫助。」

《你逐漸向我靠近》收錄了父子倆當時於《人間福報》專欄裡的對談與日常感悟。

寫作佈局乃至生命體驗都是「編輯」的過程。李時雍憶起擔任《人間福報》副刊編輯之初,是從組版開始,進而參與改版的工作,按部就班地也走齊了整個編輯流程:「我覺得副刊的編輯,是把對的東西,擺到適合的位置上,甚而策劃主題(專欄)進行邀稿,啟動一個主題性的集體書寫。即使大家都說副刊式微,我仍認為它是整個文學史中很重要的部分。」

李瑞騰認為編輯是訊息和知識傳播的關鍵,卻長期被忽視:「比方楊牧在志文出版社所編的『新潮叢書』和《現代文學》第四十六期『現代詩回顧專號』,在傳播文學和生成典律上貢獻很大,他的編輯行為值得放大特寫。」將具代表性的編輯家及其編輯作品,蒐整編撰成「編輯史」,將會是李瑞騰著手書寫的重心。

九年前,李瑞騰和李時雍合著寫成《你逐漸向我靠近》,七年後李瑞騰再讀李時雍的散文集《給愛麗絲》,有所點評,有所期許:「時雍的散文用字節制,敘事跳躍,那些被省略的部分,或許可作為增加故事線條的養分,嘗試小說的書寫。」

對李時雍來說,創作時不會特別思考文類,在寫作上的滿足,著眼於能否處理更多的思考層次,更希望寫作可以是「不為寫而寫」,對他而言,寫詩可以是這樣的狀態。關於他曾預告的「枕邊書」計畫,雖已告一段落,但他還擺著,想讓它再沉澱。沿途持花,花開有字,聞花有味,自是時候。


於李瑞騰與李時雍父子而言,文學,是一種內在的抒情與生活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