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半楊禮榕】半勞動與半智人的行動計畫
2024
06
28
文|楊禮榕
圖|楊禮榕提供
我半半的藝術生活
用家事清潔服務員的身體勞動日常,來平衡寫作、帳篷和北管的精神勞動,兩種勞動必須並行,才不會真正被困在底層,也不會只是布爾喬亞……

朝向半勞動與半智人的存在

這是從希望成為更好的帳篷演員為起點,朝向半勞動與半智人存在的個人行動。勞動指的是以大腦、雙手和身體的勞動來創造價值,這是帳篷群體中的平等概念,每個參與帳篷的人,都是在這樣的起點之上顯現個體的差異性。智人原本指的是距今25萬到40萬年前,腦容量達到現代人水準的早期智人,在帳篷劇本中多次被引伸為具有抵抗、反省意識,面對社會現實仍保有想像力之人,被筆者簡化為在日常中學習新事物和尋找事物意義的精神勞動。簡而言之,半勞動與半智人的生活,就是用家事清潔服務員(以下簡稱清潔)的身體勞動日常,來平衡寫作、帳篷和北管的精神勞動,兩種勞動必須並行,才不會真正被困在底層,也不會只是布爾喬亞,而是朝向帳篷劇中具有存在意義的「人」。因此,清潔是保有經濟與個體獨立的基礎,寫作是個人存在的證明,北管是社會連結的所在,帳篷則是反省與檢驗的時刻。

2024海筆子帳篷《樟腦震盪時代》拆台合照。(攝影/陳小樺)

半勞動與半智人的生活緣起

半勞動與半智人概念的緣起,是起於帳篷研究的自我批評。筆者碩士論文研究主題是帳篷戲劇製作方法,在爬梳帳篷歷史之後,主觀認定櫻井大造的帳篷戲劇之所以異於其他日本帳篷,不只是與70年代的藝術浪潮或80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有關,更關鍵的是與底層勞動階層的密切連結。其帳篷成員曾經剪掉身分證明文件,直接跟底層勞動者共同工作、生活,視底層勞動者為有特殊性的獨立個體,而不是樣貌近似而模糊的弱勢群體。筆者認為,這樣的概念作為帳篷勞動意識的主體性,才是帳篷和民眾戲劇的差異之處。為了更理解這樣的理念,只是在帳篷搭建期間與日雇勞動者共食是不夠的,需要更平等的共工狀態。筆者雖然不可能效法帳篷前輩投身最勞力的建築業,看護工果然也不適合筆者,所以在碩士論文完成之後,選擇加入單人出班的鐘點計薪清潔公司。

半勞動半智人概念的實際執行,就是在週一到週五白天做清潔的身體勞動,晚上和週末做其他精神勞動。在終於擁有自助餐可以餐餐吃到飽的經濟自由之後,必須謹慎斟酌消費的不再是金錢,而是時間。從事清潔的七年期間,試過幾種雙勞動的組合模式。例如,早上清潔下午進劇場的藝術行政模式,三天清潔四天寫稿的評論人模式,也有請假一個月到日本參加東京帳篷演出,因此失去半數客戶、半數存款的帳篷人模式。在經歷過瞬間失去三分之二工作的疫情壓力之後,高穩定性的平衡成為目前主要原則。把以時計薪的清潔接案人生,排成週一到週五的上班族日常,當週的每個時段,都在不同地方打掃,每週重複再重複。收入來自十多名屋主,但月均收入穩定。況且,清潔工作的市場需求性很高,不會真正受到年齡或地域的限制,可以做到雙手做不動為止,也有異地就業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清潔工作的本質是建立在勞動與技術的市場需求上,而不是仰賴人際關係。清潔工作奠定了筆者經濟和工作的獨立性,也舒緩了來自原生家庭的經濟和親情壓力。

家事清潔服務員工作照,攝影於陽明山上客戶家。感謝美人屋主大方提供場地,並熱情充當攝影師。

平日攜帶之物品全貌。右邊小背包是嗩吶、吹甲、鼓棒、工尺譜、寫稿看譜用iPad、藥品、午睡枕等個人物品。左邊大背包是全套打掃用具,包含七種清潔劑、拖把、抹布、刷子、菜瓜布、水桶、圍裙、拖鞋等全套不插電清潔用品。(攝影/楊禮榕)

半勞動與半智人生活的相互制衡

晚上和週末就是精神勞動時間,目前有四種:帳篷、寫作、北管和運動。排程上帳篷優先,但帳篷製作是以年來循環,短期高度密集排練對於以週為單位的生活來說,有很多碰撞。北管和鼓亭每週上課三次,週末以出陣優先。不出陣就看戲和寫作,維持兩週看一齣戲的頻率。寫作則是在各種空檔,睡前、上班前、吃飯休息、停班取消、等待入廟的各種空檔。此外,還有本質上是復健的每日運動,因為肌肉長期處於過度使用,需要透過運動排空身體和精神上的疲勞,打破壓力性飲食的惡性循環。

看戲、寫評論是筆者目前在劇場中唯一能創造價值的方法。評論方法是檢視創作意圖與作品中的矛盾性、衡量創作能力與呈現結果是落差或躍進,以提供友善創作團隊的觀眾視角。因為無論文字是讚揚還是批判,寫作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共同為劇場發展盡份心力。當代劇場是比較熟悉的評論領域,因為北管音樂的影響,近年轉向關注傳統戲曲,尤其是廟會野台和北管戲。目前學習的北管,其實包含了子弟軒社「台北共樂軒」,和專業藝陣型的「大頭金來鼓亭」,雖然樂種不同、文化有異,但在學習傳統民藝的想法上並沒有衝突,反而可以交叉觀察到更多的廟會音樂文化。軒社子弟的基本精神是自發性服務型的社會團體,同樣具有共工無酬的合作精神,但又有西皮福祿派系、軒社流派淵源、師門輩份尊卑的複雜人情與交陪網絡,可以說是現實版的帳篷團體人際關係。

最初參與共樂軒是因為誤以為軒社現址曾經是臨界點劇象錄,那個建構高中生涯色彩的地方,後來才發現是隔壁。筆者是直到第一次參與「五月十三人看人」的台北迎城隍遶境,才真正開始迷上北管。在大台北出生長大求學就業的筆者,卻對台北沒有任何家鄉認同的歸屬感,曾經相當羨慕原住民朋友有失落的傳統可以追尋。直到在街頭的鼓、嗩吶與鑼鈔樂聲中,感受到慶典特質的社會性,瞥見近代台灣民間歷史與民眾生活的軌跡。在廟會音樂中找到家族回憶、重拾起對神明的信仰。以雙手奏樂,借用帳篷的平等概念,用雙手和身體的勞動,建構所祈願的世界。

參與大頭金來鼓亭之「天帆清音」。(攝影/偉哲廟會)

新春子時共樂軒到台北霞海城隍廟向城隍老爺祝賀的排場。(圖片來源/台北霞海城隍廟)

被勞動生活改變的演員論

海筆子帳篷受疫情影響,五年沒有公開演出,這次重聚的演出可以算是對半勞動半智人生活的驗證時刻。首先,發現演員的優先任務不是創造角色,而是找到角色存在的意義,怎麼在劇本中被台詞形塑,如何跟其他角色相互搭配又有差異性。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加上在街頭相遇的人們之形象,跟著陣頭隊伍撿拾飲料空罐的阿嬤、用菸酒嗓劃破菜市場人群的攤販、個性強烈到難以在一般職場生存的廟會小工、帶著榮耀在服務神明與賜福大眾的乩身,這些驚豔筆者的獨特存在,混合成此次的角色形象。

共同創作戲劇情境才是表演。在演員的準備上,以前是著重進入角色,有效方法是在原地來回幾十遍,直到走出角色特有的走路姿態。這次驚覺專注自己的表演是無效的,而是必須專注在對手和整體氛圍上。因此,上台前對大樹或牆壁反覆演練台詞,讓台詞無論如何不會忘記。雙手摸著地板,就算是水泥地都能感受土地能量,由內而外的放鬆。在表演上無論情節為何,最重要的都是能量上的相互丟接,和對手共同建立戲劇節奏。舉例來說,每句話的第一個字都會接續對方句尾的音高和音量,再視台詞需求變化音量、轉音或轉折,以和聲或合奏的態度表演。發現如果把精神放在建立自己的表演,無論多激昂努力,觀眾總是疏離或淡漠。但如果把專注力放在相互拋接和共同建立戲劇節奏上,觀眾就會變得很友善,似乎更能接收到台詞內容,而對情節有所反應。角色已經在反覆排練中被建立,演員只需要專注的回應對手,共同創作這段戲劇情境,這才是觀眾所看見的現場性。

受疫情影響,海筆子帳篷時隔五年後的公開演出,也是對半勞動半智人生活的驗證時刻。《樟腦震盪時代》劇照。(攝影/Doyoung)

結論:從努力向下到努力向上的行動方向

筆者沒有用斜槓藝術家來思考現在的生活,只是想要有意義的活著。清潔的工作成果是真實被他人需要的,以滿足他人需求以換取合理報酬。靠雙手勞動賺錢的穩定生活,讓筆者能在北管、劇場和帳篷領域,專注的思考藝術、美學和文化層面,並相信某些時刻也能帶給他人藝術性的感動。不再擔憂是否虧欠父母或社會,不再讓藝術行動中夾雜著逃避現實的意圖。

身體勞動和精神勞動並行的生活,讓所有事情都必須回到本質和現實層面思考,簡化再簡化還是無法放棄的興趣和責任才會留在生活裡。身體勞動的面向充滿感恩,太負面的工作關係就換客戶,精神勞動雖然擁有的時間不多,卻充滿動力。面對問題沒有太多煩惱或焦慮的空間,解決或遺忘才能前進。最大的缺點是思考和感受的能力變得非常遲緩,帳篷檢討會結束一個小時之後才有想法。半勞動與半智人的行動計畫改變了生活、思考與存在方式,過去曾經是喜愛勞動的帳篷青年,是一個努力向下的布爾喬亞,讀書、寫企劃、進劇場是日常。現在的筆者,寫出兩百字之前需要先醞釀三小時。上課時在嗩吶、鑼鼓聲中照樣睡著,製作會議打瞌睡,排練場只要坐下就睡著,最驚人的是讀劇中竟然睡著了。但無論如何,都沒有要放棄學習北管、寫評論或參與帳篷,因為那是目前找到的存在意義,向世界證明自己的存在,努力向上、好好的學習作為人。

身體勞動和精神勞動並行的生活,把在街頭相遇的那些令人驚豔的獨特存在,融進了角色裡。楊禮榕於海筆子《樟腦震盪時代》。(攝影/Doyoung)

 

本文作者|楊禮榕
海筆子帳篷劇團成員、台北共樂軒子弟、大頭金來鼓亭樂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碩士。一半是家務清潔員,一半在參與帳篷、看戲寫評論、學北管和鼓亭樂,有時候覺得自己快瘋了,但瘋得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