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持續進化，從繪圖生成到文字組織都已經出現一般大眾隨手可及的工具平台，人人似乎都可成為「創作者」。在如此創作與受眾界線逐漸模糊的時代情境，作為兼具作品接受與回饋生產任務的第三人，評論者該如何看待評論一事？會不會日後只要將作品文字資訊、宣傳資料等傳遞給AI，它就能生出一篇頗具雛形的評論，評論者只需要進行加筆或編輯工作即可？事實上，不用等到AI突襲人類，此前幾年PTT、臉書、IG等各式網路社群平台出現的相關社團，已經引發評論界反思評論一事的必要性，是否人人皆是評論者？專業評論者評／憑的是什麼，使其意見具備被看見的價值？這篇文章無法預測評論工作的未來，而是面對情境不禁思考，評論（主要為表演藝術領域）工作的本體性質究竟為何？本文提供以下看法：評論一職之所以尚且無法被AI或一般普羅大眾取代，原因在於藝評是集結認知、勞動、情感流動與組織溝通等任務於一身的綜合工作，作品與評論的不同關聯方式亦可作為觀者再探作品的另類徑路。

領域展開（認知）

以戲劇藝術來說，多數編劇、劇本分析的書籍應該都會介紹故事、情節與主題的差異。簡單解釋的話，故事是作品內部發生了什麼事，情節是事件的編排順序，而主題則是創作者透過前兩者想對觀眾、讀者訴說的訊息。以實例來說明，如《灌籃高手》動畫電影版多年後由原作者井上雄彥親自操刀執導，內容上沿用漫畫尾聲湘北高中對決超級強隊山王工業的故事框架，但敘事情節上加入了湘北成員宮城的回憶，讓本作品呈現雙主線的結構。井上雄彥多年後透過如此創作手法想表達什麼主題，他自有說法。評論的任務除了與作者／作品的主題對話，更需要將這些主題落實於在地文化情境來進行理解，提出個人的獨特見解。《灌籃高手》動畫電影版在台灣累積票房超過四億台幣，觀眾心得解讀方向多從懷舊角度來進行討論。但是單單懷舊就能使一部作品大賣嗎？假使真是懷舊主導了票房，它又是如何運作？

一位專業的評論者應該要能回應、超越作者與市場主流看法，對作品主題進行脈絡化、個人化的提問與分析。換句話說，評論者不應只是創作者的傳聲筒，亦無需迎合觀眾的多數看法。不過評論人同樣無需堅守「作者已死」的態度，而是以評論書寫來編織創作者、作品提問與自身看法，使評論書寫成為一種再次深化作品內容的認知場域。當然無需否認，如此說法一定程度上確實泛理想化。特別是在台灣，評論的發表平台與稿費，可能一大部分來自公部門補助，而作品評價又影響到表演團體的名聲，乃至於獲取官方補助的機率。所以評論書寫不管是礙於人情，或是自身即為補助受益者，都很難真的徹底擺脫創作者關切與市場考量。可是，如果評論者無法在其書寫中發起「領域展開」，則評論淪為作品行銷，平庸而具替代性的見解亦捕捉不了作品的靈光。

我只有現在

承繼上面認知與《灌籃高手》動畫電影版的討論，為什麼說以懷舊來解釋本片在台灣熱賣顯得有些勉強？原因在於，若我們真的走到電影院觀賞本片的話，一定不難發現，本片的觀眾其實有不少年輕人。如果說如我這般中年大叔是抱持懷舊心態走入電影院，有為數眾多的年輕觀眾根本不是成長於《灌籃高手》漫畫、電視動畫流行的年代，沒有《灌籃高手》的作品記憶，自然也不太適合「懷舊」的框架。倒不如說，《灌籃高手》成功創造出讓年輕人好奇自己父母執輩在懷舊些什麼的觀賞風潮。

因此可帶出評論的另一種價值，即在於評論事實上亦為一種體力勞動或田野觀察。評論者跟一般觀眾一樣，需要親身移動至作品發生的情境，花費時間、金錢、體力來與一部作品建立關係。從此角度而言，評論的實務也具備現場性。面對創作者的辛勞，加上納入考量自身接觸作品的勞動情境，更能揭露作品的複雜意義。更精確地說，評論者與作品的關連都是「一期一會」。作品的現場氛圍、觀眾的情緒變化很多時候影響了評論人對於作品的感受生成。哪怕是能反覆觀賞的電影媒介，同一部電影，進到電影院觀看，與在家透過串流觀賞，兩者的體驗必有差異。作品事前行銷再怎麼精彩，現場感受的真實性未必能比得上前方座位大叔的陣陣打呼聲，反之亦然。後者情況的有力例證，為近日上映的《超級瑪利歐兄弟電影版》，其影評評價與觀眾反應落差之大，乃至於部分影評開嗆影片、觀眾水準，形成網路熱門議題，此事值得寫評論的人自我警惕。簡言之，有關現場性的捕捉書寫，既替作品留下可供後世檢驗的歷史紀錄，也承載了評論者於作品展演現場所見之延伸思考，後者應該短時間內尚無法由AI來產出。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另一個關於評論專業價值的思考，在於評論者也是人，也受到作品影響而有情緒起伏。評論書寫不只是採取客觀視點，討論作品的好壞與文化意義。專業評論者更難被取代的，是其有能力消化、反思觀賞作品後的情緒反應，自我解構、自我批評。創作者與作品想引起的情緒是什麼？為什麼自己會喜歡、討厭一部作品？個人對於作品的喜好，又於怎樣的社會情境中被建構而成？如此提問涉及了觀眾反應的議題。觀眾回應一直是評論書寫很難處理的項目，因為很難量化、實證觀眾的多元評價。可以這樣思考，評論者其實是在孤身一人與社群成員的雙重狀態裡來回擺盪。專業評論的可貴，在於書寫者能夠意識到、也重視自己的直觀感受與觀測目光，將之編織入評論構思當中（因此立場看似「中立」的評論未必為好評論）。

與此同時，評論者能意識到，不管是創作者或評論者，都不約而同隸屬於各式社群，鑲嵌於多種認同政治裡。他／她能覺察作品召喚目標觀眾與情感流動的多元策略，一方面願意陷落於作品框架裡，擱置不信，委身於創作者追求的情緒漩渦中；另一方面，亦能抽離於作品之外，進行自身與眼前所見之物的關連反思。再以《灌籃高手》為例，我身為中年大叔，有著與《灌籃高手》一同成長的童年記憶，多年後再見到電影版，很難不受感動。但是，受到作品肌理感動以及回憶個人生命的觸動兩者並不完全等同。事實上，從電影批評的角度來看，《灌籃高手》電影版的雙線敘事結構影響了情節鋪陳，場景鏡頭切換頻繁，都影響了觀影的節奏。以3D進行2D渲染的作畫方式是否有成功塑造現實球場的臨場感，也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然而，這些技術上的議題，不影響筆者個人生命經驗與作品內容產生呼應，受到感動。如何在評論書寫中交互討論作品呈現與自身感受，即是評論的技藝所在。

等價交換

在文化多元性已廣獲認同的全球化時代裡，藝術創作不論是在地製作或是跨域、跨國共製，都於不同程度上，折射出特定文化情境的內在混雜狀態。以台灣戲劇場域為例，各式藝術節發起的國際邀請，使全球知名劇場導演如羅伯．威爾森、鈴木忠志與新興當代藝術家皆不斷造訪台灣（反之亦然）。種種文化交流情境下發生的作品，都不難在相關評論紀錄中看到有關創作背後文化權力和資本的反思。也就是說，跨文化交流並非單純的利他主義實踐；正好相反，種種既存實踐與紀錄，證明跨文化主義蘊藏了經濟、種族、階級、性別等各元素角力在內，是一段充滿衝突與協商的價值交換過程。對此，評論者的任務或為透過清醒的視角，檢視一場作品呈現背後，潛在的文化權力及美學競逐，並且能在評論書寫中進行討論。

再回到《灌籃高手》，原著在日本漫畫的脈絡中，需要放在運動漫畫來加入思考。早年日本運動漫畫的發展與流行，其實與完美的日本人之追求、與日本國族主義的抒發有所關連。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多年後電影版的加筆，宮城的日後發展，就格外引人深思。而台灣觀眾如何理解井上雄彥對此角色的增筆，或許會召喚出更複雜的日、台、美歷史關係考察。確實一篇評論未必要上升至政治經濟或歷史批評，只是這些視角提供論者另類剖析作品的徑路，亦是揭露當前全球時代文化工業與藝術潮流背後之價值交換和折衝的有力框架。在表演藝術場域而言，當一齣台灣國際共製預算往往超過上千萬台幣時，一段文化交流為台灣藝術生態換來了什麼，評論者亦應是把關者。

以《Q：歌舞伎之夜》評論為例

前文略以《灌籃高手》來說明種種概念，不過要進一步解釋概念和實務的交錯，還需透過既有文章來佐證。後續我將以去年書寫之〈Q的好客論——《Q：歌舞伎之夜》〉來進行自我評析。此篇劇評可於《表演藝術評論台》查看，這裡只做最低限度引用。

評論首要重點為找出作品主題，評論者則試圖在作品主題中找出自己的獨特切入點，使書寫成為作品、評論和觀眾之間對話的特殊領域。評論由此不只是一種美感認知活動，它也包含各種肉體勞動與關連，是論者如何捕捉作品與場域氛圍的努力。評論因而無可避免帶有評論者的個人印記，而且也包含評論者對自身情感作用的省思。評論緣此亦是評論者所處文化情境，與創作者創造出的特殊時空場域，兩者交相對話的實踐，是以書寫評論可看成為一種跨文化實踐。

從這些概念和要點出發，我嘗試後設地反思自己的劇評書寫。野田秀樹的《Q：歌舞伎之夜》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其實來自於作品外部的發生情境，從事前眾人爭相搶票，到演出當時的人聲鼎沸與演後的熱烈掌聲，讓人感覺在評論中交代、解釋「本劇在台灣創下票房紀錄的原因」有其必要。因而這篇劇評首先列舉本劇演員班底承載的台日戲劇、流行文化的關連，並且提及疫情解封的時間情境，為該劇引爆風潮的外部脈絡留下紀錄和討論。

由此，這篇劇評進入作品內部主題分析，從台灣當前的時空位置來考察作品。其中討論援引了一些劇情設定改動與道具使用的例子，向讀者說明，編導為這齣《羅密歐與茱莉葉》進行了哪些現代化的嘗試，並點明野田秀樹續寫、轉化莎劇的嘗試，是為了創造當代觀眾的共時感動。評論再從這些文本內容與場面調度的技術層次，上升到較為概念式的思考，提出作品涉及悲劇性、記憶、戰爭等當代共時性議題。

劇評至此經由歸納作品內外部細節後，才提出本文獨到的切入論點，即「文化好客」的問題：「《Q》在台灣的演出可看成某種雙向『文化好客』的體現，即歡迎自身與異文化的交流。」這篇劇評以「文化好客」作為本劇發生的最終母題，既參考了評論者所感受到的演出內容，也參照了演出現場與演後座談的內容，同時也在文本翻譯上找到翻譯者的介入。不過，評論者無意過度贊揚這段跨文化交流。正因為台日存在著複雜的後殖民糾葛和持續變化的文化消費情境，我在文章裡自我提醒，《Q》的熱賣「有多大程度可能被自然化，又有多大必要，其間內在的權力流動應該需要加以檢視？也是評論者反詰作品的思考點。」至此，評論者既以作品內外部細節，分析了它的美學價值和定位，亦點明個人觀戲感受，提出了文化、認同政治方面的反思。這篇劇評可說是某種田野考察與文化批評的結合產物，評論者揭露個人的意識型態關懷，亦希望能和讀者溝通本作品作為一種文化事件的特殊意義。

以《Q》的評論為例，我想再次強調，或許在AI 時代有很多基本文章可以被代勞，但評論一事是種現場與事後、認知與勞力的整合實踐，評論者的汗水（與可能浪費金錢與時間的淚水）鑲嵌於文字之間，帶出別具人性的聲音。評論書寫在此時空情境可能更加真實，作品、創作者、受眾與評論者也可透過評論來探索不同的關連方式，以評論作為創作、觀賞作品之後，觀演者展開新關係的起點。

本文作者｜王威智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台文界肥宅、藝文界貓奴，近年關注ACG文化與表演藝術的交匯。評論方面關注作品展演美學策略與跨文化流動的權力政治，期許自己的書寫能即時回應台灣劇場的文化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