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董昭民選擇到德國學習作曲，雖身處異鄉，但他試著尋找自己的文化脈絡，除了透過東方樂器美學脫離西方作曲形式上的限制與框架外，同時利用東方傳統樂器聲響之獨特性融入西式作曲概念中的精神。在德國創作期間，他分別與視覺藝術家、現代舞編舞家以雙人合作形式進行創作暨演出，更開始思考即興音樂語言如何與傳統樂器演奏連結。透過在歐洲修習期間所累積的經驗，以及長期與德國藝術家密集工作之心得，董昭民認為以創作面向來看，德國精準簡約之精神像鏡子般映照出自己的東方個性，讓他更確立了自我定位，以及追尋東方美學價值的定見。作曲家在創作中思考音樂，更需理解音樂語言跟隨現代藝術潮流、人文思想脈動延伸發展，才能夠與他者達成共鳴、建構出非流於表面的空洞觀點。

在東方實驗精神下　探尋自我創作風景

董昭民攻讀德國埃森音樂院最高藝術家文憑期間，指導教授胡伯（Nicolaus A. Huber）曾提醒他，身為亞洲作曲家，必須思考屬於東方文化脈絡下的音樂元素，而非以西方素材作為回應自身創作風格的答案。這一提醒，開啟了他作曲生涯的尋根歷程，他開始思考「音樂創作」與原鄉土地、傳統歷史文化，到東方音樂美學之特殊性。爾後，他花了7年時間專攻古箏與古琴演奏，同時研究台灣傳統與中國樂器的細緻聲響，試圖以東方聲音美學的概念創作。

董昭民提及，西方器樂創作以12平均律之「音高」作為最小單位觸發動機、構築樂句到完整作品，但東方樂器屬自然律，其創作、演奏上需特別理解每種器樂材質的生長背景，在不同產地環境的影響下，會產生令人驚豔的音色質感，由此，董昭民於德國後期的創作，強調了不同樂器「音韻」的特殊性，且在視覺、聽覺上分別鋪飾東方色彩與人文意義。

1998年，德國視覺藝術家海涅（Annegret Heinl）因緣際會下欣賞了董昭民的作品後，進而邀請他共同研發一系列在當時德國相當新潮的合創計畫，如2003年於科隆發表的《繩舞》(SEILTANZ)，由7條細到粗分別沾滿不同顏料的繩子作為繪圖與樂器演奏上的共同工具，於古箏琴弦上擦出聲響、同時於巨幅白紙上作畫，當琴弦斷裂後，則為現場繪畫暨演出之行為藝術宣告終止。作品呈現過程由西方現代性繪圖加上東方器樂聲響演奏，在聽覺與視覺感皆增添實驗性與前衛感。

即興創作（Live Composing）：每個當下都是新的創造

即興者於時間軸中放入多個由創意構成音樂瞬間，與整體空間進行互動、也與其他演奏者對話交流。即興的主要概念是以一種音樂元素（可以是特殊技法、樂句構成、聲響效果等）不斷去琢磨發展，讓每個音樂出現的瞬間持續湧出新的語法和創意。1998年，董昭民除了於跨領域合創計畫中進行器樂聲響實驗，也投入了即興音樂之研究，在自己身兼作曲家與傳統樂器即興演奏者雙重身份下，他在作品中放入即興段落，使音樂有著實驗性發展。當作品呈現時，董昭民更親自即興演出，游刃於每個演奏當下，讓音樂產生化學變化。

2004年，董昭民嘗試將具有東方宗教儀式性色彩的音樂元素加以融合創出作品《心經》（Herzsutra），其概念源自中國哲學思想體系「天人合一」觀點——「天」即為自然宇宙天地，「人」則是天地之間的一小單位。自然與人的本質相通，故人事應順應自然規律，進而達到和諧。衍伸至《心經》的創作中，即時電子音樂採佛教誦曲《心經》某一段落作為基礎，以7種程式隨機運算，電腦無次序地堆疊著人聲、呈現誦曲之樂段，詮釋出「天」的意象——一種未知、浩然，作為獨立於人精神意識之外並客觀存在的載體；而古箏則代表著具有精神意識、主體思考之「人」，現場即興演奏聲響會驅動電腦進行聲音分析，並取其音高數值，進而產生「取樣音檔」（sample）¹，也就是預錄的心經念詞即時播放，接著，電腦會持續性地變換取樣音檔之聲響， 與現場演奏產生互動。

這樣的模式，明確呼應創作核心：人對於自然本有著統一的根源、結構和規律性，當達到合為一體時，世俗雜念消逝解放。「這首作品存在著百分之三十的不確定性與潛在失敗率，也說明了即興音樂涉及了以時間、空間、人為條件，每個當下皆充滿未知及驚喜之感。」董昭民坦白地說。

該年，《心經》於科隆首演後受到好評，2017年受亞洲作曲家聯盟（ASIAN COMPOSERS LEAGUE）──日本作曲協會之邀再次發表，當時《心經》的演出現場位於東京安養院寺廟（Anyouin Temple）裡，其古箏即興與電腦的即時互動成果意外的與寺廟裡的演出空間達成既和諧且一致性之美感。

在董昭民的創作脈絡中，不管是作品帶入即興樂段，抑或是本身作為即興演奏者的角色，在透過反覆實驗與研究下，應證自己突破框架、跨越藝術疆界，去同理藝術創作中的各種可能性。如何藉由作曲家的音樂作品來獲得聽覺經驗層次之滿足，百分之70或許存在於作曲家、演奏者兩者具決定性之參數中，剩下的百分之30就取決於觀眾心中，各自保有詮釋創作者音樂語彙的空間及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