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機電人2.0：訊息瘟疫》（2020）是我回台灣後的第一個計畫，地點選在捷運台電大樓站旁的龍泉市場，並結合氣味、聲音與燈光將此地轉化為大型現地裝置。傳統市場是食品販售與動物屠宰的場域，其混合吃食與死亡、生鮮與腐敗的存在普遍被認為是新冠肺炎的起始點。十年前，我曾在龍泉市場辦過幾場稱為「蔬果菜大學」的活動，遵循著當年的硬幹風格，在沒有申請路權、沒有事先知會的情況下一群人便趁夜衝進市場裡架燈、掛銀幕，隨著一臉錯愕管理員的報警與隨後到場驅離的無奈警方，此場活動也在喧囂當中莫名其妙地結束了。在那之後，我去了英國，此地也成了對於台灣的最後回憶。（攝影／朱駿騰）

8月的台北一如往常地燠熱，在這個烤爐般的都市裡一切事物都籠罩在蒸騰的煙霧中。儘管如此，一年多前當疫情在春節爆發之時，人們曾天真地認為，無法適應高溫的病毒將隨著夏季的到來而消失，在那之後，歌照唱、舞照跳，天下將一片太平。而如今，不斷從環境學習的病毒仍不論春夏秋冬勤奮地變異著，而人類卻一如往常地反反覆覆，犯著相同的錯誤、掉入同樣的陷阱，似乎從未從這一切學到任何的東西。

從上個月開始我常常和前妻通話，儘管婚姻已然逝去，但是多年來的彼此傷害卻又弔詭地將兩個人牽連在一起。電話那一頭的她抱怨著西班牙的炎熱與秋季即將到來的下一波爆發，儘管康復一年多的她，在陰霾的天空下仍感到窒息，隨之而來的是得病當下的那股恐懼與無力感。

如此現象被稱為「新冠長期症候」（long covid，簡稱長新冠）。一旦染疫，不論康復了多久後遺症仍將如影隨形，症狀會在不同的時刻以不同的形式發作。前妻說，從此以後，新冠病毒都將永恆地活著，活在你、我，與所有人的身體之中。

那天我與前妻聊了許久，主要圍繞著疫情之前我們在倫敦的生活。我們曾經有個願望，希望在這個城市一起變老、一起看著小孩長大。但在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當中，每個月房租、稅金、水電、與幼稚園學費排山倒海而來，人存在的價值與信念也隨之消耗殆盡。我跟前妻說，早在這場災難之前，我們早已活在另一場災難之中了。

在婚姻的最後幾年，經濟壓力、複雜的國際婚姻、身處異鄉的孤獨感讓兩人掉入一個向下飛快旋轉的螺旋。那陣子我常在工作室的地板上過夜，每晚躺在瑜珈墊上看著墜落的灰塵，心中有種自我放逐的荒蕪感。

疫情在英國爆發的初期，人們僅把它當成一個來自中國城的亞洲疾病。隨著病毒的迅速擴散，患者從幾十例很快地攀升到幾百、幾千、幾萬例，恐懼很快地演變成超市搶購、種族歧視、公然打劫等脫序行為。街坊鄰居開始傳言，倫敦將展開武漢式的封城，公路將被封鎖，航班將被斷航，都市孤島內的居民將面臨斷糧慘況。

約莫在疫情趨近高峰的時間點，前妻開始出現低燒、全身痠痛、呼吸困難等症狀。在幾個病情嚴重的晚上，我在求救電話那頭無止盡地等待，儘管知道在醫療系統過載當下幫助將微乎其微，但卻只希望此時此刻有個人來到身邊，告訴自己不要擔心，一切的困難都將迎刃而解。

在求助無果、封城將至之際，我們決定前往西班牙。在前妻養病的時間裡，我與兒子把狹小房子劃分成一巨大的世界板塊，以深不可測的峽谷與熱帶叢林為區分，我們每日在恐龍世界、佩佩豬王國與玩具車墳場之間做超時空旅行。這個世界的首都是個印有汪汪隊狗勇士徽章的帳篷，許許多多的晚上我們在那唸著無止盡的故事書，似乎，在那個被塑膠布所包圍的小小空間裡，人生的煩惱也跟著縮小了些。

在《檳榔屋、山蘇床與蝸牛陷阱》（2020）中，我來到了台灣東部，從台東一路旅行到花蓮，想找個山頭在那野外求生，並在旅途中與當地部落與山蘇農人發展出合作關係。在歐洲封城的那段時間當中，我每天看著窗外風和日麗，腦海中縈繞著各種遠離人世、在荒地搭屋建房的幻想。幾個月後，當自己真的脫離城市、身處叢林，卻仍每天困在自己搭的檳榔屋之中。在山中的那段時間裡，我身處隨時有崩塌危險的DIY危樓，周遭縈繞黑蚊、猴群在樹梢跳躍、遠方傳來山羌尖叫、而嘴裡則是一股又腥又鹹的泥土味，此時此刻的自己不禁強烈想念起城市裡的生活。（攝影／蔡弦剛）

三個月後，隨著前妻逐漸康復，我再次打包行李，踏上回倫敦之路。在踏出大門的那一刻，寬闊的街道、室外的陽光、新鮮的空氣讓大腦一時之間無法負荷，讓人頭暈目眩、天旋地轉。

那時的英國正處疫情高峰，鐵門緊鎖的購物街像是五光十色的廢墟，沿著空蕩街道刮起的強風吹得人滿鼻子蕭條。在轉角處，沒處可去的人們擠進萬頭攢動的公園，在那進行末日般的狂歡。空無一人的街道、沾滿嘔吐物的草皮、灰暗的天空，如此景色成為我對這個城市的最後回憶。

我花了兩週時間搬家，將家中一半的東西送往了西班牙，剩下的扔進了樓下的子母車。在最後一批行李上了貨運之後，我花了一整晚盯著空蕩屋子發呆。在那片白牆上，我彷彿看見自己的影子分成了兩半，一半的我留在倫敦，每天一如往常地吃早餐、送小孩上學、騎腳踏車去工作室，另一半的我則拖著行李箱前往機場，踏上了回台灣之路。

在防疫旅館裡，我每天看著窗外忠孝復興站來往的人車像永不停歇的跑馬燈，外面燃燒的世界與這座島嶼的詭異平靜，讓人分辨不出哪個才是真實世界的樣貌。兩週後，我走出旅館大門，想起十年前提著皮箱前往倫敦的路程，那時儘管一無所有但心中滿是希望，而如今的我似乎又回到了跟過去相同的狀態，儘管兩袋空空，眼前筆直的市民大道卻充滿了無限可能。

不知不覺間回到台北已經一年三個月的時間，這個城市總是逼著你從一處趕到另一處，每天如無頭蒼蠅般庸庸碌碌、匆忙過活。歐洲生活的那股從容感已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烈日下的汗流浹背與巷口一串二十的麻辣鹽水雞。儘管工作上有些朝氣，但看著小孩一日日成長的影像心中滿是缺席的燒灼感，與隨之浮現的歉疚、自責、憤怒等種種情緒。

偶爾，倫敦的朋友捎來訊息。隨著疫情的來襲，有些人選擇留下，有些人選擇離開，並跟我一樣踏上了旅程，流轉到了世界的其他角落。但不論身處何處，眾人言談中總是不經意地顯露出一股失落感。在過去一年中，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生命中的某些東西，失去了婚姻、工作、居住地，親人、朋友或是同事。這些無以計數的失落如同千百道涓涓流水，共同匯集出過去的那個快速旅行、四海為家的全球化世界。

在2021年，我到了雲林縣，在虎尾糖廠搭設現地裝置並拍攝互動電影《肥皂》。虎尾是我父母的老家，也是自己幼年時期成長的地方。在日本時代，這個小鎮如同百年前的科學園區，曾經是嘉南平原中最現代化的科技城，從糖廠林蔭道往外擴散，百貨公司、澡堂、醫院、英式花園等現代設施一應俱全。過去的糖廠不僅製糖也生產軍事物資，糖蜜發酵的無水酒精驅動了戰鬥機，讓神風特攻隊從虎尾機場出發，飛往了太平洋並從此一去不復返。儘管家族中老一輩總愛講起小鎮曾經輝煌的歷史，但對兒時的我來說，虎尾比較像是個人與鬼混居的所在，虎尾鎮裡交雜著的活人居所、日本廢墟與戰時遺蹟，在農業縣的滾滾風沙下成為了鬼魅與幻想的乘載之地。（攝影／劉哲均）

那晚我和前妻聊了許多事情，儘管對過去生活滿是緬懷，但也處處挑動著各自所潛藏的不滿與憤恨。我們兩人一起在倫敦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間，那時我們正值青春年華，身處全球化時代尾聲，在國際大城裡每天都是嶄新的開始。但相同地，我們也在同一個地方度過人生最黑暗的時期，高度競爭、高度剝削的工作環境、強烈的孤獨與無力感讓生活變成求生，感情成為相互剝奪。疫情前的生活如同一場捲起人、事、物的螺旋，將你帶起，讓你乘著氣流看遍人生風景，但一旦風向逆轉，卻又別無選擇地一路往地面奔去。

過去的我曾認為倫敦、紐約、巴黎代表了腦海中所想像的「國際」，而台北、新店、乃至花蓮壽豐鄉則是所謂的「在地」。而「國際」與「在地」之間不僅是中樞之於邊陲的地理差異，也是權力關係的拉扯。就當國際展會、明星藝術家與策展人所創造的波瀾由「國際」擴散至「在地」之時，兩者之間的宰制關係也一次又一次地被鞏固與確立。如此的想像也驅使了世世代代的藝術家，帶著卑微希望擠進這些國際城市，祈求著在狹小舞台上的發光發熱，與殿堂上無所視也無所不視的眼神關愛。

如果說疫情教導了我什麼事情，那就是在這個千變萬化的世界中再也沒有長存的定律。就如同病毒從不是由單一中心所定義，而是依據不同社會情境、在不同地方的變體所組成的綜合體。也許，在後疫情的美麗新世界當中，這個世界將再也不是中心之於邊陲的發散，而是由形形色色的在地所交互影響、相互依存，所共同創造出的複雜地景。

那晚，我與前妻斷斷續續地聊著，在母國多日的兩人英語都有所退化，言語在各自越顯濃厚的腔調與網路訊號中逐漸失真。講完時已是台北深夜，儘管身體疲憊大腦卻不斷旋轉。這時的我有一股衝動，想要打給那個仍留在倫敦的自己，想要問他過得好不好？活得是否快樂？9月的倫敦是否也跟往年一樣滿是秋意？

張碩尹
創作媒材跨及裝置、繪畫、表演與錄像，並結合科學、生物學、生物動力學等不同知識領域，反應人與科技、社會的關係。近期個展於北師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立方計劃空間舉行；並參與台北雙年展、廣州三年展、薩奇藝廊、Compton Verney美術館、惠康基金會之群展與委託案。近期獲獎包括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大獎、台北美術獎首獎、香港Art Central新晉菁英大獎、伊比利美術獎、英國皇家雕塑學會獎。作品受台北市立美術館、藝術銀行、巴西駐英大使館、韓國Noblesse Collection、墨西哥JM SR Collection典藏，與亞洲歐洲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