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是一名老兵，1927年出生，家鄉在河北省南皮縣高庄子村，他的父親所屬的紅槍會，是義和團的前身，跟北伐的馮玉祥軍隊起了衝突後遭到殘暴地殺害。母親帶著他跟哥哥坐船連夜逃往天津市，卻遇到大洪水侵襲，整個城市受惡水肆虐一個半月，母親不幸染病，淹死在井裡。無依無靠的他，開始顛沛流離的日子。為了溫飽，進廟裏受戒，後來去當兵，這一路更是崎嶇波折，先是加入國民黨軍，北京失守後，不知何去何從的他改替共產黨打仗，並投入國共內戰結束前最慘烈的山西太原戰役，又一路跨過鴉綠江打韓戰，不敵美軍強大武力投降淪為戰俘，最後在身上刺青以「殺朱拔毛」表明揚棄萬惡共匪的決心，成為效忠國民黨的「一萬四千個證人」之一。

老李於一九五四年來到台灣，寫下歷史上光榮的123自由日。在台灣隨著部隊為家，待過左營、台南的軍營。退伍後還開了二十幾年的公車，跟車掌小姐戀愛，四十歲結婚，生了孩子，眷村拆除之前，他與太太跟三個孩子先後住在板橋的壽德新村、力行新村。

《河北 台北》講述老李的人生故事，而說故事的人，是他的女兒李念修。在這部紀錄片中，有一種客觀的視角，帶著我們探索老李的回憶，追尋老李走過的路。身為記錄者，導演李念修根據老李的口述，拼湊出那一段深刻烙印在記憶裡的慘烈經歷，並從個人的回憶照映出一個時代的歷史脈絡。而作為女兒，她答應要替父親說出他的故事，但與父親差了將近五十歲，兩人之間有著巨大的世代隔閡，對彼此的不了解，造成情感上疏離。雖然在大學念視覺傳播設計時，跟學校借了攝影機開始拍父親，但是隔閡與衝突的存在，讓她實在難以面對父親，用心地聆聽父親的故事，後來因為老師的一句話，她發現自己原來從來不曾看見父親的內心。後來父親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李念修開始正視重新建構父親回憶這件事，並終於在2011年經濟各方條件都允許時，決定爲父親踏上返鄉之旅，重回他60年不見的老家。本來希望自己先去探路，掌握地理環境後再帶父親回去，但最後還是因為父親的身體狀況未能如願。無法親自帶父親回鄉的遺憾，卻為李念修展開了一段意外的旅程，她實地走訪了父親經歷過事件發生的地點，一一見證父親經歷過的家庭悲劇、天災威脅，與浴血戰役。走過這段漫長的路，親身感受那說不出口的苦難，與揮之不去的傷痛，才知道還原這段歷史其實是親近爸爸的一種方式。

在這趟旅程中，有許多無法解釋的偶然與巧合。畢竟在路上，充滿不期而遇的驚喜，當然也有造訪不遇、或是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總之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而什麼也都難以預料。比方說許多訪談對象，以及要探訪的地點，幾乎都是一路問來的。導演說她最記得父親講的一句話：「路長在嘴上。」因為事隔久遠，許多地方也都變了樣，只能靠不斷地問，從問一個人開始，再牽出另一些人，就著麼一個拉一個，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幫著想，一下子找到人騎車來帶路，穿過小莊，繞那條道，走上那堤就到這公路，是這樣按圖索驥，慢慢才理出頭緒。但若是要了解特定的歷史事件或是遺址，便需要透過觀察篩選年齡較為相符的人進行訪談。所以在拍攝過程中出現的受訪者，總是突然出現在鏡頭中，並隨性地開始談話，其中唯一事先計劃好安排採訪的是一位碉堡專家，結果拍攝的訪談畫面過於正式，跟其他的訪談擺在一起反而顯得很突兀。在這走訪拍攝的過程中，令導演驚訝的是，碰巧訪談到的人所說內容，竟然都能吻合父親口述記憶的種種。不過也有例外，像是一位特別老伯興致勃勃地，侃侃而談自己的人生歷程一小時之後，卻完全沒講到任何可用的資料。李念修說當時在繁忙的北京大街，天氣很冷，因為沒有腳架，攝影師的手都凍僵了。但總括地來說，走過這段路，導演還是覺得非常幸運，能夠在機緣巧合的成全下，重訪父親記憶的所在。

雖然老李六十年來不曾回到出生地，卻始終活在那段此生無法忘卻的創傷記憶裡。他不斷地訴說經歷過的種種，希望女兒能把自己過去的經歷寫成小說，而學電影的女兒選擇了用影像說故事，讓我們看見更深層的面向，特別是那些沒有旁白、沒有故事敘述的影像，卻說的更多、透露出更爲強烈而無法忽視的存在：撿來的充氣娃娃、墨鏡假髮花洋裝、剪貼的裸女照、紅油漆的墓碑。這些事物，彷彿老李過往記憶的某部分的延伸，以一種更爲強烈的內在情感所表達出獨特的生命樣貌。對於有人建議她使用旁白解釋畫面，李念修很堅定的說：「我不想引導觀眾的感受。」她願意分享給觀眾自己所記得的父親，但不願在畫面裡以旁白介入任何主觀情感，觀眾必須要自己去看、去聆聽、去感受。不過穿插實驗影像的畫面，反而是以抽象的方式描述事件的主觀感受，對於這段較為多元的表現手法，觀眾有兩極的評論，導演自己認為若能有好的條件，提高畫面的精緻度會更好。不過，這或許就是藝術創作的動人時刻，能穿透粗糙表面的物質環境，激發現實世界裡不可知的想像力。

「我不需要出現在影片裡，『我』其實不重要。」李念修表示，就像是在回憶時，或是在夢境裡，『自己』是不會出現一樣。身為說故事的人，必須理性思考，特別是在剪接的時候，要反覆地看，從沒有組織的片段中，找出其中的邏輯與關聯性，但在影片中，幾乎可以觸摸到情感逐漸變化的軌跡。這長達十五年完成的片子，某種程度也是李念修個人成長歷程的紀念，從大學時放暑假到萬里，隨意地拍父親的日常生活，到後來念了研究所、出社會工作、在電視台當過剪接，到成為個人工作的剪接師。這段日子，爸媽總覺得她沒有個穩定正常朝九晚五的工作，甚至還要她考軍校、考公務員，他們不了解剪輯的工作到底是什麼。當她放自己剪接的片子給父親看，還被問說那你怎麼沒在裡面？回想當初考上研究所時，父親不但沒有特別高興，還說了讓她很受傷的話。過去發生的許多事，讓她對父親十分不諒解，覺得他只會喝酒、鬧事，從來不會跟孩子互動，甚至讓還在讀高中的她承受許多負面的情緒。但是，在拍這部片的過程中，她開始嘗試走進父親的內心，真正去感受他的存在。特別是在深入踏察父親的家鄉，親身走過那段曾經令她無法置信的苦難經歷之後，開始體會父親的生命是如何獨自擔負著沈重而無法忘懷的傷痛記憶。

後來一些人看了她拍的影片，覺得父親是很特別的人，如果換個時代可能是藝術家。她才發現，雖然身為家人一點也不覺得那樣有趣，但是原來父親在別人的眼中是這麼不同，他的經歷是值得被記錄，也是值得驕傲的。雖然也有拍到父親喝醉酒打人的畫面，但後來還是決定不放在片中。「我選擇我想要記得的。」李念修說，讓那些不好的記憶都留在過去，片中呈現的父親我們所知道的老李，與關於他的故事，就是留給自己跟家人的回憶。

2001年仍在讀大一的李念修，沒有想太多就開始了這個沒有期限的拍片計劃，一直到2014年完成，這段時間老李跟家人的生活發生了許多事。2006年板橋眷村的拆遷，是片子一開始標示的時間，她也曾經以此為題剪了十分鐘的短片，參加當時的台北縣政府辦的比賽，從眷村拆遷談個人處境與社會結構轉變的關係，但當時大學畢業後的她，其實是因為不能再跟學校借機器，才想參加比賽，用贏得的獎金，買腳架與攝影機。

「人要到了某個年紀，才會想通一些事。」那時候的李念修和老李，或許誰都無法料想到──有一天，能來到高庄子村的牌樓前，還能說上這一句：「好了好了，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