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再生」計畫起始於2014年，而此計畫型駐村概念其實早於2011年便已成形。台灣與澳門，兩個現今看來差異極大的島嶼，之間存在著交錯難解的歷史脈絡，緊扣兩地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進程。在藝術進駐和創作的過程中，藝術家、當地居民及學生等參與者，逐步形塑起一套夥伴關係，於對話中展開新的討論。

「末日再生」計畫型駐村的成形

「末日再生」於台灣和澳門兩地的計畫，起始於2011年底參與澳門大學珍禧書院舉辦的座談和工作坊，當時因為在台南進行的「藝術家駐市計畫」，我與藝術家朱盈樺受邀進駐珍禧書院，為學生進行座談和工作坊。¹澳門大學並未設有藝術相關科系，而書院制的學生來自各個領域，對於藝術、策展、創作，有的人未曾觸及、有的人一知半解、有的人興趣盎然，在座談和工作坊中展開一連串有趣的討論，這些深度討論不僅來自於他們不同的背景和專業，亦包含大量來自於中國不同省份的學生，聚集在澳門大學，對台灣正在進行的展覽與藝術文化活動抱持高度興趣。

在澳門大學的校園之外，澳門整座城市所擁有的殖民與當代文化的後殖民狀態、整體城市因博奕產業而改變的景觀，以及在地居民生活的現狀都強烈地吸引著我。過去十多年來，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在澳門的街區迅速地流動和滲透，若非幾次當地人親身帶領走訪，這座城市的原始居民彷彿不存在般地被博奕資本主義所覆蓋：巨型且奇觀式的賭場建築、塵土飛揚的填海、道路上充斥的賭場接駁車等，無一不威脅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居民，而當地有許多的創作者，也透過藝術、電影和文學等作品，深刻地回應這樣的當代現狀。

澳門的現狀是如此，那回過頭來我思考台灣的現狀又是如何呢？兩地之間又擁有什麼樣的關係？放大來看，澳門與台灣，兩座在當代看來差異性極大的島嶼，其生命於四百多年前的大航海時期展開交集，在葡萄牙和荷蘭的攻佔中，開展出台灣與澳門日後所發展的特殊歷史進程，歷經不同的殖民與解殖，在資本主義發展之下，今日兩地幾乎已失去了原有的島嶼性格。想像台灣和澳門兩地交錯而生的特殊歷史脈絡，²幾百年來處在主體位置邊緣而形成的海上連結，以及當代城市面貌與居民生存狀態的對應，成為這個計畫初期開展的核心論點，希望能透過不同階段的策展人和藝術家們的進駐研究，以反身性思考的方式，讓藝術在其中形成某種對兩地的想像、對話與擾動的空間，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中，藉由不同階段的座談、工作坊和展覽，展開兩地之間新的討論與論述。

對話夥伴的關係創造

有別於一般的駐村計畫，藝術家擁有高度自由的創作方向，計畫型進駐代表藝術家在進入某特定的田野場域時，其研究和創作方向將圍繞或延伸著一個特定的主題。澳門當代藝術的展演，擁有許多不同的展出空間，甚至發展出城市型的展演，此次計畫所合作的牛房倉庫和Creative Macau創意空間亦作為計畫過程中座談與討論的重要據點，但同時卻缺乏可供駐村的場域，因此在構思此計畫的前期便思考著，若計畫核心是欲以反身性思考的方式進而創作，則藝術家在當地所停留的時間、接觸的人事物以及當地藝術社群的互動，都必須是深刻的。而後在澳門策展人黃兆琳的協助之下，與澳門大學珍禧書院展開了駐校計畫的合作，台灣藝術家藉由進駐書院，不僅在書院中擁有工作和住宿的場域，並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座談－分享自身創作、工作坊－創作概念的共同發展與實作、遊程－城市的遊走、觀看和討論等、創作－學生加入藝術家的作品創作，讓作品的發展在一系列深入的了解與討論中成形。

其中，「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倪祥、邱子晏、陳俊宇）便是透過三場工作坊的策劃，邀請學生與在地工藝師傅參與作品的創作過程，包含城市空間變化的述說行動與拍攝、回收垃圾造船和影片拍攝、土生葡文的詩句錄音等，以及在澳門大學舉辦的小嫩豬演唱會，邀請來自中國不同省份的學生以自身方言演唱小嫩豬的原有歌曲，這些是一般駐村計畫較難形成的連結與深刻互動；而李姿玲、陳伯義和機本工（朱盈樺、徐子涵、林冠言）的作品，雖然在成形的過程中，並無在地學生的參與，但在工作坊和座談中，對於藝術創作擁有大量且深入的討論，以致於學生對於作品的發展擁有高度的關注。

而澳門藝術家來到台灣，則進駐台南草埕文化藝術工作室和台北國際藝術村，並與台南其他空間產生不同的網絡連結，期間舉辦數場座談，分享在地觀察與作品的發想，進而與台灣的藝術創作者擁有不同面相的交集與討論。其中，Yves Etienne Sonolet環島台灣，對於台灣各城市的面貌與建築樣態有深刻的觀察，發展出《City Notes》作品；而李少莊進駐的時間則剛好是台灣廟會三年一科的時間，南台灣大小慶典廟會不斷舉辦遶境活動，亦是傳統燒王船的祭典時節，這些仍留存在台灣，但已消失在澳門的宗教、文化活動深刻地影響她在台灣此次的創作；而吳方洲則是受到進駐於台南的老屋啟發，創作出一系列以行為和影像記錄為主的作品。

不論是概念或實際上的參與，在計畫型駐村的進駐過程中，這些來自當地學生、居民、藝術家的互動和參與，並非僅僅從一個觀看者或旁觀者的位子轉為作品的合作創作者，在後端生產的位子上擁有某種角色上的關鍵性；亦非是藝術家觀看和詮釋的題材對象，或藝術創作的客體，而是在藝術進駐和創作的過程中，雙方形成一種對話空間的夥伴關係，給予養分滋養並開展作品概念的空間維度，讓駐地創作並非某種表面性或片面性的觀察或產出，而擁有能回應當地文化的深刻特質，即試圖朝向人類學學者克利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所提出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即稠密描寫），³足以對文化意義結構的階層加以區分。

展場中的作品呈現與知識閱讀

吉爾茲在《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中提到，了解異文化必須從「當地人」 (The native) 的眼光出發，了解當地人的符號系統，並了解當地人如何透過這些符號系統建構自身的「身分認同」（Self-identity) ，唯有具備了這樣的條件，才可能對異文化做細密的描述，以了解文化的意義。⁴

此次在兩地進駐的過程中，有當地不同的人提供他們生活或工作場域的觀察與思考，包括澳門故事館館長對於殖民和解殖過程的歷史觀點；澳門計程車司機對於過去十多年間賭場、色情行業、城市變化的觀察；荒廢多年的澳門益隆炮竹廠管理伯伯的口述歷史；長期進駐受到重化污染的台灣大林蒲的藝術家倪祥等等，這些當地人所提供的口述資訊，不僅從不同的角度回應或延伸此次展覽概念的軸心思考，並讓我們對於當地文化現象、城市文本的閱讀提昇到自覺的程度，能夠分辨出文化、歷史和城市發展的意義階層。這些經由走訪、踏查而得的採訪、討論等過程性的影像記錄，最後在展場中形成動態影像的可閱讀資料，不僅成為展覽中幾個重要的線索，讓觀眾在閱讀作品的前後，能更理解展覽所關照的重要面向，亦作為進入作品閱讀的知識性材料。

展場中所展出的作品，表現了創作者所思考與呈現的美學形式和意涵向度，然而，有關於進駐過程的想法、作品概念的成形等，皆在計畫中被視為重要的過程。因此，展覽也試圖透過藝術家的採訪、作品概念的整理和介紹，將過程顯現並結構為多張紙頁的出版品，每份各自呈現各組藝術家獨立的想法與作品形塑的過程，組合後整體回應展覽的核心概念。而出版品組裝的狀態意味著擴充的可能性，也回應著展覽希望以一種有機且持續的方式繼續進行，例如在八組台灣和澳門藝術家的進駐創作過後，亦觀察到藝術家李珮瑜的作品《請你吃土》，回應了此次主題的核心概念，因此在台灣的展覽中特別邀請作品加入展出，並且預計在澳門展覽前進駐澳門創作，產出一組新的作品於當地展出；而未來亦可能加入其他創作者或研究形式，甚至開展至其他地理區域的可能性。這樣的過程與方式，企圖讓整個計畫在進駐、研究、思考與創作中，成為一種開放且持續進行的計畫，在時間和空間中創造一種新的創作進程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