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深淵,但深淵無有濁水,浮起一吋,再一吋,終於浮樣有光。文體別裁。
──節自〈給山王工業〉
一只隱隱若現、透明珍珠箔燙金的蟲翅浮游於書衣,和書封上另一只水彩黑影蟲翅兩相拍動倒映;「別裁」兩字在落筆間被裁切,相疊又再聚合。黑的、透明的、詩性的、散文的,都是《別裁》,都是廖啟余不被裁掉的筆劃。
剝開個人情感的微觀書寫
《別裁》選錄廖啟余二○○六至二○一六年間的作品,橫跨十年日常種種。家聚過節、純真童年、城鄉變遷、投稿二三事、情竇男女……不哀逝、不強說愁、不過分甜美,篇章之間或散步或奔跑,隱埋伏筆。在「下一個房間」、「茜草滿盈館」、「微型恐怖攻擊」輯與輯的推進之間,「詩四首」穿插如序曲。同樣的命題,看似相仿的日常,拍動的角度(寫法)不同,能讓夢與現實一起現形。蟲翅猶如「微觀生活」的造夢者。
然而廖啟余曾在二○一三年從美國駐村返台後的一篇受訪稿說:「我希望作品能騷動讀者情緒,但這個騷動是純粹透過良好的結構與技巧所達到,與我的寫作動機、寄託的生命經驗無關。」
生活經驗與寫作取材何以「分割」,是極具自知與清醒的功課,對廖啟余而言,更懷有捍衛文學和文字本質的使命:「我們處在一個巨大的『借物抒情』的傳統裡面,載著我們的『物』抵達我們的『情感』,我所思考的是有沒有辦法剝開個人情感,更直觀的去面對物;有沒有辦法剝開個人情感去呈現文字本身的肌力;有沒有辦法剝開個人情感去回應文學史的問題。這三個層面之下,個人情感都是次要的。透過個人情感去彰顯非個人情感的東西,是一種『排除自我』的努力。」《別裁》小品或可說是在散文與詩之間,為個人情感找一個合宜比列的存在:「我確實受益於詩的技巧,避開了許多『意亂情迷』。」喜歡「清爽」的他這麼說著。
以大鍋炒面對台灣文學定位上的爭議
《別裁》在文體實驗上挑戰散文與詩的審美疆界,或有「不被裁掉的某一時空狀態的美好」,廖啟余說:「『別裁』確實有許多解釋,其中最為囂張的就是杜甫《戲為六絕句》其六所說的『別裁偽體親風雅』,有區別、裁減,排除『山寨』回到『傳統』主場上的意味。十多年來我累積了一千多首作品,要從中選出一本詩集(首部作品《解蔽》)和一本散文(《別裁》),有許多淘汰和修改的工作。」
《別裁》何以別出新裁《解蔽》?廖啟余以清朝史學家章學誠的「別裁」回應:「那是一種「大鍋炒」的技術。編撰目錄學的過程,同一材料會在A處出現,也會在B處出現。比方面對楊牧,他在『詩』也在『散文』出現。」廖啟余試圖用這樣的方法,面對台灣文學在定位上的爭議:「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不是日本文學……用減法的邏輯來保留台灣文學的本質看似簡單,實踐上卻非常的困難。如同學者湯志傑曾說,台灣從十六世紀開始就是世界帝國的邊陲;真正的台灣文學的本質或許不是我們有甚麼別人沒有的,而是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島上開一個強悍的轟趴!」
《解蔽》的強悍在於「我就是要做甚麼」,而《別裁》的廖啟余則想做到「我像一個被通過的東西,讓文化流進我的身體再流出去」,比方他在〈給山王工業〉中提到了日本漫畫《灌籃高手》,他認為文化可以是一個非限定主題的雜種。
而《別裁》書末所附的「諸作繫年」,不以常見的初作年份或文體分別來作排序,而依書中分輯,載明篇章初作年份、刊載出處,定稿日期還注解了修訂的校次。亦是使用「大鍋炒」的手法呼應「目錄學」的概念。
節制作為一種自我覺察的升起
談及其中數度修潤的篇章,何以修、如何修,詩的「即興」是否保留?廖啟余認為,對照以雜誌、報紙做為守門人的年代,發表不是件容易的事,臉書則神祕地改變了整整三四代人的創作習慣,他引中晚唐詩僧賈島來談「即興」與「抒情」:「賈島的一首詩可以改上十次二十次,或經歷五年十年的修訂,他抒情的真心是否能維持,還是在修改過程中獲得某種『超乎真心』;修改的當下,你所託付文字的可能不是真實的情感,而是更接近文學史的材料。愈是改自我愈是泯滅,但文學的傳統愈是閃閃發光。」
廖啟余在〈一月一日〉中有段話:「修改是有經驗,視覺、觸覺,拆開長圍巾,走回河堤……漸漸我讀比寫還多,沉默比開口多……」仔細的謄錄每一次的修改並載明次數,擔心「一旦出版便回不來」的他自嘲那是「自戀與偏執」,亦是自我認識的途徑。然而,他也說,比起十年前的自己,「排泄」的激情少了許多,升起的是一種「自我覺察」的能力,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哪些事:「我可以不用急,但出手就要做到好。我的下一本詩集,是一個模仿眾人的詩集。是一種透過閱讀的練習、揣摩,而不是當下把自己放在文字上。」
沉潛抑或過渡,似乎必要的經過,在每個寫字的人身上發生,語彙的累積開始有質量之別。廖啟余的「節制意識」來得很早:「十年前的節制是『立正站好』;現在的節制是『我知道我可以』。我知道我在這個世界上會面對許多的『山王工業』(很強悍的寫作者),我不去想我要贏,我只要讓他們知道『我是我』,只要這件事沒有輸,就夠了。」
或許吧,是以你們雖強,你們沒有贏,沒有贏,既然為了讓你們明白,這就是我們,我們從來就沒有輸。
──節自〈給山王工業〉
怪物曰:我要寫「只有我能夠的事」
所有的「山王工業」都有各自的強悍,又好比詩與散文與小說有本質上的不同,難以類比。廖啟余口中的「我們」有「台灣文學」不認輸的使命是清楚的;而內觀寫作時的「我是我」,他是甚麼樣的自己,又與他人有何不同:「我與台灣大多數的作者不一樣的地方是,很多人認為自由是『抒發主觀的自由』,而我會說『自由是適應客觀環境的能力』。」正因為如此,什麼人能讓他更為適應客觀環境(而非最痛快)、寫詩或者運作的方式能讓他與他人的文學銜接時最沒有斷層,便是他的信仰,這個人就是楊牧:「我的一切都是楊牧給的。在我心中,他是最大程度實現了戰後台灣文學給我們的養分和訓練。他在三十行以內的詩,其實只有一個句子。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轉換讓句子持續。這樣的事,別的詩人是做不到的。透過這樣的整合性可以做很多別人做不到的事」
「現在許多人的寫作初衷是『我要寫大家都有感覺的事』,而我的初衷是『我要寫只有我能夠的事』。」如同廖啟余所說,全面性地繼受楊牧老師的遺產、台灣文學史的遺產或者世界文學史的遺產,這樣的事可能不是大家都有感覺:「但是,你吃了這麼多東西之後,你就會變成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