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建議，給你也給我們自己，只要這樣做：打開雙眼看事情（look at things with open eyes）。首先，讓我們先有個認知，這個我們稱為家鄉的地方，是個熱帶天堂，但同時也因暴力、衝突與鬥爭著稱。其二，雖然我們都居住在這個充滿活力、繁榮的區域，但對彼此的有限認識阻擋著我們串聯、攜手合作的慾望。（註1）

​這是「曼谷國際表演藝術會議」（Bangkok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Meeting，以下簡稱BIPAM）2019年主題介紹裡，一段直率、坦白且犀利的文字，讓這個於2017年開始舉辦的年輕藝術展會，在全球各式表演藝術會議／市場中，有著一股與眾不同的生氣。

BIPAM是民間獨立舉辦，由一群年輕、志同道合的製作人、劇場人共同架構出來。雖然資源有限，但一如大多數的表演藝術集會，活動形式還是囊括了演出、座談、工作坊、網絡連結等多元樣態。並且，曼谷作為東南亞區域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也提供給BIPAM一個絕大優勢，活動現場有許多東南亞各國的專業人士參與，體現出其區域鏈結的強度。

來一起聊聊政治吧

在資源自籌的情況下，BIPAM能夠呈現的演出節目有一定的局限，但活動中安排的座談，卻是精彩豐富，議題性足夠且深入。短短五天內，共有十九場主題不同的講座，大多數都呼應了今年活動的大主題「打開雙眼」（Eyes Open），深度切入東南亞各國的藝文現況。座談的主題從創作面向、經營面向，跨到社會參與面向，其中兩場與「藝術與社會」相關的主題座談，讓人印象深刻，它們是：

－製作人／企劃與當今的政治：關於抗爭的案例分析
（Producers/Programmers & Politics of the Day: Case Studies of Resistance）
講者：Bilqis Hijjas（馬來西亞）、Dujdao Vadhanapakorn（泰國）、Lisistrata Lusandiana（印尼）

－藝術與其社會貢獻：從藝術創作到直接行動表現參與
（Art and its Social Contribution: From Making Art to Participating in Direct Action & Representation）
講者：Fahmi Fadzil（馬來西亞）、Sombat Boonngamanong（泰國）、Tanwarin Sukkhapisit（泰國）

以下將針對此兩場座談的部分內容，做進一步介紹。會將這兩場併置談論，是因為它們皆為這次BIPAM的客座策展人June Tan所規劃的系列座談。June為馬來西亞藝術團體「五藝中心」（Five Art Center）的成員之一，從舞監身分進入產業，而後跨足到製作人、編劇等身分；她也是這幾年TPAM（表演藝術會in橫濱）Direction節目的官方指定策展人之一。June的這兩場座談，其實與她一直以來關注的議題相扣合：藝術與社會、藝術與政治。

在依然還有審查機制的泰國，看到有這樣的座談內容，並且還是在官方場地舉辦，²真的讓人意外且期待。第一場座談，講者由來自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的三位女性製作人、研究者組成，她們以自身的經驗分享，當藝術受到政府挑戰時如何面對。第二場的講者則由三位來自泰國與馬來西亞的藝術創作者組成，講述他們如何從藝術創作，漸漸的走向政壇。

讓軍政府場場參與的演出

與政府直接正面交鋒，是在第一場座談裡，其中兩位講者提到的特別經驗。講者Dujdao Vadhanapakorn為泰國B-Floor Theatre的成員。B-Floor Theatre是在泰國成立將近二十年的藝術家組織，致力在透過不同藝術形式探討社會議題。Dujdao分享了其團隊在2015年的製作《Bang La Merd》（英譯劇名為：Area of Violation）如何離奇的被政府盯上。《Bang La Merd》這齣戲探討每個人在社會上的人權與言論自由，以台灣的觀點來看，這個主題並不稀奇特別。但當這齣作品被放到泰國的文化脈絡下，姑且不論創作者的真正意圖，不少人就解讀它是對泰國刑法第112條「冒犯君主罪」³的回應，也因此，開展了後面一連串的事件。

劇團在《Bang La Merd》正式開演前，安排了一場媒體試演會，沒想到在試演會前，接到政府的電話，要求劇團提供演出許可證明。但從來都沒有所謂的「演出許可證明」，是要如何提供呢？於是，團隊只能邀請官員來到現場，親自看看這齣戲是否觸犯法律。試演會當天，政府派了兩個軍官來到現場，拍了幾張照後就離開。在這之後，團隊發了聲明稿，說明戲劇本身並無其他指涉，純粹探討如何在社會上與他人共存，而不侵犯到他人權益，因此他們將依照原定計畫，繼續演出。

然而，軍政府始終認為演出可能觸犯刑法第112條款，因此下令每場演出，皆須有官員在現場蒐證錄影。Dujdao開玩笑的表示，這大概是少有的幾齣戲，軍政府如此看重，竟然場場出席。其實在當時，泰國即開始了軍政府的統治，言論自由的緊縮，並不讓人意外。這齣討論人權與言論自由的戲，也算是被這個事件「加持」了，無形中加劇了戲中的諷刺與警示。

七顆黃色氣球

Dujdao與政府的交鋒，表面上船過水無痕（但想當然耳，劇團已經被貼上標籤），並沒有與政府實質的衝突發生。同場講座的另一位馬來西亞創作者Bilqis Hijjas，與政府的衝突卻是直接白熱化，前後糾結了三年才落幕。

Bilqis的故事開始於2015年，當時候的馬來西亞有一場社會運動「淨選盟4.0集會」（Bersih 4 Rally）正在發生。簡而言之，這場集會的產生是因為時任首相的Najib Razak的貪汙醜聞，引起群眾憤怒走上街頭，Bilqis也參與其中。她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她有絕對的責任與義務去對這樣的事件表態與發聲。於是在兩天的集會活動裡，Bilqis在現場協助發送寫有以下字樣的黃色氣球給民眾：媒體自由（Free Media）、民主（Democracy）、正義（Justice）。

在集會期間的某一天，首相Najib出席了一場在百貨商場的藝術節開幕式。Najib與太太在一樓的開幕活動現場，而Bilqis則在五樓，手中握著幾顆氣球，站在現場表達抗議。開幕活動進行的當下，Bilqis的這幾顆黃氣球，慢慢的從樓上飄了下來，飄到一樓的舞台後方。Bilqis隨後便被商場警衛抓住，轉交給警察，而後被拘留，並被以蓄意侮辱（intent to insult）與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起訴，法官判決需罰鍰大約25元美金。對於這樣的判決，Bilqis非常不滿。25美元當然不是一筆多大的金額，大多數的人應該會選擇付錢了事，但對Bilqis來說，這整起事件背負著更大層面的象徵：公民自由的扼殺、政府的濫權，尤其當時的政府是如此的腐敗，卻依然投注大量的公資源，鎖定攻擊這起無足輕重的「黃氣球事件」。因此，Bilqis決定上訴到底。這個事件也引起當地媒體的大篇幅報導，Bilqis獲得了一個她本人不是那麼喜歡的稱號：氣球女孩（Balloon Girl）。這整個訴訟過程拖延了三年之久，經歷了來來回回的攻防戰，最後Bilqis終於獲勝。

比起用藝術發聲，直接參政更有力？

上場座談，講的是藝術家的直接社會參與，而接下來的這場座談「藝術與其社會貢獻：從藝術創作到直接行動表現參與」，又進入了另一個層次：藝術家直接走入政壇。此場座談的講者組合非常有趣，集結了泰國國會議員Tanwarin Sukkhapisit、馬來西亞國會議員Fahmi Fadzil，及泰國行為藝術家Sombat Boonngamanong。三位講者分別以不同的途徑，介入、參與政治。這邊將針對兩位國會議員如何從創作跨到政治做介紹。

前述兩位國會議員，其實都是藝術創作者出身。Fahmi是劇場創作者，做過編劇、導演、演員，也是馬來西亞以實驗性、跨領域著稱的「五藝中心」成員之一。其實他本身即是一個社會運動者，年輕時就已經投身在不同的社會運動中。但開始真正踏入政治，是他發現自己的觀眾似乎對國家越來越失望，而他的作品似乎無法為這些群眾帶來任何改變。於是，他開始思索，除了藝術這樣的媒介，還有甚麼方式可以更直接的改變社會呢？

令許多人意外的，投身政治這條路竟然是他的答案。座談中Fahmi並沒有講述太多關於他的創作，而是鎖定在自己走上政治的心路歷程。其實這條路他走得很久，從高中時期第一次加入社會運動，到2010年時，正式加入「人民公正黨」（People's Justice Party），從當初的助理，沿路慢慢走到變成國會議員。對Fahmi來說，他自稱為理想主義者，所以即便是身處在政治裡，社會責任（social performance）這件事還是不能忘。也許在他來說，現在的心力已經沒有放在藝術創作上了，但當初踏上政治路途的初衷依然沒忘。

 從拍攝禁片到在國會裡為LGBT發聲 

座談的另一位焦點Tanwarin，則是影像創作出身。在2010年拍攝了《後花園的情慾》（Insects in the Backyard），一部討論性別議題的作品。沒想到電影在剛完成之初，就被泰國政府禁播，官方給的理由是影片含有裸露的畫面。如同典型的路數「從國外紅回家」一樣，影片在國外影展獲得不少迴響，於是在2017年，終於在泰國被解禁，甚至很諷刺的，得到泰國國家電影獎的四項提名。對Tanwarin來說，性別議題是他始終關注的社會議題，雖然泰國的LGBT社群很活躍，但說到實質上的性別平等，卻還是差之千里。因此Tanwarin一直在找尋任何可能的機會，為LGBT社群發聲。

於是，當他看到泰國的新興政黨「未來前進黨」（Future Forward Party）出現時，他便毛遂自薦找上門，他想知道一個主打自由、進步和具有批判性的政黨，是否會願意支持一位變性人競選國會議員。原來的他，只是想試探這個政黨的可信度，沒想到對方竟然答應了。而且他也真的在黨派支持下，成為泰國首位變性議員。其實只要網路搜尋一下Tanwarin的名字，便會發現許多關於他的國際媒體報導，而報導的標題與內容，不外乎都打繞在他是首位走入國會的跨性別人士（在他同期，共有四位跨性別人士首次當選國會議員）。不過在座談現場，Tanwarin倒沒有多談他的這個身分，而是將話題打繞在當初那部電影所受到的爭議，如何引領他變得更有自覺、更有執念，想要為LGBT族群盡一份心力。

是政府審查或自我審查？

泰國與馬來西亞政府對於藝術創作的不支持，早就不是新聞，所以在這次於BIPAM參加的幾場論壇中，不曾聽到藝術家們抱怨政府的不支持，也許是知道再講，也是浪費口舌。但對他們而言，政府的不支持似乎不是最大的阻礙，無法預期的審查機制才是最大的障礙。網路上有一段2018年Bilqis的訪談，⁴當時馬來西亞剛結束一場大選，促成這個國家的首次政黨輪替，在這樣的新氣象下，媒體問她對於未來的藝術環境有怎麼樣的期待？Bilqis回答道，她知道審查制度無可避免地依然會存在，因此她希望政府對於審查制度有更建設性的處理。

Bilqis所說的建設性的處理是甚麼？例如，說明清楚到底界線在哪裡？誰有那樣的權力決定甚麼作品越線了？藝術家對這樣判決的上訴方式是甚麼？講清楚到底甚麼可做甚麼不可做，至少讓藝術家知道整個架構是甚麼、流程是甚麼。另外Bilqis提到一個關鍵重點：如果這件事一直都處在不清楚的灰色地帶，藝術家就永遠必須自我審查（self-censor），而這是再危險不過了。比起對一個已知的條件做自我審查，如果是因為界線模糊不清，而藝術家就先自我設限，那就更危險。

抵抗、抵抗、再抵抗

東南亞的政治、社會脈絡甚為複雜與交錯，藝術與文化的發展也緊緊被牽連，因而聽完BIPAM的這幾場座談，都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消化與理解。回看台灣，在80年代才脫離戒嚴的我們，可以享受現在這樣的創作自由，真的太可貴、太需要被好好保護著。「新南向」是當前台灣發展的重要方向，如果台灣想要在表演藝術方面開展此面向，那參加BIPAM是個好選擇。整體來說，BIPAM的活力、區域連結很強，議題也很多元，如果在資源穩定的狀態下，未來發展很值得期待。但也要留意，泰國的政治局勢瞬息萬變，多少會波及到活動的發展。例如今年活動的主場地「曼谷藝術文化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er，簡稱BACC）目前正在風雲色變中，聽當地人分享，政府似乎考慮將它改造成購物中心。原先的BACC總監，泰國劇場圈的重要人物Pawit Mahasarinand，也突然被拔除職位，而中心的董事會也突然被安插了三個軍方單位人物。對於一個好不容易被催生出來的官方當代藝術中心，這樣的消息真的讓人扼腕。

不過，雖然沒有這樣自由的環境，這些東南亞的創作者，在嚴苛的創作環境裡，依然有著滿腔的熱情。他們的創作動力、衝勁沒有被限制住，甚至創造出另一種生猛蓬勃的生態。如其中一場座談題目的關鍵字：「抵抗」（Resistance），恰到好處的點出東南亞文化藝術的處境：唯有透過不斷的抵抗，才能找出一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