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男孩來了！

這次他帶著兩本「故事書」跟讀者見面，分別是《故事書：福地福人居》、《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從書名就聞得到濃濃的台灣土地氣息，這種飽含家族、故鄉、土地的濃厚情感早在楊富閔第一本短篇小說創作集《花甲男孩》時期現身，欣賞過電視劇或電影版本《花甲男孩轉大人》的觀眾也不陌生，透過自然生動的國、台語交雜，將台灣庶民日常，無比生動地呈現，一直是作家楊富閔文字的獨特魅力。

故事書的家族感

新作仍充滿濃濃家族氣味，問他何以鍾情且長情於家族裡的二三事？楊富閔認為家族對他來說是一個時間概念，也是一個空間概念。不單只是字面上某個因著特殊人事與姻親血脈的集合，更像是連接自我與世界之間的一個「觸碰式介面」。對他而言，創作《故事書》的初衷，如同〈大內楊先生十二位〉的第一位：「聽故事的人」。作者期許自己是一個聽自己說故事的人，在想像之中，《故事書》寫、編、讀同步於腦海進行，他不諱言是目前為止，喜歡且貼近自己現狀的作品。

楊富閔為家族的庶民生活用品紛紛命名清新的名稱，例如：「貝公噗噗車」、「抒情清果機」、老舊小物透過作家的個人記憶，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甚至，曾祖母葬禮過程的備忘錄手寫稿、廟會錄影帶等，時間的厚度都被他的巧思記錄下來。他說，「《故事書》有二篇關於創作課的文章：分別是〈字幕組創作課〉與〈三合院創作課〉。這些小物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種創作過程的動態呈現；也是所謂從靈感素材到文章生成的一個範例。我也在看──我的創作是怎樣形成的。隱藏在第二本書《三合院靈光乍現》的最後一篇，有個拉頁，叫做〈再狂想：楊老先生有塊地〉是一篇關於創作的創作：是創作之前發生的事，也是創作之後發生的事，更是創作的此時此刻。」

楊富閔提及創作題材的思索，認為寫作上遇到的困難並不多，大致都可以克服，隨著生命成長，也一路調整觀看的位置。他說，「不只是家族，而是以家族為介面，延伸出關於創作的種種思考，於此意義上去創作《故事書》是一個理想的位置。」家人不僅對楊富閔的寫作十分鼓勵，也同時是花甲系列作品的忠實觀眾。楊富閔很開心自己將《故事書》二冊創作完成，它們彷彿像寫作者的兩張車票，帶領自己前往一個不同的地方。

大內高手玩轉文字

在書寫家族題材的篇章裡，常能見到楊富閔對文字潮流的高度敏銳，總是使用新銳的字詞融入敘述脈絡，例如〈美國時間2017〉裡寫位於故鄉台南的母親初始接觸智慧型手機，嘗試用通訊軟體LINE跟遠在美國的自己「賴來賴去」的經過。從文字裡讀到，飄洋過海的異鄉學子與遠在故鄉的母親，藉由3C產品串連畫面，一邊是米國，一邊是台南。

聊起美國時間，楊富閔認為或許可以把〈美國時間2017〉和〈米國的紅瓦〉並置看待。前文是在自己於美國期間完成，最初的文章題目為「同步」，後來放在整本書的脈絡中，才將文章篇名更改。「『美國時間』在台灣脈絡，有另種寓意，那真是我生命中難得的『美國時間』──有了將近八個月的沉澱與思索。這幾年的各種經歷，都在美國時間，得到安頓整理，《故事書》可以說是從美國寫回來的。」他說。而〈米國的紅瓦〉則是老家的紅瓦厝回憶，楊富閔與兒時同伴們在那裡玩捉迷藏遊戲，遊戲的台語名稱叫做「覓相找」，把這個字詞念得飛快的瞬間，聽起來好像「米國吹」，語詞又忽然誕生新的意義：「要躲到美國讓你找不到。」楊富閔說，不管身處何處，創作中的自己，始終在構築一個得以安頓自我與世界的平台，這個平台是流動的，但它是從自身出發，向下深刻挖掘，同時向外伸長了手臂，讓東奔西走的自己，能觸碰世界的邊界。

《故事書》裡更多的創意寫法，還包括台語字彙的使用，例如〈烏陰烏陰〉、〈惦惦仔吃〉，讀起來有音感，這份音感也與故事背後所要傳遞的主旨隱喻相連。比方說〈烏陰烏陰〉這篇散文裡寫父親騎著機車載自己去印小說的路途，「路的照明並不充足，路很陰，得穿越竹林與墳群，卻是一個解析度極高的夜——雲散雷雨停的夏夜八點，曾文溪邊的舊型工業區，有一支煙囪在排放白煙。」然而，描述至後段才揭開情節謎底，原來作者和父親有些爭執不愉快，眾人勸架的場面裡，阿嬤坐在客廳掩面嗚咽，一個陰天的背景裡，「烏陰烏陰，視線並不清楚，路燈亮著……17歲的我終究是選擇抄小路走後門、繞開父親。」讀者跟隨作者回到他的17歲生命，才發現原來「烏陰烏陰」不單指向陰天的天氣，同時也暗示著人的難過情緒，阿嬤那一聲「嗚咽」，彷彿巧妙點出題目背後被陰天隱藏的父子情感關係。

聊到創作文字的使用，楊富閔表示通常會將日常生活遇到的有趣字彙，記錄整理於筆記本，「這些字彙好像我去打獵或者採集的材料。」無論是網路上、馬路邊、商店的標示文字、甚至家電使用指南，都能成為他筆下的材料靈感來源。他說這種概念有點像小學生時期寫圈詞作業、照樣造句、換句話說等練習方式的延伸，每當學習新的字詞，就能繼續圈詞、造句，直至成為完整文章，成為生活的血肉。

國民作家的夢與想

無論是小說、散文、學術、電視劇，或電影等多重領域，楊富閔幾乎都已涉足，九歌出版社在《故事書》的宣傳語為他寫上「國民作家」的稱號。聊到「國民作家」的稱號與責任，楊富閔表示：「一路走來，真的非常謝謝我的讀者。我希望自己可以更敢於做夢吧，也把這個稱號當成一種期勉，以後的路要繼續深耕、努力。多重身分下最大的困擾應該會是時間有限，所以如何更加聚焦與專心，實在很重要。」讀者的支持對他來說，都是一份又一份貴重的禮物。

關於《故事書》在個人創作脈絡的位置，楊富閔從〈開地球：自我的索引〉這篇散文談起，他如此定位：「我想寫一種書，它可以是過去每本書的後記，也是未來將寫之書的前言。《故事書》在寫作脈絡的位置，它永遠在變動中，互相定義與補充，而且更像是一種關於生活方式的文學發明。」

帶著如此心情，走遍台灣以及海外眾多校園與課堂演講、接觸各方年輕學子。楊富閔笑說，作品被跨界改編成影視作品，有了不同心情，偶爾會感到自己也是自己的讀者。「看著自己作品變成電視劇甚至賀歲片，作家與作品的連結產生很大改變，我樂於感受這份改變，也在其中漸漸理解自身與作品的共處模式。」他以三合院為例，倘若他和讀者一起來到一座三合院，要把自己放在哪個位置呢？應該是彼此都在故事中，成了說故事與聽故事的人。

《故事書》是楊富閔的第七本書，回想2010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剛問世時，花甲男孩僅有學生身分，如今已搖身一變，成為擁有多重身分的斜槓青年。而《故事書》的篇目也如同斜槓功能般，項目細分豐富，像極了現在網路流行的「＃（Hashtag）」。作者利用分類、索引，讓讀者進入家族日常風景，或許這樣的標示與嘗試能更有效地引導讀者進入作者的成長世界，也同時是作家不停探索文學邊界的方式。

《故事書》令人感到不可思議，花甲男孩楊富閔的「地號書寫」正是其生命書寫，他多次回返去看家族與自身成長脈絡，每次總有新的想像發明。透過文字構築而出的新生地，也讓作家寫出了一條生生不息的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