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要整理這份長達六年臥底在「華文劇本LAB」當中第一手的觀察日記，我開啟了在記憶深處的檔案櫃，翻找其中雜亂堆疊的資料，試圖把它們串連起來。但不論我怎麼回想，最早的記憶都會回到2019年的那一天，我剛結束一個半月在哥本哈根的駐村，回到台灣還未滿一週，從飄初雪的北歐回到秋天才剛開始的台北，好像經過了一條時光隧道，穿過隧道的出口，降落回到我生命的現實，2019年的那一天，送大東（盜火劇團創團團長謝東寧）浴火的日子。在大東的告別式上，我好像還在早起的昏沉和體感時差之間朦朧徘徊，忽然台上司儀宣布禮成，請在場的親朋好友目送大東離開，那一刻時間的無情猛然衝向我的面前，這一瞬間已經到了，而我還有好多事情還沒完成，那一年是我們開啟華文劇本LAB的第一年，我該寫的大綱都還沒有眉目，而大東卻已經離開我們了。

開始華文劇本LAB是在2019的年初，那時候已經開始肩挑盜火劇團藝術總監一職的何應權把我們幾個聚齊，向我們說了這個計畫，我、王健任和盜火劇團的劉天涯，我們是北藝大劇創所劇本創作組的同學，在差不多的時間點先後自學校畢業，各自做著編劇工作經過了一年多，很久沒有聚在一起了。過去在學校每週四小時的主修課上，我們固定互相檢查劇本進度，給彼此的劇本猛烈批評的那些日子好像已經過去很久了，又好像就在昨天一般，我們聚在一起，談論起彼此最近的作品，這時應權（親近的朋友都喊他一聲阿權）說——「我們要來搞個華文劇本的lab，華文劇本的實驗室。」那時我們，或者說我，可能都沒想那麼多遠大的抱負，只是心底單純的想著如果能讓過去在主修課時的時光無限延伸下去，那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情。

華文劇本LAB的第一屆，首先定調了我們四人，一人一篇的短劇，圍繞著同一個主題，四個編劇的四種面向不一樣的發揮，我們都覺得很有意思，靈感來自一部黑色喜劇電影《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要以這個方向為創作核心，各自構築自己的世界。我們約定好了定期聚會，給彼此訂下時限，定時碰頭互相給意見，就像回到學校生活一般，但我的計畫在年中左右就像偏離航線的列車，被同時在進行的各個案子左拉右扯，每次碰面時對他人的計畫總是振振有詞，對自己的總是含糊帶過，我不知道自己想寫什麼，緊接著丹麥的劇團邀請駐村的消息就像一個絕好的藉口，幫著我又矇混過了幾次，直到我回到台灣的那一週，文件檔案都還只有寥寥數語不成文章的句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華文劇本LAB的執行方式像極了我們在校時的種種，我想到每個期末必然進行的讀劇發表會，大東就像個劇本獵人一樣總是會報名參加，但是一個班上七個人每個人發表自己的史詩劇作，耗時兩天令人頭昏眼花的讀劇，對觀眾來說實在是一場苦差事，當自己人都忍不住在同學的作品發表時腳底抹油溜出場透氣，台下的觀眾也剩寥寥幾人還在苦撐，大東還是會定定的坐在台下，當個雷打不動的資深觀眾。大東總是不厭其煩地跟我們說著他許多大大小小的計畫，其中最常反覆提到的就是發展自己華文的劇本的重要，我們自己寫出來都自慚形穢的作品，對大東而言都是一塊塊待發掘的璞玉一般令他眼睛發亮，我想起自己寫了一個特別不知所云的劇本，那學期的讀劇會後，大東認真的跟我說：「琬婷，妳很會寫群戲，但妳要練習寫一些雙人戲。」

我當時有沒有應下承諾，已經不太記得，但我確定我沒有因此開始練習寫一些雙人戲，畢竟我過去不這樣做的原因，肯定是因為我特別不擅此道，一想到台上只剩兩個角色可用，我就抓耳撓腮一籌莫展，這不就是最令我「抓狂」的一件「小」事嗎？那一年我挑戰寫了後來改編成《寶貝，射我吧！》這齣戲的劇本前身《牆上有槍的房子》，人生第一次寫的雙人戲，也許是一種兌現承諾，也像是對華文劇本實驗室的回應，在這裡可以容納編劇們挑戰自己所不擅長的寫作形式的嘗試，可能挑戰自己，也可以接受失敗，但編劇們必須要花時間寫，透過長達一年的時間與作品對話，要能修改、要能推翻、要能一次又一次的回歸本心，重新找到自己想寫的、能寫的可能性。

華文劇本LAB的第一屆呈現，在現在已經熄燈的藝風巷咖啡廳樓上的表演空間上演，我們四人不約而同的，期待著這會是一個能繼續延續的計畫，於是有了第二屆的誕生。第二屆開始，華文劇本LAB正式奠定了創作陪伴的形式，我們四人成為了每一屆進入實驗室創作的編劇們的創作陪伴者，主要功能是在他們與自我和作品對話的過程中坐在左肩上低語，雖說好像是付出心力陪伴著他人創作，但實際是我們從這樣的對話中得到了養分也說不定。

第二屆的主題是「動物」，以動物隱喻人性狀態；第三屆走出藝風巷，開始進駐華山文創園區，這一屆的主題是「類型」，四位編劇各自挑戰一種類型電影的形式進行創作；第四屆的主題是「地標」，挑戰承載著歷史的建物如何成為故事的載體；第五屆的主題是「新聞」，在社會脈動下緊貼著議題的一體兩面進行辯證；走到了去年（2024年）的第六屆，華文劇本LAB開啟新的里程碑，進展成為雙年度的計畫，八名編劇各自挑戰悲劇或喜劇的經典改編，並透過20分鐘的讀劇片段，競爭進入第二年度寫作完整劇本的名額。

在這個過程中，劇本寫作逐漸變成不再只是一種限定「個人」的行動，而成為具有公共性的集體活動，題材、作品取向、劇情結構等，被攤開在圓桌會議上討論、甚至是發酵成為新的概念，形成一個十分特別的編劇工作室。有別於因為電影或電視影集分工而組成的編劇小組，華文劇本LAB的這個小組集中在一起腦力激盪，卻又是各自獨立完成自己的作品，過程中集體和孤獨的創作經歷交織著，也許是一段以孤獨的寫著劇本為業的人來說最需要、也十分難以在一般情況下獲得的創作體驗。甚至華文劇本LAB也在華山的諸多空間中成為一場為期一個週末的盛會，24小時極限編劇營、講座、讀劇會分頭發生，邀請著一般觀眾成為作品成型過程中的參與者，走進創作室中陪伴著作品的成長，見證作品從青澀到成熟的每個過程。

短暫的回顧告一段落，我為了驗證記憶的真確，秉著求真求證的初衷向藝術總監阿權詢問，最初是什麼時候決定華文劇本LAB要做？阿權沉吟半晌說，是大東說要做的。大東曾單獨約了他在一間咖啡廳，那時大東因為受病魔侵擾而精神不算太好，但他的態度很嚴肅，第一句話就是要阿權：「華文劇本LAB一定要搞。」大東知道阿權的創作涉獵廣泛，從劇場、影視到詩歌無所不包，便指出了一個問題：現在普遍的跨領域，主要工作的都是形式上的跨領域，但不管如何跨，文本還是最重要的，這便是盜火劇團的核心價值，處理一個放諸任何領域角度去審視皆可的劇本。不管是紀錄劇場、美術館展演、集體即興、環境劇場等演出，前期的工作一定是處理好文本。拙於邏輯論述的我，只能在此引用阿權的原話——「華文劇本LAB計畫，不是一次性的呈現，而是一個長遠的發展計畫，目的是為不同形式的藝術表達，尋找核心的『book』，可以來自真實的人物、創作者的經歷、虛構或寫實的社會環境，但只有一個出發點：讓其之後的藝術形式得以站穩。」

再次回到我自己，我經常在思緒漶漫時回到那一天，想到那位曾經啟發我們許多的人，肉身在世間正式湮滅的那一天，可能感性一點的說是一盞燈火的熄滅，但實際上是即便澆滅了生在地上的營火，也難以完全撲滅它蟄伏在土壤腐植層底下的火星，蟄伏在底下的野火只要靜待時機，就能倏然被點燃，再次形成綿延數里的明焰。沒有想到不知不覺間竟有機會以自己的文字，或多或少的回憶起許多記憶交疊的碎片，那個開啟這一切，亦師亦友的前輩大東。

好像是剛移師華山的第一年，我到拱廳看完了當屆的讀劇會，回到家後睡覺時又回到了拱廳，我正和人聲鼎沸的觀眾一起期待著台上的作品上演，這時眼角餘光看到前排座位席上，大東正坐在那裡，一如平常的熱切歡快的交談著，談著對這個劇本的見解和看法。他沒有回頭看我們，專注的看著台上，就像一直在我記憶裡的那樣，期待著，鼓勵著，等待燈光熄滅，好戲上演。

盜火劇團
華文劇本LAB編劇實驗室
華文LAB劇本市集

本文作者｜沈琬婷
嘉義人，北投媳婦，婚後定居台北。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劇本作品曾獲台灣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廣藝金創獎的肯定。作品涉獵廣泛、寫作以社會為本，凝視現象並提出疑問，以寫作與世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