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朝八晚五的上班族五年後，我才發現，原來週休三日是最適宜人類的工作步調，最佳組合方式是週三加上週末。工作日被假日包圍，勤勞地踏過兩顆石頭就能休息，讓幻想中的自由彼岸不再遙遠。

我猜想，這個發現，除了來自每天睡到自然醒的渴望，也來自於斜槓身分所帶來的相互牽制與甜蜜。我是一名劇評，一位朋友口中的廣義藝術家，也是一名住在花蓮的職能治療師。在進入大家都會假裝有興趣，實則是句點產生器的治療師工作日常描述前，概略一點來看我所交代出的社會身分特徵，可切分成無須打卡、無固定薪水的自由工作者，或是創作者；及每天打卡上下班，領固定月薪的上班族。

用一週的時間來切分，週一至週五白天我是治療師，週間晚上及週末，我是父母親戚不反對（應該有忍受年限）但永遠搞不明白的不事生產者。大多時候，我對此狀態皆甘之如飴，領著月薪，當當薪水小偷，下了班還能發展個人興趣，做得也算不錯，吃著火鍋唱著歌，還是會突然感到emo。這些身分的背後，就像是兩個世界的選擇，白天不懂夜的黑，太過認真的跟非藝術產業相關的友人談論藝術，冷場要自己收拾，而藝文圈的朋友，也未必能理解上班族的日常甘苦。

30歲以前的我，追逐文學與劇場的幻影，希望自己能成為其中的一員，而且要是全職的那種，燃燒身心佛擋殺佛，以求藝術，彷彿是一尊尊藝術大神曾經的應許。30歲以後的我，我就不想吃苦，我就爛，每個月一號看到薪水入帳還是開心到起飛。就算解釋一千遍，長輩們仍然把我當成是電影導演，現在的我都笑笑說對。

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時不時心頭會飄過這句反問，但上班族的生活是這樣，即使有體無魂，錢買得到我的肉體買不了我的心，一天還是得在指定的地點待滿指定的時間。上班的日子，透過社群媒體窺看遠在台北的各類藝文訊息，累積永遠看不完的書單，是薪水小偷的消遣，也是焦慮的永動機，幻想另一種活得更像創作者的人生，專心致志在藝術實踐之途，滾動更多作品與想法，當然也有機會在社群媒體上活得只有藝術。

焦慮、羨慕和嫉妒，這些情緒如同伏流，總是不經意在我對現況感到滿意時湧現，並往往令我感到過於貪心的罪惡。但我也知道，正是這份工作、落腳花蓮以及在花蓮遭遇到的藝術經驗接住了我，引領身心進入藝術與生活無須劃分的時刻，也應對著種種歪膏揤斜的念頭。

人生能在花蓮待超過十年的時間，是我最大的幸運。當初為了文學夢而來，讀完東華華文的研究所，確定自己的才華不足以餬口，卻湊巧碰上一個在醫院身心科執業的機會，也剛好大學不甘不願讀完職能治療系，還低分飛過拿到證照，所有的巧合匯聚讓我得以在花蓮待了下來。

職能治療是從英文的occupational therapy翻譯而來，為了不讓氣氛陷入冰點，我通常會解釋成，這是一種恢復身／心日常生活功能的復健。醫院裡的職能治療師，會出現在復健科、兒童早療以及身心科。我目前的工作內容，包含評估個案們的日常生活功能，以及設計治療活動，令身心科的個案們能改善因身心症狀所遭遇到的各類問題。

說得白話一點，即是要為住院病友們每天找點事情做。我會帶個案們做伸展運動、音樂遊戲、畫圖，或是做一些合宜的工作訓練。身為醫院的小螺絲釘，許多理想於此並無用武之地，更多的是妥協與磨損，或我現在認為就是一種醫療及社福資源短缺下的各方彈性補位。耗損不合理，但因此而完全止步，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

這是醫院裡的病友們、同事、護理師、醫生及各方照護者教會我的。治療師每日的工作雖然會遇到許多人，但工作內容總是重複且少有進展，這當然也跟每間醫院的屬性定位，以及疾病帶來的身心挑戰往往反復且漫長有關。當我為此感到煩悶時，卻看見醫院裡的眾人，在庸碌且單調的生活中，始終步履不停。我也察覺，一件事情是否有變化，來自自身觀看的位置與尺度。從各種治療目標或是醫院指標出發，除了藥物帶來的顯著效果外，其它處置或許不那麼被重視，甚至連藥物都不見得每次皆能生效。而如果將觀察的倍數放大，聚焦於每個人行為的細微變化上，還是能見到連彩色筆都不知道如何使用的病友，開始學會握筆，在畫紙塗上一小塊顏色；或是看到護理師和照服員，在忙碌的照護工作中，仍於能力範圍內，一點一滴調整了作法。

在眾人忙碌於生活的世界裡，卻也逼問著我，藝術的位置在哪裡？當我週末坐在劇場裡，或是步入一檔展覽，我越來越不明白，這些潮來潮去的字眼，諸如人類世、酷兒、左翼、資本主義等，與週間的我，以及眼前眾人的關係何在，尤其當看到創作論述不時提及公眾、民眾，我不知道到底有誰在乎？

更多時候，我甚至覺得聽同事們罵罵公婆和老公，看她們為了幫小孩搶暑期營隊而鄭重其事，比藝術家和策展人動輒上下幾百年，鄉土、性別或轉型正義無一不關懷，來得更有意思。就像前面提到的觀察尺度，假使一件創作被期許能為觀者拓展感官經驗與想像，我在震災後，醫院整修的水泥牆面上，以及同事們協力將墜於草叢的雛鳥，放回鳥巢的事件中，取得了同樣的效果，並明確看到生活的痕跡。

只是，仍有些許時刻，太有目的與功能性的日常生活，突然像是鉛塊般，將人拖往下沉，而內心猶有飛翔的慾望。前些時候，因受邀參與「冉而山劇場」今年在太巴塱舉辦的「Kahemekan花蓮行為藝術展演」，與其他三位參與藝術家討論行為內容時，短短一小時的交流，身心無比輕盈，無須落地的進入神話、宇宙，與藝術所應許的無用之地。

我始終未曾放棄與藝術沾邊，甚至不計成本做點什麼，為的即是這些不知何時出現，解放現世束縛，令身心震動的時刻，那是一種莫可名狀的需求，更像是任性的，我就是要。

也是因為待在花蓮，我遇見許多不以藝術家或創作者自居的創作者，他們只是生活著，用身心與創作反饋生命帶來的時間流動。倒不是說他們不會思考一件作品如何呈現，或是如何精進技巧等議題，而是創作不僅為了完成一件作品，它更像是吃飯喝水一樣自然，無須從生活中切割出去。你可以是一名書店老闆，一名理髮師，或一名幼稚園老師，但你也無時無刻在創作，彷彿身處一個不知藝術為何物的宇宙觀中。

如同我某次採訪冉而山劇場的團長Adaw Palaf Langasan（阿道．巴辣夫．冉而山）所言，藝術很遙遠很怪，如果有另一種說法，可以說是一個人懂得生活，懂得享受，懂得美好。阿道的洞見，與花蓮藝術家們的生存樣態，是我腳前的燈，令我往返不同身分處境間，火燒眉毛時，也能辨識出一條隱微的小徑，這條小徑串聯起零碎的時間與分裂的身分。

當然不定時依舊會焦慮，又沒存到錢又沒幹出什麼大事，是不是到了該抉擇的時候。但我永遠記得有一部分的我迎著日出繞著篝火跳舞時，以及和眾人在城市空間集體行為時，靈魂的飽滿與寧靜。這部分的我不太有用，但我願意為等待這份無用顯現而早起上班。也讓被社會歸類為有用的我，能放慢腳步，面對醫院的環境與病友們，有力氣欣賞彼此於大環境裡的無用。且即使無用，有意無意間一點點細微的變化，亦為創作與藝術之所在。

本文作者｜盧宏文
現居於花蓮，因在原住民族創作者及其生活態度上深受啟發，開始長期關注其創作環境、概念和作品，並以此作為2017年國藝會「表演藝術評論人專案」之書寫主題。持續以緩慢的速度產出文章或劇評，也參與行為藝術展演及策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