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雨中，火車搖晃著，向翠綠的山丘奔去。

從蘇黎世前往譯者之家的路上，想到接下來一週的工作坊夥伴不是教授，就是經驗豐富的譯者或寫作者，不免有些緊張——來自德國的安若石（Alice Grünfelder）是作家、譯者，近期剛推出蔡宛璇德語詩選《海岸》；在牛津大學擔任SNSF Mobility博士後研究員的利文祺出版了楊牧、陳克華詩作英譯；王學權是香港大學教授，出版過三本英文詩集，目前負責英譯零雨詩集《女兒》；羅馬第三大學中文系教授羅莎（Rosa Lombardi）是楊牧詩義大利文譯者，同行的還有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博士後研究員孫琳（Silvia Schiavi）；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東亞語文學系教授米娜（Cosima Bruno）曾譯陳黎詩作，同系的博士候選人王珂曾譯文學與美術史大師著作，已發表多項論著；鄒佑昇就讀德國慕尼黑大學佛教研究博士班，出版了兩本備受肯定的中文詩集以及一本德文詩集。

當時是不是答應得太爽快？去年在國藝會的支持下，我以文學翻譯為主題在英國與愛爾蘭進行「海外藝遊」，訪問諸多在翻譯領域努力的工作者，耕耘台灣文學外譯多時的利文祺是其中一位。他告訴我荷蘭文譯者馬蘇菲（Silvia Marijnissen）正在翻譯零雨的作品，希望透過號召各地譯者舉辦翻譯工作坊更加認識這位詩人，並且熱情邀請我一同加入。想起先前參加翻譯工作坊大家齊心討論的愉快經驗，「好啊」二字隨即脫口而出。

火車漸慢，窗外一隻紅嘴白鸛闊步覓食，叼起獵物輕輕向上甩，脖子一扭食物下肚，胸前尚未落盡的冬羽左右擺動。歐洲人視白鸛為吉祥禽鳥，大概是個好兆頭，無須送子，送我一些平靜的心情吧！

出了欣維爾（Hinwil）火車站，採買完食材，搭上公車，到站再走十分鐘，終於抵達這一週的住所：樓仁譯者之家（Translation House Looren）。這棟建築寬敞舒適，視野開闊，前身是出版商艾伯特．祖斯特（Albert Züst）的宅邸，Looren為蘇黎世州的方言，意思是「石地」，適合這片冰磧作用形成的礫石丘陵。祖斯特家族搬離後，希望為這座建築尋找新的角色，邀請大眾集思廣益，最後由瑞士翻譯家雷古拉．倫許樂（Regula Renschler）的提議勝出。2005年起，樓仁譯者之家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運作，提供獎學金與駐村機會，也與各大研究機構合辦講座與工作坊。譯者之家還有豐富的館藏，除了便於駐村譯者工作的各語言辭典與各領域專有名詞辭典，也收藏了駐村譯者的譯本以及瑞士四種官方語言的本國著作。

譯者之家剛成立時，上山的譯者寥寥無幾，如今駐村申請年年秒殺。本來以為沿途的景色就夠吸引人了，進入專屬客房後，立刻讓人想要帶著下一份翻譯工作申請駐村。這裡每個房間都以瑞士作家取名，我分配到的是「赫曼．伯格」（Hermann Burger）房，室內有簡約的木質地板與家具、舒適的工作桌，但最重要的是桌前的大窗戶，小鎮、蘇黎世湖與遠山盡收眼底，宛如一座專屬的自然劇場——山區的氣候瞬息萬變，每一次抬頭窗外都有不同的光影色彩。

工作坊訂於應該已是春天的三月底，開始的前一晚卻來了一場雪，隔日的討論在清新沁涼的晨光中展開。我們採用常見的專題討論模式，由成員自選作品事先翻譯完寄給大家閱讀，每位譯者負責帶領討論自選作品。不過，這次與我先前的經驗相當不同。過去參加的文學翻譯工作坊不僅是以單一語言組合（language pair）為主，而且聚焦在小說與非虛構書寫；這次的工作坊則集結多種語言組合譯者，類似英國文學翻譯中心夏季學校（BCLT Summer School）的「多語翻譯工作坊」（Multilingual Workshop），不同的是，多語翻譯工作坊全都是譯入英語，以文類作為區別，譯者只需要自選相符的文本分享討論，而零雨翻譯工作坊則是由中文譯入其他外語，並且專注於單一作者的作品。

隨著討論的進行，我很快就注意到比起單一語言組合的工作坊，多語討論似乎更加凸顯語言的差異。有時義大利文譯者會認為某一首詩譯成義大利文的感覺不好，但德文與荷蘭文譯者卻認為很適合翻譯，而有時情況又完全相反。抑或是有些中文母語人士認為很有「餘韻」的最後一行，卻會讓其他語言的譯者覺得「不夠有力」，「感覺中文詩常常不知道怎麼收尾」。此外，詩的譯者更加注意聽覺與視覺，大家在分享策略時，字詞的聲音與形狀常常是選詞標準。值得一提的是，佑昇的參與對所有成員而言應該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他不僅熟讀零雨作品，而且與零雨長期維持書信往來，為大家補充許多文本脈絡與私人經驗。

分行、斷句與標點是中文詩迻譯的一大挑戰，零雨的作品也不例外，她大量活用句號與破折號，米娜所選的〈野地系列〉第十四首「與蛇相遇」正是如此：

大到時常互相碰撞。以為
只活這一次。但我們還是
互相溜跑。跑過對方的
界線

 

最後。宇宙翻覆
我溜進草叢。牠丟掉
手杖。最後。語言的問題。並不
存在

句號不只是句子的終結，是更強烈的呼吸，甚至是視覺的跳動，與歐洲語言的標點符號使用習慣相當不同，令譯者頭痛不已。儘管如此，米娜的譯文保持零雨的句型，透過破壞語言規則，翻譯便從縫隙中為目標語言注入新活水。

與外國譯者討論翻譯時，文化差異總是最為有趣的議題。安若石選了〈我的名字叫海〉中的第六首「岩石」與第九首「我想和你和好」，前者用上「黃昏」，似乎是德語無法表明的時刻，她也對於中文寫作大量使用這個詞感到困惑，這大概是身為中文母語人士從未思考過的事。後者提到「白鳥」，根據上下文顯然典出《列子．黃帝》的漚鳥，她表示不能直翻成「白色的鳥」，「鳥一定要寫出名稱，否則在德文看起來會變得陳腐平庸。」有時，看似簡單的字句，竟然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難題，例如我選的〈白色〉描寫病房的這幾句：

在她床邊
再過去一點
——跳過下午的陽光

 

暗色的矮櫃上
有一個鬧鐘
一個相框

義大利譯者無法理解：為什麼醫院會有櫃子？哪裡來的相框？其他譯者解釋著可能的原因，我們幾個台灣人則試圖口述還原一般台灣醫院的樣貌——原來，在義大利住院是不能攜帶私人物品的！

綜觀工作坊成員的選詩，赫然發現我心中的標準似乎過於保守，或者說，過於「商業」。我選了〈對話〉、〈白色〉、〈翻譯——致A〉，當時將外譯設為目標，因此在文字特色之外，最重要的標準是能引起共鳴，也因此有意識地排除過多文化元素的作品，因為詩不像其他文本，很難偷偷把解釋性的文字安插在文本之中。有趣的是，馬蘇菲的網誌記錄也反思了相同的事：「我總是猶豫要不要挑選那些我覺得『太漢文化』的詩，擔心荷蘭讀者無法理解，我害怕這些作品會嚇跑他們，或需要太多註腳來解釋內容。」或許，我們都應該勇敢一些，防止波里佐提（Mark Polizzotti）在《譯者的難題》（Sympathy for the Traitor: A Translation Manifesto）談到的文化單一化：「翻譯雖然應該扮演橋樑的角色，把橋樑的兩端連結起來，但翻譯的重要性，或許也在於維護兩端之間的距離。」

一週飛快，該向知識淵博而熱情的夥伴以及絕美的樓仁譯者之家道別了。在車上，我重讀王珂獻給工作坊的詩作，回想從早上討論到晚間準備餐食的歡樂時光，一週似乎太短了。不過，現實並不允許譯者耗費幾個小時，只為了把譯稿裡的幾個字詞精修得滿意，翻譯工作坊總是奢侈的學習與享受。

車窗外陽光灑落，翠綠的山丘多了野花點綴的黃白，那一早，春天真的來了。

本文作者｜游騰緯
現為自由譯者、台師大翻譯所博士生，努力在實務與研究之間取得最佳平衡。長期與藝術場館合作，譯有《古典音樂之愛》、《藝術家之死》、《音樂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