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即生活:劉嵩
2024
04
26
文|陳亭聿
無盡探尋:第23屆國家文藝獎
「假使創作有任何風格的話,我的風格是從我媽媽的廚房培養出來的。」劉嵩再次重複母親於廚房裡心授口傳的字句,「細節就是一切。」

2023年10月金鐘58頒獎典禮上,身著藍西裝、鼻掛細框眼鏡的劉嵩登台,他是因導演《南國啟示錄》而獲得人文紀實節目獎項。只見他眼角面頰肌肉共構出的笑顏曲度,圓潤親和中隱約埋藏著嚴厲的痕紋,他的口條富有節奏,咬字顆粒清晰,卻儼然有一份教育者、資深媒體人的儒雅知性。然而,當導演開口致詞時,卻又產生了知性面與感性面的反差,這便構成影音上的刺點。只聽劉嵩登台不僅提及工作人員、合作夥伴,更把人生中的重要女性,母親姊姊太太都如數謝過,他沒把意義使命感一類說詞掛在嘴角,反倒是意味深長地總結,「假使創作有任何風格的話,我的風格是從我媽媽的廚房培養出來的。」他再次重複母親於廚房裡心授口傳的字句,「細節就是一切。」

事實上,這個不托大自己的藝術才情,總愛將技藝講小,而心念「慎微」二字,因此罕為一般觀眾所識的導演劉嵩,早就因其系列紀錄片製作,成為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的常客。金鐘頒獎典禮後不出兩個月,劉嵩更因從業至今長年紀錄台灣的選題前瞻性、作品的影響力與啟發性,以及述說故事的深入淺出及職人精神,獲得極具指標性的國家文藝獎肯定。他母親口中的「細節」二字,顯然沒使他鑽入胡同、沒入角尖,反而引其安步當車,走得既深且遠。

「細節就是一切。」這是劉嵩從媽媽的廚房裡習得的風格。(攝影/劉振祥)

影像的啟蒙:報導攝影

2024年初,走進寶花傳播工作室,映眼盡是導演與團隊收藏的大量書刊雜誌與DVD。因甫獲國家文藝獎殊榮,劉嵩從記錄訪問別人轉而開始頻繁受訪,只見他向另一位來訪的影音編導耳提面命:「最後盡量別風格化處理,平實就好,有內容就不需要虛華。」一會兒又見他熱情招呼,手執幾幀自己拍的黑白攝影作品,上頭是孩子全無設防的笑靨大特寫。「都可以拿去用!我拍的是靜照,但都不是所謂的沙龍攝影,或漂亮的照片。」

確如所有先前的訪問中與現場所示,1958年出生的劉嵩時常提及的,是他曾於1976年創刊的《幼獅少年》中擔任美術編輯工作的年少時代。一個十多歲不愛讀教科書的孩子,是如何懵懂地跟在當年從事報導攝影的先驅阮義忠、張照堂、關曉榮、林柏樑等人身後,走踏台灣各處民間鄉里,小劉嵩給自己買了台相機,搭建個人暗房,在裡頭格放與顯影台灣人與土地的容顏。這段時光成就了劉嵩的底氣,雖然他總惦念著自己小學五、六年級,在影廳裡驚奇於庫柏力克導演《2001太空漫遊》裡的異世界奇觀與環境音樂,所洞開的視聽幅員;他卻更因與這些富高度人文精神與理想色彩的前輩相處,而養成了一份對純美學展演的戒慎恐懼,無有關懷便感到水土不適的自我認同。

從報導攝影獲得啟蒙,劉嵩的鏡頭養成了對純美學的戒慎,常保人文關懷。劉嵩於《農村的遠見》德國懷楊鄉拍攝現場。(劉嵩提供)

學院教育不如親身體驗

當少年在暗房裡,參透了靜態攝影的幕後程序與光影來歷,好奇心仍重的劉嵩接著踏上探索「電影」,這個當時對於台灣孩子仍很新奇、使之目眩神迷的敘事媒介的旅程,「吸引我的不是電影藝術,而是我一直有個疑問:電影是如何製造出來的?」

在姊姊的指點下,高中畢業的劉嵩擇定了既能學習世界通行的英語,又可以享有歐陸經驗的英國,申請了倫敦國際電影學校,並成功以《幼獅少年》時期累積的報導攝影作品集換得了入場券。當問及英國影視教育帶來什麼啟發時,劉嵩卻忽然岔題講起初到異地,先赴語言學校的窘境,「我一個人冬天坐火車到英吉利海峽港口,轉搭輪船至英國,再坐火車到倫敦,繼而換乘至鄉下。」他將當時隻身換車乘船的情景鉅細靡遺說來,配上說白,「當時還遇到大風雪、罷工,一個人流落月台,也不知道語言學校何時來接自己。」然而,當孤絕陌異感被主述者徹底營造出來後,卻聽他稱自己無有一絲惶懼,轉眼又滔滔說起電影學校置身藝文重地柯芬園,浸泡在酒吧、書店、展覽、電影院裡的日常。

劉嵩把環境空間、經驗瑣細剪輯於一處,當我們跟著驚奇、輪轉、失神與恍惚時,他才緊接著追加一句,「這些我親眼見證的所有,都要比口袋裡的、學院教的,影響更為深遠。」來訪者驚覺,原來他前面鋪陳許多所要表達的,是「文化洗禮」這四字。他想說的,是異地風土帶給他的文化啟蒙,繼報導攝影行腳台灣後,進一步衝擊著感官視聽,而這樣鋪天蓋地的環景和沉浸式體驗,自然比之書頁上所學者更為具象、全面而立體。

紀錄片是一種世界大同的書寫工具

從言談中,不難聽出劉嵩將所歷所思細節酣暢地編織成故事的能耐,而這就要說到劉嵩初入行的經歷。電影學校畢業後,他先是回台參與了中影幾支未完成的劇情電影,此後輾轉到紐約的獨立電影製片公司,接觸到美國國家地理頻道、HBO電影頻道等紀錄片的後製剪輯工作,這些實際經驗從根本上解開了他「何謂電影製作」的困惑。「在這裡與資深剪接師工作,我認識到電影之所以是電影,就是因為『剪接』二字。」劉嵩指出所有電影的元素都包含故事、人物、技術形式等等,然而這些元素都需要透過「剪接」,一個鏡頭接著一個鏡頭地,竟全其線性的敘事。

劉嵩於工作室中剪輯新作《南國啟示錄》系列紀錄片第二季。(攝影/鄒保祥)

那麼,何以後來鍾情紀錄片呢?劉嵩認為紀錄片就是電影,是用影音進行創作,但是紀錄片相對不受現實條件、市場預算規模所限,而具有宏觀或微觀的可能,大至宇宙,亦可納須彌於芥子的自由度和魅力,「尤其從現代的角度來看,技術門檻低、播放平台更多、長短影片等多元型態皆有,人人皆可上手,紀錄片就某個程度上來說,已是一種『世界大同的書寫工具』。」

至於要書寫與傳播的對象究竟是什麼,則在劉嵩帶著異國探索的歷練與膽識、同業界專業習得的剪輯功力,再次返台後,方才漸次揭曉。

城市系列的「遠見」

紐約工作後回到家鄉,時逢七、八〇年代台灣經濟高速發展,劉嵩舉目所見,已非他熟習慣見的曾經。「我們的城市規劃遠遠落後於經濟起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年台北多條捷運同時開挖,城市若一座大工地,遭開腸剖肚,崩解重構意欲迎來進步現代,卻七零八落的陣痛景象,使生長於斯者心折焦慮,「當時沒有人知道台北會變成什麼樣。」

劉嵩稱自己是個小老百姓,沒有宏觀的想法,只是有感於台灣地景變動之劇,也曾起意改行。「我當時想放棄電影,念建築去,常感到做電影是很浪費資源的行業,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我不需要花時間掏空自己,反省自己究竟所為何來。」他在《幼獅少年》受文化圈前輩的土地關懷潛移默化的思辨慣性,讓他始終無法把藝術風格作為創作動機。「我是來做內容的,我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那就是:內容永遠第一。」他說。

1990年代,草根民主運動興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開啟以「文化藝術」凝聚地方認同、培植在地發展的一系列政策,觸發了台灣地方社會的強烈動能。劉嵩所屬的寶花製作開始在商業案型之外,從企劃階段積極與專業合作,他和台灣城鄉研究的專家們,於1990年代初共同企劃製作了《城市的身世》13集影片,分別對照巴黎、義大利、新加坡、京都與台灣城市規劃造成的生活殊相,引發反思。

而這更未止步於單次性的結盟,90年代中期,劉嵩與寶花傳播團隊再次在時任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的林盛豐策動下,接下了公共電視台《城市的遠見》系列節目的導演工作,他與都市、人文、建築工作者密切合作,更進一步走遍世界各地共12座城市,將有文化底蘊及系統性規劃的城市特徵風貌、歷史縱面,以及更重要的是其背後埋藏的「遠見」大舉引進台灣電視觀眾的視野之中。

「遠見」系列總策劃林盛豐。(劉嵩提供)

「內容第一、形式第二、技術第三」

1999年9月21日台灣發生集集大地震,全島劇烈搖晃,中部地區家園破碎,是台灣戰後時期傷亡損失最嚴重的自然災害。2000年,林盛豐擔任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負責重建區之校園重建、觀光與產業振興,劉嵩再次與之合作《我們的故鄉.我們的故事》系列,將城鄉關懷化為具體社區營造實踐的歷程,希望從土堆殘垣中重生的過程被影像曝光揭露。

「內容第一,我們這些專業的媒體工作者就是內容的傳播工具。」劉嵩再次重申內容優先於形式的原則,「林盛豐或這些專業城市設計者,對台灣的城鄉環境有話要說,我很高興他們善用我的專業為環境發聲。」他接連說起後來包括攝製故宮藝術典藏的《對焦國寶》,以及去年方獲金鐘的《南國啟示錄》等,團隊如何分別與在大學任教的藝術史專家,以及文化資產保存專家等合作,「顧問幫我們整個團隊包括攝影師講課,專家與我們共事,在企劃階段就充分對焦,我相信唯有從內容端開始全員參與,企劃階段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討論,一稿、兩稿、三稿、四稿,到了六、七版地集體打磨,每個成員才會變得具備高度的主動性。最終就算節目被觀眾說太教育性、枯燥、無聊,我都不介意,但就是不能內容空洞。」「內容第一、形式第二、技術第三」也就成為劉嵩面對製作現實,優先順序的方程式。

《對焦國寶》細緻地記錄故宮典藏的珍貴文物。圖為范寬名作《谿山行旅圖》拍攝現場。(劉嵩提供)

拍攝團隊前往陝西考察范寬畫中北方山水的真實樣貌,巧遇當地一位素人畫家正好在畫《谿山行旅圖》裡的那座山。(劉嵩提供)

先照顧好環境與空間,人才會立體

對內容端如此堅持琢磨,2001年,劉嵩以《城市的遠見》獲電視金鐘獎非戲劇類導演獎,2004年《我們的故鄉.我們的故事》也入圍金鐘獎非戲劇類導演獎。金鐘加持之下,50歲的導演劉嵩更受倚重,2006年時,他接下公視十週年自然生態紀錄片《福爾摩沙的指環》系列,記錄14位心中戴著魔法指環的人們,包括科學家、老師、義工與市民,見證他們如何守護台灣的動植物與棲地,以HD高畫質引領觀眾看見台灣海底的珊瑚與火山、雲霧環繞的山林,以及寄居蟹與候鳥等生態群落。

《福爾摩沙的指環》帶觀眾重新認識台灣之美。(劉嵩提供)

該片費時兩年餘追蹤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紀錄片工作者將自己拋進去、不預設觀點的觀察與理解,對環境空間幽微變化的捕捉,才能讓作品超越企劃室裡的紙上談兵。劉嵩強調:「時間裡的晨昏早晚,空間中的四季變化都要體察,先照顧好那個環境與空間,人物才會立體,深度才會出來。」除了再次令人驚豔的選題和深度,高規格、長時間,充分浸入環境四時的拍攝,也讓台灣生態之美被充分再現。劉嵩在《福爾摩沙的指環》系列中,更強調以畫面引領閱聽眾,同觀眾對話,展現其影音媒體自身敘事魅力的能耐。

然而,即使其聲畫素材本身技術與美學強度皆高,更逢1998年起台灣紀錄片雙年展開辦,紀錄片領域引進更豐富多元的詩意、反身性,乃至極度客觀抽離等各種實驗性的探索;劉嵩自身也曾耗時五年拍攝紀錄片《黃羊川》(2009),深入甘肅省窮鄉僻壤,全片無字幕、無旁白、無故事主角卻令人屏息,讓觀眾詳知他掌握如詩敘事的潛力;然而,當劉嵩回身製作教育性的電視節目,其美學實驗仍從未凌駕於內容,節制依舊。

劉嵩為紀錄片《黃羊川》深入中國西北,拍出了黃羊川當地農民樸實但充滿生命力的農村生活。(劉嵩提供)

讓故事經得起時間閱讀的,是遠見

2018年公視繼《城市的遠見》之後,再度推出旗艦型節目《農村的遠見》系列。這一次仍由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與永續發展委員的林盛豐擔綱總策劃,老搭檔結盟拜訪台灣、印尼、日本、德國、美國與荷蘭六國,在城市規劃之外,探索農村永續營造的案例,這次從企劃至播出更歷時七年。其中拍攝台灣池上一集,團隊從春季插秧開始拍攝至隔年,就為完整記錄稻作第一期收穫,深度記錄的初衷和堅持始終不變。無論是印尼發源於9世紀的世界遺產蘇巴克的灌溉系統,或是荷蘭綠心農業帶的高度科技化與企業化,整合治水、酪農業、都市計畫的複合設計,傳統與當代的永續案例,劉嵩鉅細靡遺地將其技術性細節記錄,通徹地掌握運作邏輯,並於影音中深入淺出地闡釋其原理,為台灣社區營造與國土規劃帶回來比之書面報告,更鮮活而具象的教材與案例。「像是《城市的遠見》系列裡的「古川町物語」那一集於2001年播出,至今還是台灣做社區營造的人最重要的參考影片之一。」劉嵩說。

「我們必然要記錄技術上的訊息,就像你必須關注陶藝家的技巧。」確實如劉嵩之母所言:細節便是一切。然而,一道菜要營養與耐吃,亦不能僅僅耽溺於細節本身,「我們不能只談技巧,也要論陶藝家背後的創作觀念、人生哲學,所以做影片時我們一直不忘拔高視野,呈現背後的普世價值。譬如從事農業,其牽連的環境、生態、水資源與氣候變遷等問題意識。」技術細節在此些關照下相應而生,而正是這份「遠見」,讓故事經得起時間的閱讀。

《農村的遠見》第一集介紹印尼峇里島具有千年歷史的蘇巴克農田灌溉系統,山坡上層層疊疊的水稻梯田帶來滿眼綠意。(劉嵩提供)

《農村的遠見》最後一集將鏡頭轉回到了台東的池上。(劉嵩提供)

《農村的遠見》工作團隊,中為導演劉嵩,兩側分別是攝影團隊成員何明瑞(左)與吳政儒。(劉嵩提供)

我之所以是我,是因為他們教養了我

劉嵩對選題企劃慎重,對受訪者懷抱敬意,對閱聽大眾秉持教育信念。他自言別人費時一個月剪輯者,他會花兩倍時間琢磨,反覆比對花長時間拍攝累積的龐鉅素材,慎重傾聽素材對自己說的話,直到鏡頭與鏡頭銜接得理所當然,形式真正為內容服務為止。而如此高度自我要求的工作與事業,當然也因這諸多細節的不放過而積勞成疾,他長年為眼疾所苦,在疫情期間拍攝計畫停滯,公司空轉,薪水攔腰折半,年過65的他也曾數度思及引退一事。

然而,當提及2018年啟動的《南國啟示錄》系列時,少年當初到英倫的恍惚與驚異神情,大開眼界的興奮仍舊溢於言表,「哇,東南亞的多元宗教、種族、歷史所刻畫出的環境真的太豐富,讓我太羨慕了!我不認為所謂先進國家、好的生活品質勝過於此。」劉嵩再次手執相機,貼身靠近每一張顏臉與每一段生命,最終也選擇讓他們放相顯影於這系列影片之中,呈顯他對每一個際遇的珍重。「我之所以是我,就是因為站在我跟前的每一個人,他們每一個都教養了我。」

《南國啟示錄》系列之一聚焦馬來西亞的檳城,劉嵩將鏡頭對準當地居民和裝飾鮮豔的三輪車。(劉嵩提供)

「我想我之所以沒有在環境中迷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理解我的創作就是一種媒介、是一種傳播工具、也是一種文化工作,我真的是很喜歡,真心地喜歡。」真情流露的劉嵩自嘲,因為突然得了國家文藝獎的一百萬獎金,原來想休息的他只好又全數將它們投到未來的製作中。這一次他將走向漁村,於環境與人文的饋贈和洗禮之中,把刻畫這些永續村落「遠見」的所有軌跡細節,再次引進我們的視野裡。

持續走在紀錄片的道路上,這是劉嵩愛護這塊土地的方式。(攝影/劉振祥)

 

本文作者|陳亭聿
畢業於台大經濟系,中央藝術學碩士。曾任職國家電影中心教育推廣組,近年為自由接案工作者,從事人物採訪寫作、藝文影視領域的研究與口述,以及各種類型內容企劃與轉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