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二下午,台大兒童醫院的病房區,安靜、冷漠、消毒得一塵不染的走廊上,響起叮叮咚咚的彈奏樂器的聲音,準備室的門打開,闖入幾個穿著鮮豔奪目、動作張狂滑稽、戴著紅鼻子的表演者,瞬間為這嚴肅、理性的醫療空間,注入一道奇特的歡快風景。他們是來自「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以下稱「紅鼻子醫生」)的小丑醫生。
對長期住院治療癌症的病童來說,每週與小丑醫生會面,1已是固定的娛樂時光。有的小病人在時間就近時,就會溜到病房外探頭探腦;然也有病人,會隔著病床邊的簾幕,婉拒小丑醫生的拜訪;此時小丑們便安靜地離開,滑向另一張病床,以近乎耳語的音量探問:我們可以來看你嗎?
一旦同意,十分鐘左右的荒謬事件,便會如肢體默劇般展開,逗得病童忍不住插嘴插手,親自參與劇情;病床旁邊的照護者,也不知不覺放下繃緊的臉部表情,輕鬆微笑起來。碰到身體虛弱說話費力的病人,小丑醫生也會放下喧騰,靜靜演奏一首甜謐小曲之後就離去。這是為病人量身定做的演出,沒有腳本,總是即興、當下、充滿互動,讓日常秩序倏忽消失的奇特時光,提醒身處於醫療過程中的人們,不必壓抑情感,無需喪失幽默,即使生病,也依然保有笑的權利及遊戲的能力。
這似乎是小丑表演哲學的現實化延伸:無論舞台上,還是病床邊,笑,總是可以拯救人性。
小丑表演哲學的現實化延伸
「紅鼻子醫生」是台灣第一個醫療小丑(Medical Clown/Clown Care)組織,創辦人馬照琪(馬馬)是「沙丁龐客」劇團團長。團名來自於「Saltimbanque」,這個有點拗口的法文字意為「街頭藝人、公眾表演者、雜技演員、小丑」,反映出2005年馬馬創團時對「賣藝為生」者的想像與期待:以純藝術立足社會,並為大眾接受。在當時百花齊放的小劇場圈,沙丁龐客以相對紮實的賈克樂寇(Jacques Lecoq)訓練系統,及風格化的肢體喜劇路線,也闖下一席之地。然而小劇團的生存環境艱困,團員來來去去,劇團浮浮沉沉於國家補助系統,燃燒十年青春,馬馬想起留學法國期間接觸的醫療小丑,便束裝再赴法國接受訓練,獲得法國微笑醫生協會(Le Rire Médecin)的認證與協助,從2015年起與夥伴谷樂熙(Luc Ducros)把這套小丑醫生系統引進國內,2017年正式成立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
至今年「紅鼻子醫生」已擁有八人的完整行政團隊及29名小丑醫生的演出團隊,「紅鼻子醫生」在台灣北、中、南部皆有服務駐點,營運相當穩健。馬馬和Luc依然是組織內教學組的主持者,把關小丑醫生的專業能力。表面上,小丑總是瘋傻痴愚、犯錯連連、行事跳脫、腦迴路無厘頭,事實上這樣的效果是基於精準的任務執行,「如果你會笑,就表示我們做對了」,馬馬說。
所謂小丑醫生,是用最專業的表演藝術的方式,給予病患非醫療性的舒緩、陪伴跟療癒,勾起其情感經驗與情緒共鳴,重獲感受的力量。他們是專業演員,只是表演空間不在為表演而設計的舞台;面對的觀眾,不是準備被娛樂的普通大眾,而是一群為疾病所苦,隱藏著脆弱、壓力、恐懼、不安、焦慮各種情緒的特殊觀眾。對負面情緒的敏感度,都被涵納入小丑醫生們的日常訓練當中,透過對情緒不斷地聆聽、分解、深化及自我察覺,逐漸培養面對悲傷與死亡的心理素質。
小丑表演有一特徵,角色必須貼近表演者個人特質而轉化,發展出獨特的喜感造型及行為模式。好像照哈哈鏡,一人一丑,絕無重複。如馬馬的小丑角色「叮咚」,外表像個小學生,純真聽話,使命必達,像是一個認真做錯事的好學生班長。叮咚陪著馬馬執勤十年,漸漸感到難以天真。於是馬馬發展出另一個小丑角色,「豆漿表姐」,一個年近四十、愛現愛打扮的姐姐,明明作風老派,心卻從不服老。對日照中心的長者們來說,豆漿表姐更能誘發他們的情感共鳴,他們在豆漿表姐身上看到了毫不陌生的荒謬倔強與虛榮自尊。
而現實中的馬馬,則是經過18年耕耘,從一個夢想「賣藝為生」的小丑演員、劇場導演,擴展人生舞台到小丑醫生,以及一個非營利藝術性組織的經營者。她將欣賞藝術的權利,從劇場空間帶到醫療照護空間,從觀眾真實的回饋中,更令她堅信表演藝術的存在是必要的,是人性的呼求,也是社會的需要。小丑醫生無形中推動了藝術平權,讓藝術來到生病者的角落,它應該是人人得以享受的一種權利。
專業表演者的生活日常
紅鼻子醫生「豆腐」,本名張峻瀚,清秀乾淨,動作靈活,戴著黃色小精靈帽加眼鏡,擅長魔術但不擅唱歌,對任何事都充滿好奇,熱心幫忙,可是在小丑世界裡,越是懂事明理的小丑越會被其他任性白目的夥伴給耍得團團轉。
張峻瀚(大瀚)大學畢業就投入紅鼻子醫生的行列,30歲不到,已經有八年小丑醫生資歷,現在常駐台大兒童醫院癌症病房,每週兩次固定演出。小丑醫生「出診」SOP是這樣:通常兩人一組,2先到護理站瞭解病患狀況;然後進入休息室,換裝、化妝、暖身準備表演;一切就緒開始走廊音樂遊行,瞬間改變醫院氣氛;接著走進病房,逐一與病患互動;完成表演之後,小丑醫生們重返休息室,卸妝並記錄每個病患的情緒反應,這份紀錄將會被放回護理站保管,作為醫病參考。小丑醫生的工作成為醫療體系中的一部分,守護範圍是病患的情感照護(emotional care)。
大瀚在學生時代上過馬馬的表演課,他發現性格化、陌異化的小丑表演,迥異於學院派研讀劇本詮釋角色的表演體系,更適合他的天性。畢業後適逢馬馬在招募紅鼻子醫生,他立刻報名培訓,成為第一批小丑醫生。除了常駐點外,有時也必須支援其他地方的小丑醫生服務,一週三班是常態,還有隔週一次的團訓和年度五天的集訓,協助小丑們持續精進專業能力。除此他們也享有彈性排休,有機會參與其他舞台表演。如大瀚今年在沙丁龐客劇團的新作《漂浪英雄走關西》中擔綱要角,和資深劇場演員徐堰鈴、客家戲演員馮文星同台飆戲,豐富他的表演資歷。
像大瀚這種平穩有序有如企業上班族的表演職人生活,在國內表演藝術生態中仍屬少數。現代劇團幾乎沒有編制內演員,致力表演的劇場人,大多以接案維生,流徙於各劇團的演出檔期之間。舞台表演的排練期很長,收入卻不足以支撐生活基本開銷,三十而慌,四十而頹,若沒及時轉往教職或兼做行政,往往就面臨中年轉業危機。
小丑醫生制度一面將表演藝術帶進醫療系統,一面也為這些表演者提供一個參與社會的管道,給予他們經濟生活的保障。大瀚幸運閃過多數劇場演員的職業輪迴,但他也並非無憂無慮。最近他發現他的小丑角色正在轉型,一向善良親切樂觀好奇的小丑「豆腐」,有時也會自我懷疑,開始有了「負面情緒」;他覺得這是自我心境的折射,折射出他作為演員將屆而立之年的焦慮。
他的演員典範之一,是常駐北榮日照中心的小丑醫生火哥(葉威志)。葉威志是沙丁龐客劇團的初代演員,在前途飄搖不定的時期離開劇場,一度做了普通上班族,五年前辭職進入小丑醫生之列,成了繼續擁抱表演的上班族。在大瀚眼中,火哥是一個沉穩流暢的小丑,從不毛毛躁躁,給周圍的人可靠的感覺。他的另一個演員典範,則是來自法國、在集訓中指導他們小丑即興結構創作與音樂精進訓練的資深小丑醫生Christian Têtard——即使年逾六十,還在小丑醫生的第一線服務,依然保持極高的表演能量。
「小丑醫生是能做一輩子的」,Christian給了大瀚這種示範,小丑的表演不受年齡、外型、性格所限制,可以隨著表演者心境氣質的改變而轉型,也跟著表演者一起長年紀,從青年小丑演到爺爺小丑。前輩老而彌堅的身形,令他對一個專業表演者的人生有了寬宏的想像。
非營利藝術性組織中的務實工作者
王頌儀是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的公共事務主任,有13年非營利組織(NPO)的工作資歷。要推動一個理想落實於社會,必須團隊合作,有人維護理想的純度和高度,有人確保理想能夠落實。王頌儀的主要任務是作為藝術家理想與社會的橋樑,持續溝通,創造連結,尋求合作。
「紅鼻子醫生」的經費來源,除了向衛福部申請,大部分來自一般捐款。對於一個NPO組織來說,捐款並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講求適切性,讓來源與流向與贊助標的彼此匹配,一旦超收還必須退返。她曾經謝絕一些企業捐款,轉介其他更適切的合作模式,例如贊助與企業屬性相符的特定活動,或認養指定地區醫院或特定病房的演出費,或請企業提供資源和技術的支援,模式多元,不一而足。在她看來,「紅鼻子醫生」需要的,與其說是無條件的善意,不如說加深彼此的瞭解,創造雙贏的合作關係,形成永續的連結。
最初小丑醫生的成效尚未能被接受,不少人認為醫院是給人治病的地方,而非「給小孩子玩耍的地方」。但是,醫院本來也不是小孩子該來的地方。疾病迫使這些孩子離開原本的生活場域,來到醫院接受診治。在台灣,每年有逾90萬人次的孩子住院治療,其中有逾1800位孩子來不及長大。小丑醫生的介入,以特有的幽默姿態勾起病童的玩心,為他們補綴起失落的童年。看到孩子現出久違的笑容,家屬的態度被改變了,醫護人員也感受到病患的焦慮減少,精神活力提升,從而增進了醫療效果。
小丑醫生最初從台大兒童醫院開始試辦,一年內獲得成功進駐,並拓展到台北榮總、台中榮總、高雄榮總……,全台十餘家醫療院所與照護機構都有常態固定演出,駐點還在增加當中;服務對象也從兒童,擴增到高齡和成人病患。由於社會對小丑醫生的需求還在爬升中,「紅鼻子醫生」每年公開徵選新的成員,通過徵選、面試,密集訓練及實習,綜合評鑑與考核三個階段,才能獲得協會的簽約成為正式的紅鼻子醫生,過程至少都要半年、一年。小丑醫生上線服務以後,仍必須持續參與團訓和集訓,並且每三個月一次自評,每年一次總評報告,再經年底面談決定是否續約。以如此嚴謹的生產過程,確保小丑醫生的專業程度。
頌儀談到對小丑醫生的價值認同時,顯出十足理想主義者的色彩。她認為這個社會過度理性地去看待每件事,包括醫療行為,以科學理性和精密計算顯示專業所在,壓抑了情感的流動。小丑醫生們散播的笑素,可以軟化人心,將情感的需要表達出來,被人聽見,人和人之間增加同理心,可減少責備和不理解,如此自然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笑聲到哪裡,哪裡就變好」。
很少人以為笑會是改變社會的武器,但頌儀似乎深信這點。對她來說,在理想與產業生存之下取得平衡,永遠是挑戰所在。務實是工作手段,但理想才是工作目的。也許只有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才能待在不以營利為目標的組織,快樂做著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
不直面現實的介入
曾靖雯是資深民眾劇場工作者,經常與學校、社福團體和非政府組織(NGO)合作,主持互動式社群劇場、過程戲劇、TIE教習劇場、一人一故事劇場,同時也是早年青輔會「審議民主」的培訓桌長。像她這樣多年投身於引導群眾組織、參與公共事務、深化議題、辯證討論自身處境,期待促進民眾自我培力/增權(empowerment)從而改變社會的民眾劇場工作者,如何看待小丑醫生「改變社會」這件事?特別是她從2018年起加入紅鼻子醫生的行列,身兼兩種身分的她,如何切換她的「改變社會」的方式?
靖雯承認,最初抱著文化平權的使命感,加入南台灣小丑醫生的培訓,曾經非常不適應,感到「一身技藝」毫無用武之地。因為小丑的表演必須與表演者的自我連結起來,從最真實的感受中,提領出喜劇性的表達。這令她發現,那個習於站在群眾面前工作而無畏懼、擅長承接歸納並回應訊息的她,都只是藏身於「議題」背後,被宏大的正義之光所籠罩,受理性語言所保護,真實的自己其實很怕「被人注視」。戴上紅鼻子,不掩藏地表達,彷彿「裸體」於眾目睽睽下,令她感到相當驚慌混亂。直到結訓那天,她自覺還沒找到自己,因為一向喜歡水,就給自己取名「阿水」,把好多鮮豔喧嘩的元素往自己身上放,在大家善意的鼓勵下完成表演。
所幸團隊中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專業表演者,從旁提點,協助她打開自我。在一次肢體喜劇工作坊中,她改換造型,棄紅改綠,以自然元素為主,戴上粗框眼鏡,穿上綠襯衫,像個田野中的土氣學究,瞬間讓眾人眼前一亮,她也覺得自在,從此小丑醫生「田田」出現了。田田跟她本人一樣愛讀書愛學問,遇到困難總是第一個跳出來,想以知識引導大家解決問題,不料弄巧成拙,變成大家狠狠嘲弄的對象。她終於演出獨屬於她的知識型小丑。
此後她穿梭於民眾劇場工作和小丑醫生之間,忙碌工作,小丑醫生的表演方式,是她表演經驗中最具有身體感,也是與觀眾距離最近的一種;然而頻繁切換中,她偶爾也會遇到「卡關」的時候。作為民眾劇場的工作者,她經常引導參與者釐清確認對現實生活的覺知,深入核心,直面並練習解決;可是一旦密集的民眾劇場工作一下子轉換到小丑醫生頻道時,她習慣直視現實的那種酣暢淋漓的「深刻」消失了,現實的「核心」只能輕輕被觸和閃過。小丑在醫院現場條件下的表演機制,似乎創造出一種不主動直接碰觸深層現實面的距離感。她有一陣子感覺自己身為小丑,彷彿繞過了對方的脆弱與苦痛,走向無法「直抵現實」、只能轉移焦點地打岔型互動,使她感到非常不滿足。
但生病這種現實,不是小丑醫生所能「解決」;對心靈上的傷,小丑表演也不是「戲劇治療」。幾經沉澱思考,後來她重新理解到:醫療體系各有分工,小丑提供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喘息,人性化的陪伴,喚起重新感受愉快的能力,以及暫時的自由。對小丑來說,世界從不完美,人類充滿缺陷,但是只要還能笑,就有機會生出勇氣更新狀態,面對這些缺陷和無奈。
靖雯說,她正在學習把小丑哲學注入她的社會實踐裡,嘗試富有幽默感的批判。不同於以批判的力量介入社會的民眾劇場,小丑醫生的介入,是為個體提供一個間接的逃逸空間,讓痛苦有機會喘息,讓心靈有能力夢想,以她的語言形容,這種社會介入是一種不直面現實的介入。
本文作者|林乃文
劇場編劇。劇場評論。現為輔仁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專攻現代戲劇與跨界劇場。
註1|紅鼻子醫生的演出頻率依據個別醫院、病房而有所不同,分別有每週兩次、每週一次,和每月一次。
註2|常態為兩人小組,實習小丑培訓期會出現三人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