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9日，馬來西亞實現了建國61年以來的首次政權輪替，隔年（2019）是「五一三事件」爆發的第50年，然而，公民社會所期盼的轉型正義，彷彿就跟這國家的政權和平轉移一樣，不會有激烈的變化。

2018年首次掌權的希望聯盟政府（希盟），對於公民社會提出的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倡議，直接採取了否定的態度，當時掌管法律事務的首相署部長劉偉強回應，成立五一三事件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沒必要的，他說「政府如今專注鞏固人民團結和國家經濟」。 

結果希望聯盟也沒能穩住政權，因聯盟內的激烈政爭，政權在2020年2月底垮台。一直到2022年11月，過了33個月，換掉了三個首相，希望聯盟才捲土重來，其領袖安華也如願以償當上第十任首相。雖然安華曾是政治受難者，他的入獄也確實加速了國家走向政權輪替的進程，但為了政權穩定的權謀，注定犧牲了轉型正義的進程。明年是五一三事件後第55年，真相能否水落石出，家屬的創傷能否獲得國家的肯認與撫慰，似乎很難在短時間內看到曙光了。

那就意味著公民社會該放棄對轉型正義的追求嗎？這是不能的，也慶幸的是，依然有公民團體、學者、記者持續進行搶救記憶的工作，人們才得以看到相關作品問世。如2019年就有兩部紀錄片，包括廖克發的《還有一些樹》，及受難者後代覃心皓拍攝的《沉默的50年》，而「五一三事件口述歷史小組」2020年出版的專書《在傷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個人口述敘事》，覃心皓也是小組成員。

上述的口述歷史著作及紀錄片，都屬於「非虛構」創作的範疇，至於屬於「虛構」的小說、電影創作，由於創作者都參與過口述歷史紀錄，因此也帶有「半虛構」的成分。無獨有偶，今年有關五一三事件的創作，除了賀淑芳的小說《蛻》，還有張吉安導演的電影《五月雪》，兩部作品中的內容也都涉及到女性受難者的創傷、粵劇團歷經暴動的流離。

既然過去都已有非虛構的口述歷史書籍、紀錄片了，為何還需要虛構的小說或電影來告訴世人五一三事件的記憶呢？

從今年的9月到11月，筆者有幸出席過賀淑芳與張吉安各自的創作座談，他們不約而同提到，正因為還有許多受難者不願具名出來訴說，或是露面被影像記錄，那唯有透過小說、影像創作，才能讓故事被更多人記憶與感受。

「虛構」的非虛構感受

誰說小說中，描述受難者家屬所見到的幻象，就完全是虛構的感受呢？《蛻》並非完全虛構的小說，賀淑芳除了依據過去前人完成的口述歷史文獻，自身也訪問過受難者，才得以完成了這個創作。

筆者所謂書中描寫受難者家屬所見到的幻象，感受尤深的，是第三章〈蝴蝶〉中那位失去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在去雙溪毛絨（Sungai Buloh，一般稱「雙溪毛糯」，與小說中略有差異）亂葬崗尋找孩子的路上，見到一隻白蝴蝶幻化成車票，再從車票變幻回引領她到墓園的白蝴蝶。

對於這段描述，筆者不清楚是否為賀淑芳的創作，或是受難者家屬的口述，如果是後者，對筆者而言，可以體會受難者在迷茫中尋找明燈的渴望。書中這段敘述，也讓筆者不禁想起了數年前所報導的俞自鋒案。

來自馬來西亞的政大新聞系僑生俞自鋒，1963年7月26日被發現陳屍在木柵指南宮山崖下，家屬僅獲僑委會與政大的兩份電報告知死訊，卻沒有被告知埋葬地點。由於俞家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直至1979年，俞自鋒弟弟俞自海才到台北尋墓，但依然一無所獲。

2012年，大姐俞金梅得到俞自鋒的託夢，他在夢中說想回檳城一趟，俞自海認為隔年是二哥過世50年，似乎命運在冥冥中催促他再到台灣一趟。2013年5月，俞自海再到台灣尋墓，依然無法從僑委會和政大那得到答案，他只好獨自到案發的指南宮求籤。根據俞自海的描述，他在指南宮的樓梯階休息時，見到一隻蜻蜓和兩隻蝴蝶一直在他面前盤繞，彷彿在暗示著他二哥的墓就在不遠處，鼓勵他繼續尋找下去。同年9月，俞自海嘗試各種管道後，終於找到在六張犁墓園的二哥孤墳。

無論是《蛻》中家屬被蝴蝶引導尋墓的情節，或是俞自海見到蜻蜓與蝴蝶時的感受，都是一種牽掛的具象化，讓我們感受到當事人對摯親思念之溫柔。

台灣白色恐怖與五一三

雖然《蛻》主要講述經歷過五一三事件的三代女性的故事，但三個主角不一定能全面再現眾多受難者家庭、及被這族群衝突影響的人的面貌，因此賀淑芳在主角葉金英、桂英、蘿之外，也安排了許多直接、間接的受難者出現在小說裡。其中，在第三章曇花一現的阿涼，讓筆者感觸甚多。

在小說裡，阿涼是一位曾到台灣留學的女學生，卻不幸被國民黨當局誣陷為馬共黨員而坐牢了一禮拜，未能完成學業的阿涼回到馬來西亞後，或許是因為沒有大學文憑的關係，只好到日本「跳飛機」（打黑工），海外漂泊八九年後，回到家鄉重新開始。

儘管筆者和賀淑芳認識數年，但沒有問過她是否曾閱讀拙作《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在《血統的原罪》中，筆者提到了在1969年初，有五名來自芙蓉市（距離吉隆坡一小時車程的城市）的僑生，疑似在台灣組左派讀書會而被逮捕，接著在4月被遣返回馬，而台北當局也全程告知了吉隆坡當局該案的經過。也就是說，這批學生被遣返回國後，很快就在5月感受到了發生在吉隆坡的暴動餘波，被指控是馬共的他們，如何渡過這政治動盪，始終是筆者想關注的。

筆者從2019年開始關注上述五名學長姐的案情以來，只間接聯繫上其中四位，但他們婉拒受訪。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被遣返的兩位女生，是今年初才透過俞自海的友人協助牽線的。儘管俞自鋒案和69年的五人遣返案毫無關係，但筆者近年來在進行口述歷史的過程中，也始終感受到為尋找真相而被命運牽動的引力。遺憾的是，最終她們還是婉拒了訪問，筆者至今未能拼出五人遣返案的全貌。

還有位和五一三事件有關聯的台灣政治受難者，就是如今定居曼谷的陳水祥前輩。相信許多人都認識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的台灣政治受難者陳欽生前輩，而陳水祥就是同案人。1971年，他倆被國民黨當局指控受到身為馬共地下黨員的小學副校長梁漢珊指示，來台顛覆中華民國政府，其中一個被收藏在國家檔案管理局的「證物」，就是梁漢珊寄給陳水祥的五一三事件新聞剪報……

2019年筆者首次在曼谷訪問陳水祥前輩時，他說由始至終不曉得這剪報的存在，但確實知道當年中興大學的教官都會審查學生的書信往來。由於當時國民黨當局認定五一三事件是有馬共涉入其中，或許因此才把那寄來的剪報汙衊為「證物」（按：馬來西亞官方並沒有認為馬共在五一三製造暴動）。

為何還需要「虛構」書寫

明年將是五一三事件55周年，為何這時代仍需要「虛構」的小說來書寫受難者們的故事？儘管馬來西亞已政權輪替數次，言論自由看似比過去更多，但對能否安心訴說創傷的恐懼依然存在著，畢竟五一三事件的不正義，仍未完全獲得國家的承認。

作為一個外國人，近年在台灣進行有關白色恐怖歷史書寫的過程能感受到，正因為多年來官方已承認過去侵犯人權的歷史的錯誤，並進行賠償、開放檔案等轉型正義工作，讓社會充分意識到轉型正義的重要性，受害者、家屬們才能安心訴說過去的傷痛，而且官方也把創傷療癒視為轉型正義工程中不可或缺的工作。

幾位台灣白色恐怖中的馬來西亞政治受難者，如陳欽生、陳水祥、蔡勝添、鄔來等前輩，筆者約訪的過程沒有遇到太多困難，或許這和他們過去有在台灣獲得平反及進行過口述歷史的經驗有關。

然而，當筆者在馬來西亞聯繫當年被遣返的僑生學長姐們時，卻困難重重，一來是對筆者的信任關係未能建立，二來或許是對大環境的不信任，他們並不清楚說出自己的故事後，會在馬來西亞，或再到台灣時會碰上什麼麻煩。筆者也相信，正因為對國家的不信任，國家對歷史不正義的迴避，五一三事件的倖存者或後代們，至今仍無法安心訴說他們的故事。

在《蛻》中，阿涼在台灣被扣留的經歷雖是輕描淡寫，但阿涼的人生故事卻簡單而完整，而筆者所認知的1969年五人遣返案，有關被扣留的官方文獻較完整，但對於他們遣返回馬後的際遇卻一無所知。除了他們五人，因被台灣當局懷疑左傾而遭遣返的馬來西亞人至少還有十人，對於他們回馬後的遭遇也無從得知，也未能聯繫上……，或許有一天，如果筆者有能力的話，也來試著以「虛構」的創作形式來敘述學長姐們的故事吧。

賀淑芬《蛻》
2023
寶瓶文化

本文作者｜杜晉軒
《關鍵評論網》東南亞組編輯，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市。著有《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2020）、《北漂臺灣：馬來西亞人跨境臺灣的流轉記憶》（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