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術的道德辯證
先前應《幼獅文藝》之邀訪問錢真談新小說《緣故地》的那天(文章詳見《幼獅文藝》2023年8月號),我們約在西門中山堂樓上的咖啡廳進行,只要熬過酷熱的廣場,就能躲進冷涼的古蹟避難。
說起西門町,第一次認識這個地方是國高中的段考最後一天,印象裡身上的衣服比不上西門町的潮服,卻是作為學生難得提早放學的美好回憶。我們不一定會買什麼流行品,有時只是整團人塞進整人店、大便主題餐廳,大吵大鬧地用不太好吃的餐點,抵抗被考試折磨的青春。
後來年紀漸長,慢慢地跟流行取向的西門脫節,駐足的地方轉移到周邊的古蹟與老屋咖啡廳,能在華麗的流行品陪襯下,感受古蹟洋溢的懷舊氣氛,甚至帶有衝擊性,好比羅蘭在萬年大樓前的照片,一切都精緻得過分。
其實這才是西門的真樣貌,變化極快又拖累著沉重的過去。套用《咒術迴戰》的世界觀,西門町肯定有普通人看不到的世界,被咒術師設下的帳隔絕起來。
那天錢真透露,在創作《緣故地》期間有參考《咒術迴戰》,讓我感到訝異。然而得知了這個資訊後,重讀《緣故地》便發現不少樂趣,能用《咒術迴戰》重啟《緣故地》的小說世界。
在《咒術迴戰》的設定裡,普通人的負面情緒會無意間產生「咒力」,可能累積成危害社會的「咒靈」。唯有能控制「咒術」的咒術師,可以為無能力的普通人斬除咒靈。那是咒術師的職責,卻也使得咒術師的性命遊走在死亡邊緣。
有漏洞的規則,就會有質疑的人。夏油傑,也是最引起我同情的角色,忍不住對充滿漏洞的機制質疑:憑什麼咒術師要為無能的普通人犧牲性命?同時,夏油傑也為自己想法的殘酷感到掙扎。最終,夏油傑選擇不讓咒術師喪命,朝自己相信的理想世界前進,也就是使沒有咒術能力的普通人消失,因而展開一場咒術界的大戰。
當一套價值觀被過度壓抑後,就會有人設法憑自己的力量,創造出另一種「事實」。有時那股力量可以單純是「相信」,相信眾人熬過痛苦,一起努力後就能共創理想,所以人們願意拿起武器,犧牲性命作反抗。
《緣故地》的夏油傑就是劉乾,質疑何以日本殖民政府說的事實才是「事實」?為什麼祖先賴以為生的土地,一夕間劃作三菱製紙株式會社的放領預定地?為什麼能幫助人的道術被說成是迷信、不務正業,還得被巡查毆打受辱?
日本殖民的世界,讓劉乾非得找到專屬於自己的「事實」,所以他告訴信眾自己得到「國聖爺」的聖旨,要信眾拿起武器殺日本人,好終結人們的苦痛,也就釀發了「頂林事件」。
事實是屬於勝者的語言。後來的勝者是日本政府,劉乾等人以迷信賊亂的形象被記在文書上。日方將悲劇的原因歸咎於文明教化的不足,有待殖民政府努力開化偏遠地帶。
想不到日方的勝者故事,在未來會被另一個勝者拿來取用。戰後國民政府反過來頌揚劉乾等反抗者的「抗日精神」,肯定他們用行動來宣示心繫祖國的決心,所以後世需記得這段血淚史。
這兩種版本的事實放到小說家的手上,雖不會比官方單一的詮釋片面、暴力,卻可能有難以估量的後座力。
錢真嗅到頂林事件作為歷史事實的漏洞,在不違背口供紀錄的狀況下,還原事件中牽涉的幾名重要人物,用人物重新撐起事件的樣貌,所以《緣故地》才以幾名重要人物的視角,劉乾、劉賜、林氏蕊、張掇、清野(日本巡查之妻),來貫穿小說的本體,鋪展事件從無到有的過程。
而驅動《緣故地》往前推進的力量,便是巧妙地玩轉人與人之間,乃至於人與環境之間的權力扮演過程。
既是同一個世界,也是不同的世界
看《緣故地》選擇的人物視角,便可發現作者賦予每個角色應扮演的權力身分,可分為兩組:一組是劉乾、劉賜與林氏蕊,另一組是張掇與清野。
前組人的權力互動,回歸人與人的依賴關係,看似簡單,卻也是埋藏最多心結的關係。如劉乾與劉賜宛如親兄弟的情感,兩人彼此需要,願意冒生命危險為另一方付出,卻連共眠同張床都做不到。
小說細膩地剖開劉乾、劉賜的內心,讓讀者感受到劉賜多想親近劉乾,同時也對劉乾有諸多提防。有段劉賜問劉乾能否看見觀音佛祖,劉乾回答沒有看見,但是感覺得到,就像我知道你在我面前一樣。劉賜聽不明白,卻被劉乾突然伸出手嚇到。
「你問我怎麼了,我才覺得奇怪。我以為你要打我。」
「我怎麼會打你呢?」
「確實不會。可是剛剛真奇怪,我實在有這種感覺。」
劉賜渴望信任劉乾,卻又無法做到。後來兩人的關係加入寡婦林氏蕊,權力再次有了微妙的挪移。
林氏蕊原本隱居在政府無意間忽略的竹林地,與外界維持若有似無的關係。這樣的設計跟她的人生剛好相呼應,即注定作為歷史事件裡的「錯過者」,如出生在「萬生反」(戴潮春事件,台灣清治時期三大民變事件之一)結束的時代,只能聽鄰人講民反時期的精彩故事,以及目睹丈夫參與乙未戰爭,卻從此失蹤未回來。
隨《緣故地》的推展,讀者知道林氏蕊勢必再次扮演錯過者,眼看劉乾等人被官方判處死刑。那些錯過使林氏蕊看似是弱勢者,被迫作為局外人,但錢真賦予林氏蕊比劉賜擁有更主動的念頭,如這段三人的對話:
「然後我回應那聲音說:『那不可能。…(略)…我知道這裡跟外面的世界是相通的。應該說,本來就沒有什麼外面的世界,…(略)…。』」
…(略)…
「這樣說起來,我們三個人看見的可能是三個世界。」阿蕊姊說。
這句話的見解剛好和劉乾對那夜半聲音所提出的辯駁不同。
劉賜問:「那我們究竟能不能算是在同一個世界?」
劉賜的問題,引起另外兩人的靜默,因為對這三人來說,答案各不同。劉乾認為世界相同,面對認為世界不同的林氏蕊,兩個互斥的想法,竟然產生了異性吸引力。而對於這個問題較沒把握的劉賜,選擇用柔弱的姿態拉開跟劉乾的距離,使得三人的權力關係,發展成平起平坐的劉乾與林氏蕊,以及退場的劉賜。
然而最終,劉乾還是再次來到劉賜面前,希望劉賜給他支持,一起實踐「理想」。劉賜只好說服自己,反抗日本人是為了更好的「未來」。即使他對自己跟劉乾是否在同一個世界的問題,沒有透徹的答案,但自己已經用行動試圖去尋找問題的解答。
讀者在得知頂林事件的結果後,回顧劉乾、劉賜與林氏蕊的對話,就能咀嚼出命定論式的悲情。或許從頭到尾,三人即便腳踩相同的土地,看出去的仍是不同的世界,卻還是被彼此互相地牽引。
順服是另類的抵抗
另一組的張掇與清野,則是典型的殖民社會下會見到的人物樣貌。張掇是願意接受新文化的年輕台灣人,採取順服並小心應對的態度,跟日本人相處。清野則是隨夫遠渡陌生殖民地的日本女性,願意相信人性本善,反對日本巡查毆打台灣人。兩人曾在溪邊有短暫相遇,享受著跨越語言與族群的和平交流。
細觀兩人在各自的群體裡,算是另類的叛變。一個坦然接受新時代的必然,另一個虛心地同理被殖民者的痛苦。兩人以那個時代最不驚擾的姿態,對當時社會提出小小反抗:為何台灣人、日本人不能互相好好理解、好好相處呢?
然而作者筆鋒一轉,同時也是順應頂林事件的歷史發展,令兩人瞬間站上最危險的邊鋒。張掇要不是有劉乾借助「無形世界的幫忙」,恐怕也會被列入犯人行列,判處死刑。清野的丈夫被劉賜等人砍殺,她該如何理解原本相信的和平理想呢?
說到底,小說人物間的權力游移,終究離不開大時代背景的權力調整。
人與環境間的權力互動,感受最深的即是從清朝時期到日治時期的轉變。常民不會因為黑旗軍的戰敗,腦袋瞬間換成殖民政府希望灌輸的觀念。正因為人們對政權改變的習慣需要時間調整、適應,所以殖民者施展權力的過程充滿陣痛。正如小說如何描述劉賜作保正的父親:
庄頭內,人跟人的利害關係逐漸改變,阿爸一開始想保護庄頭的理由也早就消失。阿爸沒有辭掉保正的工作,每隔兩年的重選,在官廳的核准下,也還是連任。
每個人物在《緣故地》多少迷失了自己的定位,卻仍努力在時代中碰撞出一個自己願意相信的世界。不管是被指為殖民者傀儡的保正,亦或是不畏權威的。縱使那樣的世界並未實現,但小說尾聲仍淡淡地暗示,那些未實現的藍圖仍可能繼續地影響著下一代人,交雜在新發起的文化運動、農民運動等新理念中。
反觀現代,我們面臨的抉擇障礙恐怕比《緣故地》的人物更為強烈。只要打開社群,就能接收到同一事件的多種觀點,不免會冒出跟劉賜一樣的感嘆:我們到底是否在同一個世界?
人總想希望事實只有一種,但其實事實存有多種版本,且每種版本可能都充滿了殘缺。然而正因不完美,才更像真實。歷史小說家最愛的惡作劇,就是戳破權力為單一敘事所撐開的保護網,將殘破再次攤在讀者的面前。
每個殘破也都是人性的展演,包含曾為理想而殺人的血跡歷史。那也是歷史小說帶給真實世界的強勁後座力,提醒我們要祓除詛咒,勢必得先瞭解詛咒才行。
錢真《緣故地》
2023
衛城出版
本文作者|班與唐
1993年生,曾獲台積電文學賞等文學獎,著有日治小說《食肉的土丘》與沖繩主題歷史小說《安雅之地》。寫小說之餘,嗜好探勘有趣的台灣歷史,經營FB、IG以及YouTube頻道「熬夜的便當(Be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