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學評論從作品隱含的意識形態、政治思想等著手，一股週期性的風向便會吹起。有人會疾呼「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拒絕讓文學作品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掛鉤」。有人則認為，無論是評論者或作者本身，都無法逃離社會的框架，那又何必避談政治呢？

兩邊的論述看似沒有交集，但確實各有各的道理。類似的爭吵不只有台灣會發生，例如曾說「歷史是一場惡夢，我正設法從夢裡醒來」的喬伊斯，在家鄉愛爾蘭興起民族主義浪潮時離開，因為反對葉慈等人以「愛爾蘭性」為名，為文學戲劇作品的價值做評判。而遭到反對的葉慈，亦是多數人心中的愛爾蘭詩人代表。他以血腥起義為題的〈復活節，一九一六〉，結尾的筆調無比溫柔：

此刻以及永久未來，

每當那時當綠衣身上穿著：

都變了，完全變了：

一可怖之美就此誕生。

在眾多文學作品中，以歷史為題的作品，特別容易遇到意識形態的爭議。以政治受難者為視角書寫的作品，比起以勞工視角書寫的作品，更易被貼上服務意識形態的標籤。即使兩者的本質，可能都是關注何謂正義、是否真的存在正義等議題。又如書寫日治上流階層的人物，可能會被斥為「皇民思想」；書寫抗日事蹟，亦可能被質疑是否被「大中華民族」的敘事所綁架。

因此在討論該如何評論歷史小說之前，我想先討論「歷史」的由來。為什麼歷史主題的文學作品，怎樣都避不開討論政治呢？

歷史是如何出現的？

某次我有機會訪問一位史學史領域的教授，跟他對話過程，讓我意識到一個重要的問題：歷史是如何出現的？

我們都聽聞過古人寫《春秋》、《資治通鑑》，將過去的事情記錄下來，好像那本來就是應該做的事情。可是歷史如何被記錄？為什麼需要被記錄？為什麼我們必須知道這片土地過去曾發生過哪些事情？誰決定我們記得哪些事情？繼續細究這些問題的話，就會發現歷史並非單純地記錄過去的事情，而是記錄與記憶本身，即帶有政治性的目的，無論是服務官方，或是反對官方亦然。

近代歷史學的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形成有密切關聯。換句話說，我們當今對「歷史」的認識，即源自民族國家用來「教育」國民的工具，建構出國民共同的歷史記憶。

說到民族國家，不免牽動敏感的神經。畢竟以民族國家為名發動的戰爭，造成諸多的悲劇，使民族主義在歷史留下不太好的名聲。然而，民族國家所建構的歷史記憶，時至今日仍持續發揮影響力，如國民黨敘事的抗日戰史，與日治的霧社事件整合成同一個脈絡的故事，拋開賽德克族人抗日的真正緣由。

歷史本來就能為統治者，塑造一套嶄新的敘事，反覆地被後人記憶與傳頌，並以此為真實。歷史也能被常民利用，訴說一套與官方相反的歷史故事，來紀念死去的前人。因此取用歷史為材料的小說家，勢必會品嚐到歷史本來就具備服務意識形態的特質。

現在回頭看到架上的眾多歷史小說，會不會感到一陣頭暈目眩，恨不得把不純正的文學作品通通拋棄？先別急著下決定，我希望以下對評論歷史小說的幾點看法，能緩解意識形態沾染文學作品所產生的不適。而且，我必須強調，評論的角度也絕非僅限以下幾點。

用小說，玩轉歷史

雖然歷史能輕易地被意識形態所取用，但反過來說，歷史也能賦予小說家玩轉歷史的空間，利用小說來解構歷史，也是我評論歷史小說時最關切的項目。

歷史要怎麼解構呢？最典型的做法即是拋棄官方敘事，改以庶民、邊緣視野來重新詮釋事件，如錢真的《羅漢門》、《緣故地》，改以常民視野重看朱一貴事件、頂林事件，前者打破清廷對起義者加諸的逆賊形象，後者則是讓抗日的小人物不再服膺日本或中華民國的敘事，回到常民視野為自己的未來做出選擇。又如巴代的《暗礁》賦予高士佛社人話語權，從日本與清朝冠以的版本中解放，重述攸關琉球近代史的八瑤灣事件。

另一個相似的做法是尋找消失的視野，特別是從女性或邊緣群體的視角書寫，如錢真筆下的女性角色，被賦予了更貼近人性的生命力，能對權力、性慾有更多的主張與想像。另外楊双子的多部作品，找到百合視野，帶我們重新想像日治女性的一生，相關作品《花開時節》、姐妹作《花開少女華麗島》刻畫多樣性格的女性與情感。

消失的視野亦能由小說家持續補充，好讓人們關注到這些歷史事件，如張英珉的《櫻》盡力還原台灣慰安婦的故事，有朋友讀到這本小說驚嘆：「原來台灣也有慰安婦啊。」另外李璐的《雪的俘虜》亦是以故事喚起人們對歷史的好奇，講述滿洲國的台灣人故事，側看從戰爭時期到終戰後的人們，身分轉換歷經多少層困境。我也偏好以消失視野來填補小說的想像，如描述台灣記者逃亡到沖繩八重山的《安雅之地》，想藉逃亡者／移動者的眼睛，將二二八事件視為更巨大的歷史拼圖，將看似與台灣無關的琉球人群體捲入其中。

上述解構歷史的方式，較像是鬆動歷史框架的限制，讓視野變得更廣大，容納多元的敘事角度。然而這樣的做法，不一定能超越既存的歷史印象，因為彼此是放在相同的位置上討論，無可避免地繞回老問題：到底書寫者是站在何種意識形態？

另一種做法，可能不會被認可為歷史小說的常規，但我認為這類技巧仍是在玩味歷史的本質。黃崇凱的《新寶島》以古巴、台灣突然交換人民為背景，來描繪兩地各種可能的未來。這樣的描寫看似與歷史無關，但書中談到兩地曾有的抗爭、革命事件等，相異與相似交織一起，讓讀者自行從這個平行時空中，想像台灣會走向哪種未來。《新寶島》實質上是建構一場歷史的實驗，測試我們能從實驗中，建構出怎樣的歷史記憶。

上述提到的玩轉歷史架構的方式，並沒有優劣之分，且我不認為所有與歷史有關的作品，必定得用這些角度來做評論。只是，在我意識到近代歷史與民族國家的淵源後，我認為歷史小說作為虛構文體，更能鬆綁歷史為權威、權力服務的可能，因此討論歷史小說涉及或反對的意識形態，未必一定是壞事。

小說與歷史的聚合，或纏鬥

另一個我認為同等重要的評論指標，是觀察小說對歷史元素的運用。這點幾乎是每個歷史小說創作者都會在意的能力，但每個人的看法不一定相同。過往最常聽到對歷史小說的詬病，是文字中填補的歷史說明資訊，破壞了小說的敘事感，使得讀者「出戲」。然而對某一時期的讀者或小說家而言，那些歷史資訊未必是壞事，因為資訊可能不夠透明、眾人缺乏歷史概念，所以歷史小說必須夾雜大量史料的方式呈現。

可是現今是資訊極易取得的年代，且多數人閱讀歷史小說的目的是為了娛樂，而非學習一段歷史資訊。因此如何使文字保有歷史感，又不破壞小說敘事的連貫性，成為許多歷史小說家的挑戰。關於這點能力，我覺得是最能體現歷史小說家的腦袋如何運作的部分。每當閱讀甘耀明的作品，舉凡《殺鬼》、《邦查女孩》、《成為真正的人》都能享受文字之間飽滿的歷史細節，既沒有說明感，還能保有如宮崎駿電影般的浪漫。

而當討論到歷史素材運用的方面，總會被問到：歷史小說是否得吻合史實？許多讀者會關心這個問題，但對於評論歷史小說的人而言，我反倒認為問題的重點，不在於有無違背史實，而是，如果吻合／違背史實，那麼這個書寫策略有達到效果嗎？

或許會有人問，難道作家不怕寫錯歷史被罵嗎？那麼我想問的是，我們怎麼能確定當今敘述的歷史，就是正確的呢？雖然我目前僅能想到填補歷史空白處的例子，像是郭松棻的〈今夜星光燦爛〉，將陳儀描繪成註定要為當權者背負罪名的悲劇主角，而對某些人來說，那樣的陳儀確實更貼近他們認為的真實。

談了這麼多評論歷史小說的角度，我始終覺得寫歷史小說還是比評論歷史小說幸福得多。一個是出題人，另一個是解題人。不過最大的謎題還是散落的歷史片段，持續困惑與誘惑著每個行經的文學人，不得不以文字繼續纏鬥下去。

本文作者｜班與唐
1993年生，曾獲台積電文學賞等文學獎，著有日治小說《食肉的土丘》與沖繩主題歷史小說《安雅之地》。寫小說之餘，嗜好探勘有趣的台灣歷史，經營FB、IG以及YouTube頻道「熬夜的便當（Be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