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江佩津之前難免幾分遲疑，畢竟是探觸傷心事，尺度如何拿捏變得關鍵。她前兩部散文集《卸殼》、《修復事典》俱繞著母親展開，2019年元旦，該是希望滿懷的一年之初，罹癌的母親卻毅然結束生命，獨留她在人間。

母後，江佩津藉書寫修補母親飄蕩的一生，她過去曾在《壹週刊》採訪執筆尋常百姓眾生相的「坦白講」、「後來怎麼了」專欄，事後看，這些人物心聲似是她母親父親的腹語。勞苦一輩通過她，生命得以被照見。

《卸殼》出版之後，江佩津寫下：「我想，是從母親離世的那一刻起，寫作比過去多了其他的意義，不只是為了賺錢而寫，而是為了她、也為了可能跟自己一樣的人，好好記下這一段，也為我輩的其他人做好可能的準備。」

談起往昔，江佩津的聲線冷靜自持，像她筆下的文字，也如同她顯現的性情。《卸殼》裡，她寫母親的勤奮、善良，遇挫時的堅決與哀戚，她的文字靜靜素描了一位母親渺小又巨大的身影。原以為書寫到此即告一段落，但失重的她仍在無垠無涯裡漂浮，於是她再度提筆描寫與母親相連的物件，一邊解讀，一邊賦予意義。這些物件宛如座標，幫助她重新定位世界。同時，她鼓起勇氣加入Facebook上的「自殺者遺族」社團，讀著遠方和自己有著相似遭遇的人們的故事，雖難免抗拒不忍，但又深切明白：「真的得寫出這一切。」

作為被留下的人，她描寫變幻而糾結的情緒，但節制有度，盡量不讓情感漫溢；她寫生活，寫諮商，寫自己的朽壞與新生，引領我們去看這段活下來的軌跡。

從母親的日記，發現文字的力量

江佩津寫作的起點，可追溯自她中學時期，她篤定地說：「寫作或是用文字表達的習慣，很明確是來自於我母親的關係。」母女倆相依為命，愛得深，卻不善言說，於是關愛轉換了一種形式，在文字裡找到出口。母親有難言之苦，失婚的哀傷、愁苦不好對人言，她習慣寫在日記裡，江佩津國小時便讀過母親的日記，而她的日記母親自然也讀。這是母女之間的默契，某一種形式的「交換日記」。

「雖然日記是很私密的東西，可是母親的日記其實也就是放在書架上，我輕易就能看到。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對母親來講，那是日記，但也像是她想要發聲，或是她在跟自己對話。」母親的日記不完全是流水帳似的純粹紀錄，更多的是反覆的自我詰問，小女兒讀出了母親的心聲，也認識到文字的力量，「我大概從那時候起就知道文字的用途可以是抒發，也可能是求救，跟人訴說她的困境或者不滿，所以才會讓我對文字這個表達方式一直都很喜歡，而且很仰賴。」

青春期時，她初試啼聲，開始在校刊上發表文章，也寫小說投稿校園文學獎、經營部落格。儘管對文學熱衷，卻未選擇相關科系，而去就讀台大農業化學系。置身文學圈外的她時常困惑，怎樣才稱得上是好的寫作？自己的寫作會被認為是不好的嗎？她很看重他人手中的量尺，也在意他者如何評價自己的作品。

「後來寫《卸殼》時，慢慢開始不去思考這件事，因為我就是寫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另一方面，自始至終我自己一個人處理母親的事非常疲倦，如果類似處境的人翻開這本書，可以不用那麼疲倦的話，會不會是一件很好的事？」她發現寫作原來還富含更寬廣的意義，倘能帶給人收穫、予人撫慰，對她而言，就是好的寫作。

某種程度上，這層思考幫助她繞開書寫家庭私密的屏障，但仍是存有疙瘩，「其實一開始寫《卸殼》還是會有點猶豫，尤其是第一次處理這個題材。以前當記者時，我會有一點私心，因我母親替人作保，成為債務的受害人，父親因公安意外過世，我就會去說服主管或編輯，爭取採訪這類題材。以前我可以把自己藏在報導後面，但當要寫《卸殼》的時候，就必須把自己敞開來讓大家知道。」她踟躕的原因在於，其家庭經驗在一般世俗價值中，容易被判定為失敗、不光彩。直到她前往西班牙巴塞隆納甘塞拉中心（Can Serrat），參加集體敘事駐村計畫，這心結才真正鬆動。

駐村期間，她看了一位美國寫作者Erika Hodges的現場演出，Erica藉由舞蹈、聲音講述她個人家庭的毀壞，以及在世人眼中不堪、反常的遭遇。最特別的是，表演開始前，她請觀眾用手指做出眼鏡手勢，放在臉上，在視野受限的情況下，透過手指圈出的這個景框去觀看她的演出。表演終了，她輕聲說：「Thank you for seeing me.」（謝謝你看到了我。）「這個表演讓我深受感動，也鼓勵我去把自己的事情好好寫下來。」江佩津說。

倘若不是母親，江佩津可能不會把探照燈對向自己。她也許仍像從前擔任記者一般，將自己隱藏在角色身後；又或是像她青春期選擇創作小說，將生之困惑注入虛構的角色、情節之中。「我沒有很喜歡討論我自己，可是我很喜歡討論我的作品。」這或許也說明了訪談時，她顯露出的克制與理性。於是我們將話題帶回她母親身上。

在雜亂之中，修復的進行式

「畢竟我母親沒有機會再去述說她的人生了，我也不能代言她的人生，可能我寫錯了，或是我理解錯了。以我現有的素材，我可以怎麼樣去描繪這個人？寫《卸殼》的時候，我的想法滿明確的，我想要彰顯她的美好與偉大。」她刻劃母親有多努力、多認真，在無窮的匱乏之中，仍然以她所能展現的最好的方式，撐起自己，同時把源源的愛給唯一的女兒。「我覺得心疼，會希望我的母親可以活得更自私、或者更自我一點。」

這對相愛的母女其實都盡其所能的給予。母親走後，江佩津透過寫作代母親完成了一幅自畫像，這是她回報的方式。到了《修復事典》，她終於能夠往內看看那個受傷的自己。

《修復事典》既是談修復與療癒，讀者自然好奇，歷經重大創傷的人，如何站起來，回到常軌？「我自己也會好奇，到底是什麼東西修復了我？那個修復到底是完成了還是進行式？」她語帶堅定地說，「當然是進行式！沒有所謂修復好這件事情。就像跟其他遺族討論的結果一樣，我們無法真的找到什麼東西是可以治好你的，但它就是各種加乘起來的影響。」她舉三浦紫苑為例，在《三浦紫苑人生小劇場》這本散文集中，三浦紫苑自剖她20幾歲時的內在小宇宙，沉迷漫畫、追星看演唱會，是這些極端世俗日常的活動，支撐起她的生活。江佩津也是如此，儘管書裡提及諮商的事，她卻大力澄清，「大家可能會以為，是心理諮商救了我？沒有沒有！當然諮商還是有用，但就是這些微小的、會讓你在某些時刻感到快樂的東西，好比BTS防彈少年團，或是我最近開始攀岩，這些事物某種程度上救了自己。」

她前陣子讀了《寫作課：一隻鳥接著一隻鳥寫就對了！》（Bird by Bird: Some Instructions on Writing and Life），其中一章談完美主義，作者安．拉莫特（Anne Lamott）強調「漫無章法才是藝術家的真正朋友」，對此她深有同感。

「人們會忘記我們其實需要靠製造髒亂來發現自己是誰，以及我們為何存在。對寫作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藉此發現我們到底該寫什麼。我覺得這滿符合我前兩本的寫作狀態。因為我處在一個非常雜亂的狀態下，無論是生命的過程或是思緒，這讓我找到寫作的題材；另一方面，寫作這件事情又可以幫助我釐清我的狀態，經過《卸殼》和《修復事典》，差不多收束、整理完了，那就繼續往前，很可能又會有下一個髒亂。無論前面會有什麼風景，就去看看吧！」她說得爽颯。除了那些微小卻重要的事物救了她，我隱隱覺得她內建的理智線，也是另一無形的支柱。

這些年，她一再上路，去到遠方，以空間換取餘裕，傷害緩慢沉澱。現在的她認為，人生沒什麼好後悔的，發生就發生了，處理它、然後丟掉它。書寫就是她的迷你倉，裡頭存放著珍重的記憶與情感，還有她對世界的關心。她相信，記錄下來，一定會對擁有同樣處境的人產生意義，他們從中發現自己並沒有那麼孤單，有更多選擇攤在眼前。路，還是可以一直走下去。

江佩津作品
《卸殼：給母親的道歉信》，大塊文化，2020
《修復事典：被留下來的我們，不用急著好起來》，大塊文化，2022

本文作者｜王昀燕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為博客來OKAPI專欄作家。著有《再見楊德昌》，另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紙上放映：探看台灣導演本事》。亦參與《咆哮誌：突破時代的雜誌》等書採訪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