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思考書寫藝術評論的依據，我提筆寫下幾點條件，又隨即一一劃掉了。「什麼是好的藝術？」、「如何書寫藝術評論？」也許對我而言，並不存在一種足以列成清單的準則，又或者更激進的說，在評論寫作當中，「好的藝術」未必是當前真正需要關切的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選擇先回到困惑更久、到現在都無法找到答案的，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藝術評論是什麼？」

是的，我已經寫了幾篇被稱為「藝術評論」的文章，但我從來不真的知道藝術評論是什麼。甚至，在大量閱讀各式各樣的評論文章，以及關於藝術評論的論爭與理論之後，（作為一種文體的）藝術評論，與（作為一種身分的）藝術評論，變成了更加難以定義的名詞。難以定義並不麻煩，在藝術世界中，擁有太過明確的位置反倒是危險的。

逃避稿債期間，藝術理論研究者克萊兒．法涅雅（Claire Fagnart）的小書《藝術評論》（La Critique d'Art）¹給了我一點指引，同時為我帶來更多的問題。作者在開篇提到，面對那無從化約的特殊美學、感官、知覺經驗，以及每一件創作難以馴服的獨特性，藝術評論實則還存在著一項先決條件——「她是文本」（Elle est un texte）。正因為評論也是文本，在她內部，修辭帶來的影響、她擴充作品的傾向，與寫作的質地就更加密不可分。

承認評論也是文本，首先是將評論視為與藝術創作同樣具備個別差異的寫作。評論當然絕非透明的中介，因此更應認清評論作為文本，如何牽繫起種種無以計數的其他因素，法涅雅認為，其中作者的哲學與美學取向，更足以決定一篇評論文本的功能、判準與方法。藝術本身分歧的定義、作品本身所牽涉的概念、普遍意義上的哲學或者論述，當然也決定了藝術評論的性質。當我們將藝術評論視為獨立的文本，就更能清楚看出她背後所承載的，寫作者對於藝術的看法。

比起評論所書寫的藝術作品，評論者本身對於藝術的定義與看法，才是藝術評論之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她所關心的主要是此前已然存在的藝術觀念與哲學取徑，她所強化的也是這兩者。

在這個基礎上，法涅雅為藝術評論所提出的定義範圍之中，有兩點引起了我的興趣：藝術評論的作者不是作品的作者，這根本的差異（l'altérité），決定了藝術評論與作品的距離是首要條件。舉例來說，藝術家的創作自述與他的藝評當然不能相提並論，當我們閱讀藝術家的藝評寫作，就應該獨立視之。與此同時，藝評是在「缺席」的情況下（in absentia）被閱讀的寫作，這使得她偏離了作為傳播媒介的媒體。閱讀評論時往往與面對作品時存在著時差，「作品的缺席」所產生的距離，使得評論處於中介（亦即作為使作品現身的言說）與歷史之間的位置。她傳達發生於當下、具備即時性的藝術事件，而這些事件在評論被閱讀的當下多半已經過去。

從這個線索引出的，是在藝術評論這個特殊的評論類型之中，最困擾我的問題：藝術評論將對藝術、藝術創作乃至機構造成什麼影響？她應該與他們維持何種距離？

在這些疑問的背後存在的是我的不安：我面對著藝術作品，乃至於一整個藝術世界，同時面對著語言。這是藝術評論作為文本，與文學創作或哲學寫作最為不同的地方，她恆久被文本中不在場的現場所牽動，但又必要與之保持距離，因為詮釋本身即是一種邏各斯，需要經由推理與闡述綿密地編織出其中的紋理。然而，一如法涅雅所說，藝術評論之中的詮釋，又與純粹的語言有些不同。若將詮釋作為當下的掌握與推論性的闡述這兩種定義區分開來，就可看見它背反了高達美（H. Gadamer）的說法。「語言作為人類存在本質」的設想，在藝術評論中未必能成立，因為藝術評論並不只在揭示由語言創造的世界，也在呈現出一個有待詮釋的對象的存在。

這如實說明了我的經驗，或者我的困境。在寫作藝術評論之時，我所書寫的作品或展覽，一面持續引動我的語言，又一面挑釁著它。甚至，它們一點一點的把我帶離我曾賴以認識世界、與之連接溝通的語言，使我在透過它編織與推論的同時，也對它更加的懷疑。

這就是藝術評論之所以讓先於藝術受過文學訓練的我，最感困惑，卻也最為之著迷之處。她帶著我，去到了語言文字所到不了的地方，即使孱弱如我，仍然只能憑藉著語言文字，一面走一面懷疑，慢慢地走到那個，我尚且還無法確定邊界是否存在的地域。

到這裡我想說的是，如果說撰寫藝術評論可能要有什麼依據，我所在乎的或許更是，我的寫作如何維持著與作品各自獨立的距離，讓彼此自由地彼此詰問、敲擊乃至於爭論；它如何維持著與作品根本上的差異（l'altérité）而非認同（l'identité），在差異之中繼續延展，而非封閉在單一的詮釋或評價。這也意味著，我不再如同早前的藝術評論者，扮演作品的評價者；我也不應該擔負揭示作品意義，乃至於完備作品論述的責任。作為曾深刻感受到藝評這個文體的魅力，受其所誘而遠離了文學的文學生，我與藝術仍然保持著距離，我隨它遠走，但仍說著與它不同的母語，持續憑藉著語言來羅織我眼見的陌生世界。

換言之，我所能書寫的，並不是可供我評價的對象，而是能與我的書寫維持著距離，與我在相互挑戰之時，持續地彼此引起創造動力的作品。

我渴望扮演的是一個相對而言並不掌握權力的「弱」藝術評論。不掌握權力意味著我的書寫無法對藝術作品產生直接的影響，我不決定它是否被看見，我無法左右它的歷史定位、得獎名次乃至拍價。這除了是出於個人品味上的潔癖，當然也對應著我所面對的環境，早已使得藝術評論的任務和性質產生了改變。如同詹姆斯．艾爾金斯（James Elkins）曾銳利指出的，考量藝術實踐的現況，以及她早已不再具有自治機制的事實，必須要重新設想藝術評論。²如何搭接語言與視覺，既是當代藝術成立的基礎，也是藝術評論定位轉變的情境之下，更為重要的溝通技術 。藝術評論當然需要具備基本的語言技藝，但這並不是為了透過修辭來協助藝術家或策展人完備意義，而是在當代藝術創作者多半已然具備成熟論述能力的前提之下，擁有相當的「雙語」能力，既能夠感知視覺藝術的表達（當下的掌握），也能夠透過文字縝密的推論性闡述，與之流暢無礙的溝通。

然而，即便當前的藝術世界，已然讓藝術評論不再扮演評價者，這或許僅能是關於藝術評論的猜想。倘使藝術家、策展人、機構、市場，乃至於整個藝術世界，仍然不能看見這個早在20年前就已被預言的轉變，仍然相信藝術評論是為作品分等論次的標價槍，仍然無法思考藝術評論作為一種文體，對於語言乃至對於藝術可能具備的必要性甚至顛覆性，在藝術評論的危機也早已被談論多時的此刻，再多的討論、再多的替代出路，也只不過能維繫她的一息之存。

本文作者｜許楚君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持續於《藝術家》、《典藏ARTouch》發表。曾獲鴻梅新人獎（藝術評論組）、「絕對放送」年度首獎。2021年、2022年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計畫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