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藝術家鄒永珊2001年赴柏林攻讀藝術，Weißensee藝術高等學院大師班結業後，她留在德國從事創作，橫跨視覺藝術及出版領域。她的最新小說《萬福瑪麗亞》由六個短篇構成，幾位要角輪番登場，際遇巧妙交織，共譜現代人的精神困境。鄒永珊說，「這是一部祈求上天垂憐的小說，但其實所有的人通通都在泥巴裡面打滾。」

這些年，她見到很多人來來去去，那些耳聞柏林物價較低的人流徙至此，然炒作無止盡，延燒到了此城，人人生活如螻蟻，曾有的盼望，像燭火一閃一爍，最後仍是幻滅了。

聖母瑪麗亞的意象貫穿全書，篇章名引自舒伯特的藝術歌曲〈愛蓮的第三首歌〉（Ellens Gesang III），歌詞描寫愛蓮向聖母祈禱，呼應小說人物諸多期待願望實現、向天（神明）呼求的時刻；同時，由聖母此一原型人物延伸出一系列名字——瑪麗、瑪麗亞、瑪麗安，此一命名策略，暗指在當代社會的高度匿名性下，沒有任何名字代表特定之人，藉此呈現人與人之間無可避免的疏離感。

早期，鄒永珊的創作以視覺藝術為主，畢業製作《Silent Years》（2010）源自她在德國生活的深切體認，當一個人的母語在他生活的環境裡缺席了，被迫使用另一種語言跟他人溝通時，表達上難免陷入力有未逮的處境。在這個繪畫作品裡頭，她將母語視為繪畫必備的顏料，一旦它不存在，無法使用，繪畫如何成形？她嘗試透過有限的色彩進行表達，採用透明的材料，隨著濕度和光線的不同，會折射出另外的色彩。對這主題的關切，一路延伸到了《萬福瑪麗亞》，她直視那些流離於異鄉、不得其所之人，筆下不給予任何救贖。

這場越洋訪談，鄒永珊從這部小說出發，談及語言本身、人的流動遷徙，乃至對他人眼光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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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妳長居德國，亦習書法多年，曾提及德文和書法對個人文學創作的影響，請妳先聊一聊這部分。

鄒：我平時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德文，中文次之，但頻率不高。雖然我可以用德文思考，但我的德文畢竟不是德國人的德文。至於創作理念發想，我會直接用德文或英文寫，《萬福瑪麗亞》的後記有一部分即是來自德文的創作發想，不過小說創作目前仍是維持用中文。

創作時，你要對自己使用的媒材有自信，或是很舒服，感覺它跟你是完完全全在一起的，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關係。若要創作，德文之於我並沒有那麼舒服的感覺，因為我首先會去想，這樣寫對不對？德國人看不看得懂？反觀用中文寫作時，我會覺得你如果看不懂，那是你的事情，我已經寫出來，我覺得那是okay的，因為創作追求的不是正確。

在德國生活，首要考量是讓德國人明白我想要表達什麼，才能跟人溝通，這變成語言使用上的第一前提。德國人看待德文是沒有什麼彈性的，你的天馬行空對德國人來說基本上行不通，人家只會覺得你德文很爛，這跟法國人去玩法文不一樣，德國人沒有在玩德文，當你少了那個playfulness、那種遊戲的心情時，你的文學長得就不一樣。然而，創作主要服務的功能不是「溝通」，是「表現」，是形式上面的展現，不見得要讓你看得懂我在幹嘛，你如果看不懂某些東西，那是必然的，因為每個人經驗不同，理解上自然會有差距。我對於中文創作有一些很屬於我自己的表現，中文的使用者來讀，也不見得很容易能夠接受，但我覺得無所謂，因為我的首要重點在於表現，而非溝通表達。

德文是一個你不講清楚，人家就不知道你在幹嘛的語言，相較之下，中文其實是有很多空隙的。中文可以沒有主詞，但我們都知道你在講誰，德文的句子要是沒有主詞，會被認為是一個不成立、不正確的句子，對於某些事情的描寫如果太出格，即須翻辭典查證，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跟那樣的慣例抗衡。你會發現，要跟別人溝通，需要很多策略，你不得不靈活，在德文這樣一個不靈活的語言環境裡面，我突然發現我的語言變得靈活，因為我要在語言上求生存。

最大的裨益在什麼地方？我把德文那樣的不近人情，要把每一件事情講清楚的那種堅持，拿到了中文寫作裡面來。我也經歷過各式各樣的埋怨，像是句子為什麼要那麼長？但當你認為應該有逗點卻沒有的時候，句子的韻律、整體視覺結構就會改變，因為中間沒有休息，文字的視覺性也是連在一起，沒有非視覺性的中斷（標點符號）在其中，你看到的就是一整片的字，這產生一種新的視覺。德文對我的影響是，你不要害怕句子很長，你不要害怕有些事情講得太過清楚。在我的認知是，你要寫模糊，你的語言必須要很清晰；你要寫大的東西，你要從小的地方開始寫，愈細愈好。

我早年也寫過詩，發現中文作為表意文字，有很強烈的視覺性。此外漢字的視覺可以透過排版、詩句的排列，產生一個新的圖像，這對我來說很迷人，跟我學書法、進行視覺創作，某方面是合在一起的。探討漢字的視覺特質，不只就一個字一個字去探討，而是當這些字成為篇章的時候，這篇章本身也有視覺的特性和品質，這方面目前在詩以外做的人很少。我想透過我自己的實驗，將中文創作翻轉出一個新的造型出來，這個造型不只是語言面上的，也包括視覺面上的。

Q：書中最後一篇同名短篇〈萬福瑪麗亞〉開頭描寫主角所處的三岔路時，對於地景的刻劃非常詳細，這正是妳提到的德文的影響？

鄒：對。你可以想像那是一個長鏡頭，運鏡非常緩慢，有時甚至根本不動。這是我在《萬福瑪麗亞》這部小說另外一個想談的主題——我們的視覺。這視覺可以是很物理性的，你用文字很緩慢地去寫出長鏡頭展現的東西，在這樣的形式鋪展下，中間好像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但該發生的事情其實都已經發生了。而有些事情是畫面外發生的，就像〈萬福瑪麗亞〉最末，克莉西和瑪麗突然衝進來，才有了整篇唯一的對話。

另外，我在寫第一本小說《等候室》時，有一個很明確的圖像，我寫東西是寫輪廓，輪廓勾出來之後，裡面那個東西就在。可是我看到許多的寫法是，把裡面的東西寫好寫滿；我喜歡中間不用寫太多，甚至中間空空的，但重在輪廓，以畫畫來講，這是另外一種技法。你可以勾邊線，也可以沒骨（註：不用線條勾勒，直接用彩筆繪象的一種國畫畫法）。邊界的內外，它的內容是不同的，重點是，內容不一樣，所以你可以分出它的邊界，至於要把主力放在寫裡面還是寫外面，這就因人而異。

Q：對妳來說，寫裡面和寫外面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鄒：寫外面可以寫的東西好多喔！例如寫一個角色，我可以不要描述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但我去寫他生活的環境周邊，或是其他人是怎麼樣看他的、期待他做什麼，他個人內心戲不見得很多，但是因為他的存在，環境產生了變化。乍看，周邊發生的許多事件跟某某人完全無關，但這某某人就藏在之中。《萬福瑪麗亞》裡頭死掉的李克明就是如此。

Q：書中好幾篇小說場景設定在柏林，帶出全球化下移動的普及，以及人們對於所謂「家」、「夢想」的追逐，妳怎麼看待這樣的現象？這是出自妳長年旅居歐洲的體會嗎？

鄒：因為人尋求的是一種歸屬感，這個「家」有很多層面可以談論，一是你自己心裡面有沒有辦法安放你自己；另外，我們再熟悉不過，在台灣，一般都認為你最好有一個自己的房子，對於家的尋求，變成是一個很物理、很現實的東西。我想要談的是關於「安身立命」這件事，有些人買了房子，在世人眼裡很有成就，過得卻不開心，依然沒有安身立命之感。很多人對現狀不滿，以為換個地方，就會有一個新的開始，但事實上並沒有一個光明錦繡的前程在那邊像是一個應許之地等著你。

《萬福瑪麗亞》另一個主題在於「眼光」——別人怎麼樣看我們，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期待。作為出生、成長於台灣的生理女性，在台灣人的眼中，自然會被認定有很多應負的責任，你不抽離開來，甚至離開那樣的環境，大概很難看清楚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要有一個距離，不然應該都一直在努力符合社會期望吧，但是活在之中也有一定的舒服。大部分人尋求的是一個舒服的人生，不見得是一個自覺的人生，這包括自我覺醒、自我決定，以及自我定義。

我的作品對於一直都生活在台灣、或者說一直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的讀者來講會有一些困難，因為他們沒有那個抽離的距離，看到的東西就完全不一樣，當他們用自身習慣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小說，這小說對他們而言可能就會變得太遠。《等候室》法文版出版後，有一個常駐台灣的法文編輯博磊（Pierre-Yves Baubry）跟我聯絡，他跟我一樣，也都在另一個國家生活了很久，即使他是法國人生活在台灣，我是台灣人生活在德國，但我們有一共同點——必須在有差異的文化之下，用另外一種語言去生活——而這成了我們互相對話的重要基礎。

Q：妳剛提到的「眼光」或是「觀看」，是小說中想要探討的另一子題，在短篇〈請照看眷顧我們〉中，主角明顯活在社群媒體的制約下，放不下他人目光。2018年，妳也曾在北美館的一場聯展中展出裝置作品《我們的凝視》，藉觀察現場參觀群眾面對監視鏡頭的反應，深入思考公共場域中「觀看／被觀看」的複雜性。請妳就這一點進一步談談。

鄒：除了〈請照看眷顧我們〉，〈將我前途照亮〉也是在省思他人眼光／期待，我想探問的是：你要不要去符合他人的眼光？他人的觀點形成了我們，這也呼應到我在〈將我前途照亮〉引用的沙特之語「他人即地獄」，社群媒體不就是由他人的眼光，所凝聚出來你個人的社群媒體形象嗎？你其實就靠著這些他人的眼光，餵養你那個不知到底存不存在的自我，當你不是很清楚自己是誰，卻靠他人來定義自己的時候，那是非常危險的。

除了社群媒體，我還有提到監視器、無人機等當代科技。監視器與無人機都有侵犯私隱權的爭議，是一個「公共」（public）與「私人」（private）的議題。在注重個人人格的社會，往往也是強調私隱權的；台灣集體主義的社會氣氛體現在對個人人格的重視不足和權威議題。

所謂西方定義的現代社會，其基礎是奠定在私隱性上面，但是後現代社會完完全全瓦解了私隱性，人與人之間邊界消失，個人性也模糊掉了，變成由群眾的凝視勾勒出所謂個人。我想談論的是他人觀點的穿透性和攻擊性，這徹底影響了人對自我的認知，符合他人期待變成更重要的事。在德國，我還算真正過了幾年很私人的生活，同時對集體主義變得更為敏感。台灣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在台灣你想要做自己，需要抗爭很多東西。甚至當前的「做自己」都有一種集體主義傾向，這跟社群媒體脫不了關係，所謂做自己，是在他人認可你的前提之下，你才能夠做這樣子的自己。

另一短篇〈萬福瑪麗亞〉，則是直接把觀看當成主題擺在檯面上，這篇雖然擺在整本小說最後，但它其實是最早寫完的，我反覆看這單篇的短篇時，才把所謂他人的觀點、或我們對某些事情的期待當成是衍生的主題，發展成這整個小說。〈萬福瑪麗亞〉這裡頭的攝影師，後來有個名字叫岳華明，她的固執在於，她想要拍白天的照片，但她所做的事情通通跟這前提相違背，這就是她的一廂情願，她認為事在人為、有志竟成，這不就是我剛一直講的，人們想去國外尋找新生活，認為新生活必然應該要是光明璀璨亮麗的。我們的人生需要很多的一廂情願和自我催眠，當我們發現人生靠這個活不下去時，那過程就是這部小說在說的事情。

鄒永珊《萬福瑪麗亞》
2022
聯合文學

本文作者｜王昀燕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為博客來OKAPI專欄作家。著有《再見楊德昌》，另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紙上放映：探看台灣導演本事》。亦參與《咆哮誌：突破時代的雜誌》等書採訪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