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飄零的想望:讀張英珉《櫻》
2023
01
09
文|蔡雅祺
處於戰爭底層的人們,命運如若飄落的櫻花。張英珉的小說以慰安婦與神風特攻隊為經緯,鋪寫出不分男女陷落於時代夾縫中的境遇。

「一如飄零的想望」是我多年前讀過的詩句。閱讀《櫻》的過程,在我腦海中不斷地浮現起這詩句。處於戰爭底層的人們,命運如若飄落的櫻花,在墜落的同時,內心仍懷抱一絲對於未來的想望,那分想望就是——「活下去」。

那些四處散落的「櫻花」

張英珉的整部小說雖以慰安婦作為故事主軸,但他在處理角色時,不僅超越國族也超越性別,希冀藉著慰安婦的處境帶出更多小人物在戰爭籠罩下的身不由己。而這些身不由己的人們,來自四面八方,不僅限於日本殖民地人民或是前線地區的俘虜,也包含了大量的日本國民。

張英珉創作的故事軸線描述一位朝鮮女子——盧英珠,因職業詐欺輾轉抵達台灣中部的鶴松屋,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一夕成為了慰安婦。整體故事的脈絡從盧英珠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描繪出日軍慰安婦制度運作的輪廓,並從她的視角觸及鶴松屋中來自日本、台灣等不同地區及背景的女子,甚至是被俘虜的英籍女子;這些女子各自因為不同的原因來到於此,也因各自的選擇而有了不同的際遇。

此外,故事也描繪了與慰安婦們同在一個屋簷下的管理者——退役軍人岡本、雜工小林,以及慰安婦們所遇到的將士官兵,而這些人物觸發了另一條重要的敘事,也就是二戰時期日本軍隊另一備受關注和爭議的議題——神風特攻隊。

約莫1944年間由於日軍在戰場上的節節失利,資源和戰力皆逐漸耗損殆盡,軍方在不願投降的狀態下,便開始思考新的作戰方式——「特別攻擊隊」(通稱為神風特攻隊),讓剛訓練完成的飛行員駕駛著掛載炸彈的飛機,直接撞擊美軍軍艦,以此讓少數飛行員的性命換取美軍軍艦上數百名專業人員的性命。日本軍方以武士道的精神宣揚此一攻擊行為,讓一個又一個年輕的生命,以忠誠和榮譽的信念為國家犧牲,如同飄落的櫻花所象徵的涵義——新生、死亡與重生;一架又一架衝向美軍軍艦的飛機,絢爛如櫻花,墜落於大地。

被神風特攻隊擊中的美國航空母艦,1945。(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NARA)

「櫻」在此呈現出它的雙重意義——象徵著慰安婦在「營業」初夜所落下的一抹紅,以及特攻隊成員為國家獻出的短暫性命。張英珉分別從慰安婦與特攻隊兩條故事線,訴說著不分男女處於戰爭底層的哀歌。

所幸張英珉在故事中穿插了一段,特攻隊飛行員佐佐木與慰安婦盧英珠之間相互依戀的情感,透過他們互相傾訴內心的場景,稍稍減緩了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不適,呈現出人性良善的一面;兩人之間相濡以沫的眷戀在晦暗的現實中,微微透出一絲光亮,為身不由己的雙方都帶來了些許希望。

獨立於慰安婦及特攻隊之外,張英珉安排了雜工小林作為整部小說中穿針引線的靈魂人物。他的存在讓故事出現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從第一章的破題安排他在終戰50多年後接到盧英珠的電話開始,到結尾兩章讀者跟隨著小林尋人的路徑,陸續帶出鶴松屋的成員,甚至是特攻隊的隊員在二戰末期及戰後的處境。弱小而不起眼的小林就像是歷史見證者般的存在,目睹人間的愛與慾、生與死。

來自政府的監控

故事中慰安婦所在的鶴松屋位於機場附近,因此她們服務的對象主要以陸軍航空飛行員以及專業維修飛機的地勤人員為主。雖然此處的狀況相較於日軍其他基地,如南洋等前線交戰地區的處境好得多——待在鶴松屋的慰安婦所需接待的士兵人數較少且所處的環境設備也較為舒適,但從小說人物的對話中仍能一窺二戰期間位於日軍作戰前線的慰安婦所面臨的如煉獄般的情景。

日本女性史研究者鈴木裕子指出,日本慰安婦制度的確立有其歷史背景,此一制度延續了以往日本政權對於性壓迫和性控制的政策;在此制度之下,不僅女人甚至男人的性都受到政府控制。而二戰時期出現的慰安婦制度,最直接的原因雖是為了防止日軍對於佔領區婦女的強姦行為,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回歸於日本政府希望藉此對將士們進行性管理和性病預防,以防止性病蔓延導致戰鬥力低下。這樣的細節隨處可見於張英珉的這本小說中,例如:日籍慰安婦早苗常常掛在嘴邊的話語——「慰安婦的存在,能讓男人們專心為了國家奉獻身體去戰鬥」;以及在小說的鋪排中常常可見慰安婦提醒新進女子的注意事項——「需檢查來尋歡的士兵是否已帶好保險套、是否得了性病、絕對不能被傳染性病」;此外,張英珉在故事中也描寫了軍醫定期至鶴松屋為慰安婦們健康檢查的情境,這些都是可考證的史實。

張英珉《櫻》,九歌出版社,2022。

狗與狼的時間

戰爭期間互相對峙的雖是交戰國雙方陣營,但處在戰爭底層的人們卻難分敵我。法國有句諺語「l'heure entre chien et loup」,是指在夕陽西下的時刻,萬物變得朦朧恍惚,人們因此分不清從遠處而來的是自己豢養的忠犬,或是來追捕獵物的狼,在這個時刻,善與惡的界限變得模糊。

「這世界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同樣的,這個世界上也存在著不純然的「受害者」或「加害者」。張英珉小說中的人物,多數都具備複雜的雙重身分,我們很難輕易地將他們歸類為加害者,或是受害者;在戰爭底層的每個人都是受害者,為了自他的生存也可能對其他人施加傷害,而成為了加害者。

就書中人物自身的處境而言,由於政府的徵召或欺騙,或主動或被動地投入戰爭,因而改變了一生的命運。在這些人當中,如慰安婦的管理者岡本,因為戰爭造成的身體殘缺而徹底扭曲了原本的性格,由於身心的傷害無法癒合,轉而將自己的傷痛施加到他所管理的女性身上;來鶴松屋尋歡的士兵,在面臨生死交關之際,將自身的壓力轉嫁到慰安婦的身體上;甚至在慰安婦之間,也難免出現恃強凌弱的情形。他們原不是惡魔,卻因著人性的欲望與軟弱,在各種因素相互交織之下,聯手製造了地獄。

每往前一步,都是遠方

在張英珉筆下的慰安婦,有些人如台灣女子吳碧鳳、劉惠選擇逃離鶴松屋,卻始終躲不開死神的手掌心;有的人如伊藤清子,因為逃不過內外在身心的折磨,自我了結了生命;鶴松屋中最受官兵歡迎的早苗最初選擇自願挺身奉獻,卻在戰爭末期因得知摯愛戰死沙場,也終於迷失了為國奉獻的初衷;長谷川雖然捱過了戰爭的煎熬,卻在戰後因為社會對於慰安婦的各種汙名,只得繼續待在日本政府開設的供美軍使用的慰安所;盧英珠回到朝鮮後,原以為能與妹妹團聚,卻因家人的誤解,只得再次離家獨自生活,絕口不提自己曾經的過往。

戰爭結束了,但是戰爭的惡果卻回到了這群在戰爭中被壓迫的婦女身上,她們被社會汙名化,當初迫使她們為國家奉獻挺身而出的決策者,如今卻沒有人挺身而出為她們負起責任;特攻隊的成員們得以入祀靖國神社,但她們僅能噤聲躲在社會一隅,直到過去這段歷史重新被揭露與重視。

韓國民間團體於日本駐首爾等多處大使館前豎立和平少女像,作為慰安婦受害者的象徵,要求道歉並提醒世人莫忘。(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攝影/Sakaori)

後世的我們雖然未曾經歷過那段歷史,但它卻如影隨形地跟在身後,我們無法瞥開目光假裝它不曾存在。張英珉的故事雖從慰安婦著手,呈現出她們心底的痛楚,但從中可讀出更多的是他期盼藉著故事這個媒介,讓人「記得」那些曾經發生的事實,並反思過往對於現今的意義,進一步思索後代的我們該如何面對過去那段幽暗的歷史。

二戰時期慰安婦或特攻隊的經歷,隨著當事人的起身抗爭及史料的公開,已陸續透由紀錄片、電影及小說被訴說和轉譯,促使大眾逐漸熟知,而這些媒介都是各種新的嘗試與可能。或許就如本書之題「櫻」所暗喻的最後一層象徵意涵——走過最嚴峻的寒冬,才能盛放最燦爛的花朵;歷盡傷痛而倖存的人們,因著活著的想望,熬過長夜,終於鬆口說出不堪回首的過往。而後輩的我們所能做到的,或許就是豎耳傾聽,並想辦法接著將故事說下去。

 

張英珉《櫻》
2022
九歌出版社

 

本文作者|蔡雅祺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班肄業,研究領域為滿洲國女性動員。曾就職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目前任職於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