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1日，越南籍失聯移工阮國非在新竹縣鳳山溪畔遭警員連開九槍，最終不治身亡，年僅27歲。當晚，蔡崇隆和太太阮金紅在兩人共同創立的「越在嘉文化棧」吃晚餐。他太太出身越南，位於嘉義縣民雄鄉的「越在嘉」是當地越南人聯繫情誼的重要據點。新聞一曝光，蔡崇隆不解，警察追捕失聯移工可以理解，但為何要開如此多槍？

新聞畫面中，只見從現場救護車前窗往外拍，阮國非全身赤裸，下身染血，虛弱地倚靠警車坐在地上。前後脈絡付之闕如，究竟發生何事，民眾不得而知。據媒體報導，阮國非為早日還清鉅額仲介費，鋌而走險，成為逃逸移工，藉轉換雇主以獲取較高薪酬。這天，他被舉報偷車，未料竟因拒捕、襲警而喪生。蔡崇隆拍攝非法移工多年，與阮金紅合作的《再見  可愛陌生人》（2016）即是藉由近距離採訪，揭開潛逃移工的難言之隱。

對於移工逃跑原因，蔡崇隆知之甚詳。他曾訪問警方，受訪員警表示，移工腳力極好，速度之快常讓他們追不上。一般而言，倘若真追不上，也就算了；況且，不具合法工作證，乃違反行政法，而非觸犯民法或刑法，絕不到用槍的地步。「就算拒捕，頂多開一槍，為什麼開這麼多槍？對我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謎團，完全違反之前我對失聯移工的認知。」

他持續追蹤後續報導，雖對阮國非身世多所著墨，仍無法解開他心中之謎。就像他當年旁觀蘇建和案，分明證據不足，指控從何而來？他說，這不僅因為他本科是法律，也是出於人的好奇心、以及記者的職業病。

歷時近四年甫完成的紀錄片《九槍》，逼視事發現場的殘酷，還原了真相，更指向台灣群體心理晦暗不明的一角。

槍響之前

「一直以來，移工議題都處於台灣人權版圖最邊緣，透過這起死亡事件，我能不能再做一些什麼，讓大家了解這並非個案，儘管它比較極端……」紀錄片提案原定名為「槍響之前」，他想追問：「槍響之前發生了什麼事？那個結構性的問題是什麼？」

當初拍《再見  可愛陌生人》，聚焦四名暗藏於島嶼邊陲、被貼上「非法」標籤的越南移工。本片由阮金紅、蔡崇隆聯合執導，以人物故事為主軸。蔡崇隆說，「她（阮金紅）很有影像的sense，跟同胞互動採訪沒有什麼問題，但要談比較結構性的東西，訪問官方和仲介，必須要由我這種背景的人才能做到。所以有機會還是希望拍一部片去探討結構性的問題，否則大家看了會同情，頂多同理，問題卻還是一樣。」

《九槍》片中，蔡崇隆指出用以制伏來台移工的兩個緊箍咒——仲介費太高、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結構性問題導致無論合法或非法移工，皆可能死於非命。

過去，蔡崇隆長期追蹤蘇建和等冤案，陸續完成之《島國殺人紀事》系列紀錄片，即可見他對於結構性問題的重視。「關於蘇案，我在電視台做專題時是談個案，但拍攝《島國殺人紀事》，我想指出：這樣的案子不會只是個案，因為那麼多法官判他們死刑，絕對是司法系統出了問題。」影片中進一步導向社會心理，「拖了十幾年，台灣社會也是冷眼旁觀，會有這樣的司法，是基於什麼樣的社會基礎？後來我看這種事情，尤其是人權問題，不管是司法人權、性別人權、移工人權，你不能只是找出代罪羔羊或惡魔黨，強化對立面，其實下面都有一個社會基礎在，這是我在片中想要探討的。」

他坦承《九槍》企圖心頗大，除了阮國非個案，片中並陳近年數起移工命喪黃泉的新聞畫面，包括涉嫌盜伐林木的失聯越南移工黃文團、住違章鐵皮宿舍而葬身火窟的多名移工、以及南方澳大橋倒塌以致不幸罹難的六名外籍漁工等，儘管案例不同，追根究底，卻不難發現其共同面對的艱難處境。

調查者視角與靈魂視角

「這部片我想從兩個視角來看結構性的問題，一是調查者視角，一是靈魂視角，即死亡移工的視角。」調查者視角是從蔡崇隆自身的角度出發，藉由採訪警方、仲介等人，逐一拼湊出事件真相，這是他本就擅長的切入方式。然而，靈魂視角如何呈現，卻讓他十分頭痛。

「我當然可以用一種代言的方式，就像《島國殺人紀事2》片頭，以直升機空拍受刑人盧正家鄉及司法機關現場，搭配盧正的第一人稱口白，內容是根據他生前寫給姊姊的家書。問題是，我沒有阮國非留下的第一手素材……」蔡崇隆原先考慮採訪阮國非親友後，依據其側面描述，再轉化為阮國非的口吻，寫下他的第一人稱口白，但心裡又覺得不踏實。

直至2019年，製作團隊踏上越南中北部義安省的一座小農村，採訪阮國非的家人，始得知他在台期間曾使用臉書，其中不僅記載了他的生活點滴，也透露低落思鄉的心緒。這些素材為阮國非的形象提供了真實的基礎，之後蔡崇隆委請專業翻譯，將內容譯成中文，再擷取部分段落寫成阮國非內心獨白，並找來常造訪「越在嘉」的移工阿尊以越語配音。

蔡崇隆也請攝影師詹皓中想像，若是阮國非的靈魂，回到家鄉舊地重遊，流連於其家屋、兒時嬉戲的溪流，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帶著這樣的同理，慢慢貼近他曾經駐足的所在，攝下的影像，自然更有溫度。片中將阮國非的獨白，與他生活的場景做了有機的連結，使得他的形象立體而鮮明；他雖已不在人世，卻又彷彿無所不在。

驚心赤裸的影像證據

《九槍》中，最震撼觀者的，莫過蔡崇隆透過特殊管道取得的密錄器影像。

尚未取得密錄器內容前，他對現場狀況自有一番想像：拘捕過程中，阮國非仿如猛獸般撲上來嗎？其力道猛烈，對員警構成嚴重威脅，以致員警必須開槍制止？

蔡崇隆原想採取戲劇重演的方式，重現案發現場，讓觀眾感同身受雙方對峙過程之可怖，卻又對實情沒有十足把握。2019年自越南返台後不久，他取得關鍵影像。「我從頭到尾看了好幾遍，跟我原來想像的差很多！以為是拒捕過程開槍的，但其實不是，他從河裡爬出，鑽到警車，對我來講，他只是要閃進警車裡面，而非搶警車。開槍過程和後續發展都超乎我的想像。」

「一開始看密錄器，會覺得違反常理，但以我十多年來跟移工相處，聽他們描述台灣人對移工的偏見與歧視，再看現場員警、民眾的反應，我又覺得不會很陌生。」密錄器影像全長30幾分鐘，蔡崇隆使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畫面，分成三個長短不一的段落，每段落皆一刀未剪，只有阮國非私處上馬賽克，其他地方完全沒做任何效果。如此驚心赤裸的呈現，令許多觀影者坐立難安，「我想讓大家去感受我看到時的衝擊，我的不理解、我的困惑……。我覺得此個案現場，是一種集體社會心理的反映，讓我們看到台灣人對東南亞移工的態度，已經不是用歧視可以形容，如果要用一個比較強的slogan，我會說：沒有歧視，只有無視！那一幕他們就是無視嘛！無視有比較好嗎？」

針對結構性問題，片中訪問了警察、仲介；至於社會心理的部分，他想追問究竟是怎麼樣的社會，以致產生出這樣的系統和制度？「這一幕我覺得它是某種影像證據，你可以說它是某種隱喻或象徵。」

「整部片最困難之處，可能就是密錄器的處理吧。」團隊中有人建議，何不直接播出，變成紀錄片？但蔡崇隆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太過簡化，恐讓開槍的警員成為眾矢之的，違背希望觀眾看到結構性問題的本意。蔡崇隆坦承，初看密錄器內容時，他必須按捺下滿腔憤怒，他甚至有一股衝動，想透過訪問去質疑當時的員警、派出所所長及現場旁觀民眾，但他終究沒有這麼做。「我訪問陳崇文（現場開槍員警）的動機是什麼？我是要去追殺他嗎？我不想做那樣的事，但我會有那份衝動，因為我握有工具。」他舉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為例，片中，麥可．摩爾對美國槍枝協會主席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窮追不捨，將這起悲劇歸咎於他同意開放槍械。不可諱言，這麼做確實會產生英雄的快感，但蔡崇隆一再自我提醒：「回到拍攝《九槍》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看了片子，可以反思自己對移工的態度，一直往外怪罪別人沒有用，因為那是一群人，不是一兩個人，既然是一群人，就表示那是某種社會的狀態。」

逼視現場之必要

後製最後一年，蔡崇隆花了很多心力斟酌如何剪輯，內部試片多達一百人次，也特別找來非同溫層，蒐集各方觀後感再進行多次調整。「密錄器影像長度、新聞畫面多寡等，都經過測試，才調到最終的適當比例。」《九槍》定剪版用上25分鐘左右的密錄器畫面，為何決定如此？「這是主觀的判斷，照常理來講，應該是太長，可是如果照我想達到的目的，也只能這樣。因為我自己看了不舒服，別人一定也是。我們不是窺探奇觀、旁觀他人之死亡，而是希望藉此反思整個台灣社會。既然如此，就必須要有一定的長度，甚至讓你覺得尷尬、不解、不舒服，才能達到效果。」

他選擇一刀未剪，背後也有原因：「如果被我剪輯過，剪掉較缺乏對話的部分，好像也可以，但是『跳』，應該要讓你好像在現場看的感覺才對；而且對立面的人很容易抨擊，這是經過剪輯的影像，故意讓人不舒服。在層層考慮下，我覺得還是要盡量原汁原味。」

這段影像血腥、殘酷又荒謬，銀幕前的我們，目睹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死去的過程。即便隔了層影像，都如坐針氈。「是有點殘忍喔，這次的呈現方式，這也是我以前的紀錄片不會有的，所以我不是很有把握這次受到的討論或批評會是怎樣，我還在慢慢感受這個社會怎麼看待這件事。對我來講也是一個謎吧，或是學習過程，這多少也可以反映台灣社會的成熟度。」

台灣南方影像學會曾放映《九槍》片花，一名觀眾看到密錄器影像，直言太殘忍，阮國非已死，卻將他生前裸裎、受苦的過程公諸於世。蔡崇隆不迴避這其中可能牽涉到的倫理問題，「我只能自我證明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我跟觀眾解釋，但他們到底能否接受我也不知道。」

紀錄片完成後，蔡崇隆不怕有人跳出來告他，也不擔心仲介怒罵，他唯一的顧慮是——「我最怕傷害到阮國非的父母」。過去，他會提供片子給主要受訪者看，唯獨這次例外。就他所知，阮國非父母並未完整看過密錄器內容，他憂心若是阮國非父母看見，勢必造成二度傷害。所以他聯繫了阮國非的妹妹阮氏草，若她願意，可代表家人看這部紀錄片，而後再委婉地向她父母解釋，可能不適合他們觀看的理由。

為了判斷如何處理密錄器畫面，蔡崇隆看了不下數十遍，儘管痛苦，仍是必須面對。

「有時候開車途中，不知道為什麼就哭了。可能是所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吧。」向來予人理性印象的蔡崇隆，難得吐露了深層感受。隨著《九槍》公開映演，開始有一些對話機會，當初他看到密錄器影像的震撼、不適、忿怒，好像才找到了出口。

「現在片子播出，聽到大家的感受，這個過程對我來講是重要的，不然會一直壓在我心裡，很難受。透過跟人家的對話，對我來講有某種療癒的效果。」

有證據的主觀

阮國非被槍殺後，輿論兩極，一是捍衛警察，主張因阮拒捕，打傷民防，員警當然可開槍；一是聲援移工的人權團體，認為再怎麼樣也不該連開九槍。

「事發後，民間兩極對立很嚴重，我看了很難過。我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若要解決問題，事情要攤開來看。」《九槍》不只為移工發聲，也讓陳崇文姑姑、仲介、警察各方發表看法。

蔡崇隆解釋，「作為記者，常得平衡報導，但我的正反並陳不是為了平衡報導而已。相較於一面倒挺移工的單面傳播，正反並陳提供了更多思辨的空間，讓觀者自行判斷，反而更具說服力。」

但他也強調，正反並陳絕非各打五十大板，「有些媒體的平衡報導是各打五十大板，看不出觀點，兩邊各說各話，就看你挺哪一邊，這很像藍綠對抗。但你作為一個第三者、作為一個報導者，尤其是深度報導、紀錄片，不可能什麼都不知道卻做出一個專題，你一定做了研究，有更全面的資料，若還各打五十大板，那很假嘛！甚至是沒有盡到報導者的責任！」拍攝紀錄片超過20年，他一貫的立場是：「紀錄片一定要有觀點，但必須是『有證據的主觀』——你有證據去支持你的主觀。」

「我的片子想要打破二元對立的觀點，不要認為找到代罪羔羊，事情就結束了。如果我們的社會心理、結構性問題是那樣的話，這事情不會就此結束，它會繼續發生。極端事件未爆發時，表面上看來，就像一條平靜的河流，沒有異狀，但底下有很多的犧牲者、受害者，我們不得而知。」他在《九槍》片尾列上一長串在台移工死亡名單，這些曾出現在社會新聞上的陌生名字，多半一兩天即被世人淡忘，一一列出，是追悼，也是警惕。

影片開場不久，蔡崇隆刻意設計了一顆鏡頭，請團隊以俯瞰的視角，拍下他在越南採訪阮國非父親時的現場情境。他透過一個上帝／靈魂的視角，質疑自己：做調查或紀錄能否改變什麼？「可是，慢慢的，我不覺得紀錄片一定要能夠改變什麼，才算一部有意義的紀錄片；就算不能改變什麼也沒有關係，紀錄本身即有其意義。」

蔡崇隆《九槍》
公益特映會全台巡演中
映演場次請見活動專頁

本文作者｜王昀燕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為博客來OKAPI專欄作家。著有《再見楊德昌》，另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紙上放映：探看台灣導演本事》。亦參與《咆哮誌：突破時代的雜誌》等書採訪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