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橋大觀社區，現在是一片被怪手剷平的空地。

這裡曾住著外省榮民、本省媳婦、童養媳、外籍配偶、城鄉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他們之中有人賣檳榔、開建材行、當清潔工、油漆工、看護工、搬家工人……。

1950至1960年代，國民政府為安置大量軍眷，於板橋浮洲一帶設立眷村。然而，隨著都市擴張、國有土地政策轉變，2010年土地所有人「退輔會」向大觀居民提出訴訟，居民窮盡積蓄買下的房屋成了法官口中的「賊仔貨」，被判拆屋還地，並償還「不當得利」罰款。2016年居民收到強制執行令，開始組織自救會，經歷三年抗爭，最終不敵罰款與強拆壓力，簽署自願點交房屋、搬遷同意書，以換取三個月緩拆期與免除罰款，2019年大觀社區遭到拆除。

抗爭期間，居民讓渡生活空間給外人參觀，自救會以頻繁多元的文化行動，成功吸引外界關注。行動類型涵括：展覽、音樂表演、論壇、影展、工作坊、尾牙等等，許多相關團體因而串連：為了籌備展覽募款，大觀的歐吉桑、歐巴桑踏進社運青年常去的「半路咖啡」；RCA員工關懷協會、印尼民眾劇場與日本A3BC版畫等團體前來大觀交流；獨立樂團「毀容姐妹會」和居民一起把台語老歌唱成大觀的抗爭歌曲。

迫遷後居民散居各地，事件結束並非意味關係結束，自救會成員與居民仍保持聯繫，後續還有媒體報導、藝文場館邀展、影像拍攝邀約，現階段攝影集《待騰空的地上物》正籌備出版，為真實存在過但已不在的大觀留下深刻見證。

本文訪問自救會成員唐佐欣，與她再次聊聊抗爭期間的文化行動、相機鏡頭後的個人觀點。事件落幕兩年多再見唐佐欣，她依舊坦率，很多內心獨白，再加點軟廢的貓性格，絕對不是在社運強出頭的類型。居民的名字重新被提起：林燕玉、周湘萍、黃愛雲……一個個清晰的浮現眼前，透過唐佐欣為大觀留下的圖文紀錄，我好像早也和居民們成為朋友了。

訪談中的閒聊回到最真誠平實的那面，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可以很簡單，不需要艱澀複雜的理論背書：那些不漂亮的內心話總有毛邊，就如大觀社區草莽生猛的存在一般，大道理只是太過的幻影泡泡，力量展現在踏實行動之中。

（以下摘引自訪談內容，主要以唐佐欣第一人稱敘述。保留部分訪談對話及筆者觀點）

拍照是為了打發時間：影像的力量

唐佐欣拍的照片總能吸引目光，猛烈衝撞的抗爭場面、走進社區的家庭場景、貓貓狗狗小確幸、不分族群年齡階級的藝文祭現場……種種景象襯托出一群模樣立體的大觀居民。猶記得社區各處懸掛偌大的居民群像攝影，可以感受到這些黑白影像的力量，不光是構圖好、光線好、題材佳，更從被攝者注視鏡頭的眼神，察覺到攝影者與被攝者間緊密的信任關係。

這份陪伴感沖淡了大眾對抗爭者的刻板印象：「受壓迫者、迫遷戶、抗爭暴民」其實有名有姓，痛苦和眼淚之外，還會吃飯、睡覺、說人話、大笑，這些影像疊加在一起才是記錄真實。你會知道攝影者不是旁觀者，她也是這個群體裡的一員，唐佐欣若無其事的說：「我只是跟他們比較熟，每天混在一起啦……」

我是2017年4月被找去大觀拍擋拆現場，進去一兩天就決定留下來了，加入自救會什麼都要做，有點像快速練兵吧！沒有抗爭行動時，帶著相機到居民家做訪調，看到或聽到有趣的就會順手記錄。那年暑假，讀國小的居民放假無聊，我拿了一台舊相機給陳慧泉，我們在社區到處拍照。其他居民看久了：「到底有什麼好拍？這邊那麼醜，我們都穿藍白拖、睡褲……」我試探：「不然你們來拍。」藉機鼓勵可以當自救會幹部的居民拍照，讓他們串門子了解其他戶的狀況。

久而久之，大家有了拍照記錄的默契，居民去抗爭現場也開始拍照，如果我被警察帶走，他們會把我的相機拿起來繼續拍，有次周湘萍在推擠中跌倒，她趕緊對女兒喊：「陳慧泉拿相機！」居民意識到拍下衝撞過程對議題傳播有幫助，懂得搶在人被捕移送前留下紀錄，大叫：「我拍到打人的那個警察了！」

共患難的情誼：形成社區共同體

2019年的展覽閉幕晚會上，居民周湘萍拿著麥克風說：「因為認識你們，我們大家才懂得怎麼抗爭。」當年展覽有明確的情感訴求：「即將被怪手抹去的、被公文勾銷的，並非只是水泥、磚頭或者一個個無意義的門牌號碼，而是一群幾十年生活在這裡，一天一天搭建起營生、感情與記憶的人。」

大觀自救會透過文化行動織出一張社會連結網絡，從抗爭事件拉出另一條「邀請」大眾參與的現場，期望事件從特定社群外溢，進而擴大運動的支持基礎。文化行動與當下的抗爭處境相互並進，讓抗爭內部有情緒釋放的出口，讓居民身而為人的尊嚴被看見，更讓事件之外的人走進大觀，民眾於此打卡拍照不是消費展覽，而是為抗爭事件的傳播盡一份心力。大眾親眼目睹非列管眷村何以被國家控為非法，一同見證實實在在的生活印記，因生活其中而充滿氣魄。

以前其實沒人講「大觀社區」，只是一群「住在大觀路二段的人」。

我們進去後才開始稱社區。他們本來感情不見得好，可是我們會觀察，比如哪個人沒來開住戶大會，是不是不敢發言，還是某個鄰居來了，所以她不想來？試著釐清私人糾紛，有時候也會安排組織工作者、有抗爭經驗的人來鼓舞士氣。這場抗爭確實讓社區凝聚起來，多少有了互相理解的機會。

整個過程就是在有希望、沒希望之間來來回回，頻繁的行動讓我們爭取到更多談判籌碼和實際成效；居民開始相信做這些有用，或者說知道面對不對的事情，可以透過集體的力量試著改變。

有次會議我們和居民討論起抗爭的意義究竟是為了什麼？「最後一人拿到十萬元的補償金，其實大可自己去賺。」我們發現過程中彼此都成長不少，抗爭初期他們戴口罩、斗笠，不太敢講話，我們請記者會上發言的居民分享他為什麼敢講、講完之後的感覺，把威武的照片秀一下，慢慢的大家越來越有自信表達意見。

辦社區導覽和展覽也很有感，居民看到大觀這樣的地方有這麼多學生老師要來，覺得蠻了不起。導覽時他們會研究一些說法、參考其他人的框架，比如後來他們會使用「城鄉移民」這樣的詞，一次又一次整理自己的歷史。

後來的影像之旅

不用一年，大觀社區只會成為一個詞條，或幾則關於煙霧彈、佔領、潑漆的新聞標題。居民親自講述故事、攝影、編歌、組成歌隊……關於藝術抵抗的可能，注定迅速被淹沒。

 

——摘自《待騰空的地上物》攝影集

何睦芸（以下簡稱「芸」）：退場後這兩三年，還是會在社群媒體上看到大觀，有紀錄片、劇情短片、展覽等等，其實蠻多後續效應。什麼機緣促使妳把大觀攝影作品帶去參加台灣新聞攝影大賽？

唐佐欣（以下簡稱「欣」）：有一派聲音，說埋頭做運動，是不是會越來越邊緣？必須主流起來才有話語權。在這種氛圍下，想說參加攝影比賽是爭取話語權的一種方式吧！我不太知道參加比賽是不是真的能把議題傳出去……不過帶居民一起領獎、看展覽蠻好玩，愛雲看到照片裡的自己：「哇，這個側臉拍得很好！臉擺這樣有種憂傷的感覺。」

芸：聊聊《待騰空的地上物》攝影集的出版歷程吧，計畫書中提到這是一本「從抗爭者觀點出發，各類影像、文字集結成的群眾檔案」。

欣：起初心懷大志，希望定位成運動指南，讓外界知道這種方式是有效的。也希望彰顯「草根型的組織方式」，讓勢力較弱的群眾長出自己的力量，並不是只能交給專業者處理，但現在的想法就是用一本書留下紀錄吧。

我把攝影集架構分成：人（居民群像）、事（影像現場2017-2019）、地（社區影像／拆除影像），還會收錄一些藝文祭檔案、網路平台的相關圖文。起先到處收集抗爭期間的影像，希望建構多重視角的抗爭樣貌，有自救會、居民拍的，還有記者、外部聲援者提供的照片，再從海量圖檔中慢慢挑選。文字的部分整理了電腦資料夾裡的短文、日記、口述，也會放入和居民一起寫的短詩。

至於居民參與，原本希望每個月要有一次聚會討論，後來房子被拆了，沒有空間，加上疫情，變得很困難。不過最近陸續找居民寫點東西，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記述生活在大觀的回憶、對政府與抗爭的想法、此刻的願望。

芸：這個攝影集出版籌備了兩三年，肯定經歷很多變化，期間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而延宕？

欣：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只要打開電腦翻過去的照片文字，就會……當機，要怎麼重新去講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一是擔心沒有以前的感覺，一是怕掉回以前的感覺。

這樣時好時壞的狀態超過一年，一度想要放棄，但說服自己畢竟有公共化的意義吧？可能時間也過得夠久，開始可以繼續整理，慢慢成形了。不過因為我很難用很大、很公共性的角度來寫這件事，所以最後是以個人、日記式的紀錄談抗爭過程。

我們不一樣，但還是可以一起行動

芸：回顧你在大觀那段時間，你認為自己之於大觀的價值是什麼？

欣：就是個好用的工具人……真要從中有意義感（但也往往最讓人沮喪的），應該就是跟居民一起的組織工作，那些工作有時候會讓我覺得很有進展了，像是記者會中居民理直氣壯說出「我們不是違佔戶」，或自發性聲援其它議題（如樂生、南鐵、屏鐵、黎明幼兒園等）。

有些藝術相關科系的學生來聲援大觀，他們常常焦慮自己像工具，被要求拍記者會、居民大會這些，會有不能創作的焦慮。雖然對當時在組織者位置的我來說，寫新聞稿、採訪通知那些事情很乏味，就還是得做啊。

芸：可能因為你的目標不是創作。也或許是創作者從事思考型的產出工作，總希望保有主體性並提出觀點，不希望自己的產出純粹為議題服務。

欣：我不知道怎麼討論這個……好像也沒有那麼二分，畢竟人都是互相的。願意走進現場幫忙，比較能取得信任，如果憑空進來，就想藉用議題創作應該不太好吧。

特別不希望居民被當作沒有自己聲音的模特兒，居民總認為學生是善意幫忙的聲援者，如果做創作的人誤用了這份對外人的「接納」，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畢竟抗爭不是為了創作而存在。

芸：在運動現場就是需要集結不同專長的人一起行動，如果今天決定要參與，那就會主動想「我想要／我可以」做什麼事情？就不會有這麼強烈的自我犧牲感吧。

另外有些人可能對「進入社區」、「與人接觸」感到壓力，需要適應的過程：說話的方式、想做的事情怎麼解釋給社區的人懂，一些倫理上的顧慮，可是你沒有這樣的困擾。

欣：對，那時好像很多事情過得去，先做就對了。你說要用對方語言來溝通，其實就是要先聽對方講——聽他講或不講——沒有什麼技術可言，可能就是耐心、一直出現，才比較知道溝通的語言是什麼，居民會有一套自己理解的方法。

之前常有參加大觀活動的大學生問：「可是我們跟居民不一樣（社經地位不同）」，想變得跟居民一樣但發現無法，所以很拉扯。這有什麼好拉扯？我們本來就不一樣啊，像我不喜歡吃苦，那裡熱又蚊子多，有時候睡在那邊，脾氣就會很暴躁。

很累的時候，我會跑去對面的7-11吹冷氣，有種回到自己地盤的感覺，跟店員說我要：「大杯拿鐵去冰補奶」（只有那家門市可以補奶），坐在那裡喝一喝再回去。我本來就知道我們不一樣，居民也知道我不一樣，沒什麼好困擾，不會因為這樣，就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大觀事件之後，我偶爾看到各地的抗爭消息，還是會想說能不能幫點忙。現在做特約攝影記者，進可攻退可守……當記者算是能在外圍出點力又能夠維持生計的位置吧。跟大觀居民從以前就像朋友或家人了，只不過抗爭期間的情感張力比較強，現在就是日常對話。有時候居民半夜兩三點打電話來，就是太正常發揮啦。魯莽嗎？我們早就有默契了，還好還好……

本文作者｜何睦芸
創作背景根基於劇場，遊走於空間、媒材、文字、人群之間；嘗試帶著藝術眼光投身社會現場，透過自我與他者連結的社群創作，建構一個藝術與社會現實交織的實踐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