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是一幀幀破碎的個人記憶凝聚、交疊、纏繞而構築的圖像，當身處其中的個人回望這張圖像時，可以瞧見其共同之處而產生共鳴，也可發現其差異點而學會理解；即便溢出這個脈絡之外的他者，也得以在驚鴻一瞥中勾勒出自己的模樣。

拼湊時間的碎片

《給阿媽的一封信》所講述的故事，並不是一條完整的、線性的敘事軸線，而是如同影片結尾中不斷Zoom Out後出現的一張張模樣不一的臉龐畫像。導演陳慧齡花了十年的時日，與眾多老師們共同推動了「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讓學生們回溯自己家族的過去，並試著利用繪畫、照相、行為藝術、文字等藝術創作方式詮釋家族記憶，最終將這些故事拍成紀錄片。她試圖拼湊出的是一幅未完待續的拼圖，而正因為台灣這座島嶼的特殊性，使得這部片擁有多重視角。

在導演所拼出的圖像中，我看見你（妳）面孔背後最真摯的情感，在那當中有著妳滿心歡喜訴說著日台交會之際跨越國族的愛戀、有著你在大時代底下征戰遠方的流離失所與國族認同、有著你為了生計遠赴滿洲國的追尋與回歸、有著你在國族分裂下無以為繼的孤寂，以及你與哥哥在國家機器壓迫下囚禁自我的堅毅，甚至當國家超越了它應該固守的界線，而將暴力浸入人民生活日常時，後代的我們無能想像的「擦拭死屍」竟成為妳這樣一介平凡女子的生命經歷。

個人生命記憶彙集後，得以拼湊出一整個時代的集體記憶，然而在長久的禁錮下，沉默成為日常，遺忘便成了習慣，這些過往你不知從何提起，更不知誰能傾聽，在漫漫的歲月中乏人問津，便再沒人留意，因此在時間逐步推移及流逝中，曾經你所擁有的喜怒哀樂，遂埋葬在記憶深處，終於在心底壞死，無法癒合。

對於你而言，為了好好地活下去，只能選擇遺忘，於是活在你豐厚羽翼下的我們因而失去了自己的故事，成了一群沒有記憶的魑魅魍魎。

我們都困在自己的角色中

不論是《給阿媽的一封信》抑或「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皆起源於陳慧齡在法國學習電影時所遇到的人事物，當時的她寄宿在法國諾曼第的大家庭中，因此也隨之參與該家族各種大小儀式慶典。在過程中她驚覺這些家族成員不論年紀大小，隨時可以回憶並訴說起自己家族的過往，而當法國友人問及屬於她自己的故事時，她只能面對啞口無言的窘境，即便開口也只是復刻歷史課本上的文字。

《給阿媽的一封信》中「牆」的意象反覆出現，不論是導演透由斷垣殘壁想像自己阿媽的臉龐，或是參與計畫的學生模擬施儒昌於白色恐怖時期協助被政府追捕的哥哥施儒珍自囚的情境，而重新砌起的一道牆。作為一種隱喻，「牆」某種程度貫串了影片的故事軸線，導演從法國寄宿家庭成員們隨時信手拈來的回憶與故事中，驚見現今的自己與家族過往的足跡間隔了一道隱形的牆，甚至在這座島嶼上不同生命經驗的群體也將自己隔絕於他人之外，人與人之間是一道道看不見的牆，在這堵牆的兩側隔出的是歷史記憶的斷層與人性情感的斷裂，而斷裂成了後世對於前人的陌生、個體與個體間的疏離，這座島嶼的歷史在阻隔中被簡化成絕對的黑與白，從而漠視了其間深沉複雜的情感。

然而「記憶再現」存在著某種困境，如同知名的脫北者朴研美在《為了活下去》一書中，描述了她逃離北韓之後在南韓期間與其他脫北者一同在電視上回憶過去生活於北韓的情境，在對話中她常常覺得聽不懂其他脫北者所說的話，甚至覺得他們在說謊。這段描述中展露出她對於其他脫北者所擁有的北韓記憶無法理解的困境，即便她亦屬於脫北者的一員，仍然難以充分理解其他人所承受的苦難。一者難以精準再現另外一者的記憶，甚至要稍微靠近都有難度，況且在我們生活的這塊島嶼上彙聚了各類分屬於不同經歷的群體，在這樣的狀態下，如何找回屬於自己的家族記憶，並更加靠近那些不屬於我們的記憶？

因著這個契機，觸發了陳慧齡探尋自己家族故事的想望，並在自己無能親自訪問自己阿媽故事的遺憾下，希冀透由他人的記憶拼湊出屬於自己的故事，因而回到台灣呼朋引伴，發起「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這十年間導演曾登報找尋有意願的被拍攝者，也與學校老師推動合作課程，直到2021年共計有17個縣市、150多名教師，甚至12,000多名學生參與；她在斷裂的兩側架起了一座橋樑，連結起不同世代、不同群體間原子化的個人，使得情感得以流淌、記憶得以延續。

將每個獨特的「我」組成「我們」

這部紀錄片最難能可貴的，是它所呈現的故事，超越了家族、種族甚至國族，單純地回歸個人及其在歷史洪流下的處境；陳慧齡將十來個故事以並列交錯的方式呈現，不特意強調姓名、身分、地位等具識別化的標籤，而僅以長輩口述的內容為主體，純粹地將蒐集到的故事呈現在觀者眼前，不帶一絲批判和註解，唯剩理解。最終，導演想要傳達的意涵，就在這些後輩與長輩們幾句簡單的話語與互動中表露無遺，也展現出島嶼記憶的多樣性。而這樣的多樣性及其中的差異，或許可從以下幾個故事中看見端倪。

客家小妹何思瑩帶著外公的照片遠赴中國東北，追尋外公當年踏上滿洲國土地作為一名公車運將的年少時光。二戰期間，滿洲國不論對於日本國民或是其殖民地人民而言，都是一片充滿希望的「樂土」，因而生活困頓的人們，前仆後繼地期待能在滿洲國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新天地。這都起因於滿洲國自然資源豐富仍待開發，且處處充滿著機運，反觀日本本土或是殖民地地區，民生資源基本上都以軍事後援為優先，雖於戰爭後期，滿洲國的資源也逐步被日本軍隊徵收，但相較而言狀況仍較其他地區為佳，且日本人、台灣人及朝鮮人在滿洲國的地位也高過於滿洲本地人，所能獲取的資源也更多。在這樣的背景下，促成了日治時期許多台灣人都曾擁有過滿洲國經驗，何思瑩的外公也是其中之一。

片中有個男孩陳致綱的爺爺，是抗戰時期中國遠征軍的一員，在國民政府與英國聯手圍堵日軍的政策下，征戰於東南亞一帶，1945年戰爭結束後，卻因國共內戰接續爆發，使其歸鄉之路迢迢，終而在緬甸的叢林裡滯留了12年，才來到台灣。12年的流離歲月相較於他的一生如此短暫，緬甸卻成為他的認同所在，甚至希望子女於其身後將他的骨灰葬在緬甸的土地上。如果說「原鄉」是人的一生最難割捨之處，那對於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老兵而言，到底何處才是歸程？聽完這個故事，我們怎能如過往般簡單地去評斷一個人的認同？

在島嶼的過去，也存在處於光譜中段的灰色地帶，在這個地帶的人們面目模糊難辨、善惡難分，卻也因其特殊的經歷使得他們只能對於當時的記憶噤若寒蟬。導演在接受《報導者》的訪問中提及原本在影片中，要放入一段雄中同學的阿公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作為迫害體系底層執行者的經歷。他說阿公雖接受了上級的命令執行任務，卻無能想像敵人的模樣，原本想像中的敵人可能是危害社會的暴徒，或是十惡不赦的惡棍，但抵達事件現場卻只見一群面貌普通的平民，執行的過程中阿公心中充滿著忐忑和疑惑，卻無法違抗軍令。這樣的回憶沒有出口，無力訴說，卻也是這塊島嶼的一部分，後世的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類的記憶與故事？

《給阿媽的一封信》將「歷史」帶給我們，令我們驚覺這些事實不只是存在於歷史課本，而是真真切切地活在我們身邊，是我們最親近的家人無可取代的生命故事，是這些經歷滋養了他們，也間接滋養了我們。歷史的事實只有一個，但是這個事實放在不同的脈絡當中，就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在大歷史的敘事底下，對於不同的個人而言也會蘊涵出不一樣的認同與觀點，無關乎對錯，只關乎人性。

陳慧齡曾說過：「當把自己的故事說清楚、把獨特性發展到極致時，便可以連結到普世價值。」我想這便是「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或是《給阿媽的一封信》所企望的——將每一個獨特的「我」組成「我們」，而這張持續拼湊的圖像就是這座島嶼的故事。

陳慧齡紀錄片
《給阿媽的一封信》
2022/5/20起　全台上映中

本文作者｜蔡雅祺
目前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領域為滿洲國女性動員，因不務正業，導致遲遲無法畢業。過去曾就職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對於辦展有種狂熱，卻因終究逃脫不了史學研究的魅惑，遂轉職於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