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香吟新作《白色畫像》將敘事時空拉回白色恐怖時代，細筆勾畫三個平凡人物各自際遇，在時代裡的浮沉，宛若一幀幀靜謐的人物素描。

《白色畫像》創作構想早在2011年即萌生，然那些年賴香吟現實人生諸多問題迎面而來，寫作者的自我處於一個破碎的狀態，以致不得不擱下既定計畫，岔開去寫《其後》這部直視往日傷痛的長篇小說。她說，「《其後》就像動一個手術，動完手術之後出院，慢慢復健、慢慢寫。」可以重新出發，過一個比較穩定的生活，已經是2016年出版《文青之死》之後的事了。

《文青之死》深入解嚴後世代在婚姻和事業上遭遇的難關，有別她早期作品《霧中風景》、《史前生活》予人濃稠私語之印象，「大概從《島》之後，我一直試著在抽離自我。我慢慢知道，小說要觸及更多人，我想採集更多經驗、記憶，讓小說範圍更大一點。《文青之死》裡面的小說，跟《白色畫像》，還有一些已發表但尚未結集的作品，都是我想透過小說去把關照點從自身輻射出去比較大的東西。」她補充，「比較大不是說我的野心多大，而是我認為小說最好能夠從你自己出發，抵達比較多人，它比較有存在的意義。」

若說聚焦當代社會的短篇小說合輯《文青之死》是她的轉型之作，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牽涉繁雜的歷史考究、早年生活記憶重建的《白色畫像》，則顯現出她更大的企圖。

白色恐怖書寫的下一步

1987年解嚴，賴香吟18歲，離開南部家鄉，北上求學。問她對於50、60年代大規模的逮捕和冤獄有無印象？她坦承沒有，「這其實就證明了戒嚴體制和教育的刷洗多麼成功。」若非親友遭牽連，抑或身旁有勇於反抗、私下讀黨外雜誌之人，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白色畫像》這本書雖說是遙寄過去時代的人們，可是某一程度也是給我這個世代的人，對我們的無知進行一些追尋和記憶的重建。」

賴香吟回溯自身經驗，「我的時代認識是顛倒著來。青年時期解嚴，大量外來的東西湧進來，年少期在戒嚴體制下，對內的知識幾乎沒有，對台灣的地理、文化認知很少。先認識外界再回來認識自己，是我們這一世代的問題。」她非文學本科出身，寫作是一條岔路，意外開啟了黑盒子，讓她提早察覺被遮蔽的歷史。

訪談中，她多次提到「無知」一詞，幾乎到了嚴苛的地步。「無知並不是眼前的東西你不知道，是連那個東西存在你都不知道。我們記憶被洗掉的程度可以到這樣子，我感到很荒唐。我覺得不能再荒唐下去了，雖然寫作過程確實滿辛苦，但還是耐著性子弄完了。」

《白色畫像》故事從1940年代說起，恰是她父親出生的年代。她一一細數，楊牧、清治先生與美麗島事件的施明德、林義雄同樣出生於1941年，再早幾年的陳映真、郭松棻則為凱西小姐的世代，這些響亮的名字猶如座標般定位了一個時代。

賴香吟認為，為重建白色恐怖的受害記憶，我們需要故事。

2020年初，國家人權館與春山合作出版《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套書，當中亦選入賴香吟短篇〈暮色將至〉。「如果我們今天已經做完白色恐怖小說選，是不是應該接著往下走一步？」當白色恐怖種種具體事件被公開闡述、冤獄被伸張，她認為，理應依據不同時代對於白色恐怖的理解與當下氛圍，陸續補充新的書寫，而非一逕守著舊作。

站在宏觀的文學史脈絡來看，她主張文學應不斷地往前走，「如果說文學是一條河流，我們的河要繼續流。」作為一個作者，她堅信自己最應該做的，就是盡一己之力，提供文本，豐沛這一條文學史的河流。

跳脫控訴，回歸故事本身

近期接受《聯合文學》筆訪，賴香吟直指：「發生過的事實，粗暴與恐怖，愈強加掩蓋，愈容易激生執念與怨念，文學藝術經常重複針刺那些被掩蓋的，這使得小說常落入歷史補述、證詞的尷尬角色；這一點，從日治以來便緊箍咒般套著台灣文學作品，連帶使小說讀法也跳脫不了意識形態先行的處境。」

文學如何處理歷史？她心中自有一套準則，「即使我今天是寫一個涉及白色恐怖時代的小說，我沒有辦法接受把小說當作控訴的工具，它不是工具。不管它是憤怒、悲情、歌頌還是幹嘛都可以，但就是不能工具化。」她語調略顯激昂，言及此，停頓了一下，又說：「好像聽起來文學不能控訴，其實也不能這麼說，很多文學就是在控訴，為了那些沒有辦法發出聲音的人控訴，但是不能工具化。如果為了發聲，寫口述歷史、寫一篇報導，實實際際把他的東西表露出來，用媒體資源、言論權、採訪者名字，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可是如果我今天要寫的是一篇小說，必須回到文學的本質。文學靠什麼打動人？小說這個體裁跟訪談、口述歷史、文化評論、非虛構寫作有什麼不同？如果沒有不同，用其他方式不是更直接嗎？」

她對文學有著更為嚴格的看法，「就以《白色畫像》裡面的三篇小說來講，它充滿了代言、控訴，可是它沒有寫出來，也不應該寫出來。」不談犧牲、反抗，不求激烈，她回到現實日常，寫出人物的狀態、生活，單是從一口國語，忽而轉成台語交談，便透露了彼此的親疏遠近、信任與否。

《白色畫像》故事角色歷經戰爭、白色恐怖、戒嚴，如此過了一生。「這三幕劇是有那麼點起承轉合的意思，到了〈凱西小姐〉尾聲，確實有一點時代回眸的感覺。他們怎麼看過去？你用不同姿態活過這一生，你改變了時代多少？做這些是對是錯？值得嗎？活到今天當下，你甘不甘願？」

賴香吟坦承《白色畫像》書寫不易，「因為要把自己的很多情感不斷地修掉，對政治事件很多的看法不斷地修掉，這本小說還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同理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我覺得小說就是應該做這件事情。出現在這小說裡的人，不管是什麼族群、觀點，至少他有真心活過他的時代，只是想法不一樣而已。」

小說主題涉及白色恐怖，難免被問到對於「轉型正義」的看法，賴香吟卻直言，「我不喜歡『轉型正義』這個譯詞，重點是在『轉型』，而非『正義』，它是一個學習轉換的過程，澄清誤解和謊言，而不是急於斷定誰是正義，誰是不正義。」她將焦點拉回「轉型」（transformation），「如果這個轉換的過程是重點，文學就很有用，在我們做完歷史澄清、史料公開，在大家都略有基礎知識之後，我覺得文學和藝術可以上場，它會有一種不同的作用。」

她以近期於北師美術館展出的台灣藝術家黃土水的大理石雕塑《甘露水》為例，作為台灣新美術運動時代的標誌性作品，觀者僅需對台灣美術史略有所聞，當他站到《甘露水》面前，自會受作品滋潤、感染，或是召喚出內心鄉愁、童年記憶、一種未被破壞的美好，此即藝術作品的力量。

構築生活記憶

《白色畫像》出場人物背景不一，有基層教師、家庭幫傭、旅歐女子，多少是賴香吟現實生活曾瞥見之人，或許對他們某些言行舉止留下印象，卻不解何以如此。儘管有所本，小說裡早已處理成完全不同形貌。回顧白色恐怖，她更熟悉的是史料裡的受害者，而《白色畫像》書寫的這些平凡小人物，就只是現實裡面的觸發。「一個普通人物的生活，我要怎麼把它構築成這麼大的故事？我得動用曾經經歷的事情，想像和知識，像房子一樣，一磚一瓦蓋起來。」

大疫時代，歸鄉不得，考據本就困難，再加上疫情嚴峻時，德國關閉了圖書館，簡直雪上加霜。她需要龐大生活史資料，好比彼時火車站前交通工具為何、街道多寬，在台灣觸手可及的史料，她只能仰賴網路搜尋，或是發現某本書上可能有，便託朋友去尋，再拍照回傳。

「有時候覺得差不多可以駕馭角色了，但是一邊寫還是會出現問題，比如說他講哪一句對白，涉及到的客觀知識我不懂，就得重新再找一遍。光退出聯合國這件事，我就得去看當時退出聯合國的文書怎麼寫，真的叫『退出』嗎？這些海外人士怎麼看國際上的事情，可能跟當時國內或跟我們現在不一樣。」〈凱西小姐〉寫得尤其辛苦，為勾勒海外留學生活情景，她回頭看早期留學生文學，原以為只須關注50、60年代旅歐的台灣學生，後來發現外省文化圈子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留學生，故也得涉獵。

賴香吟也將台灣長巷一遍遍重複的廣播叫賣寫進〈文惠女士〉，這尋常生活裡的背景音早成台灣幾世代人的集體記憶，「要怎麼把背景音放到文學，變成有意義的零件，甚至召喚出比較美的場景？這就是文學在做的事。」

寫作是一場馬拉松

「寫作是一條漫長的路，沒有一個人天生就是作家，或說沒有人天生就會寫出偉大的作品，雖然可能會有很好的少作。小說這個文體，我覺得它是以跑馬拉松取勝的，而且小說就應該跑馬拉松，它跟著你的人生一起跑。」2000年出版《島》之後，賴香吟長達十年未交出小說作品，她以「斷裂」形容這段空白，「我如果走了，可能再也不回來，很多有才華的人，或是年輕時候寫作的同伴，都到學術之路去，沒再寫了。」

她也明白，寫作是一個不利於生活的事業，很多人只好選擇離開。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一個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生命有很多撞牆也撞不出去的能量和苦悶，需要東西抒發，包括文學和藝術。但是當生命的火慢慢歇息之後，比如來到三、四十歲，就不太需要那個東西，自然也不太會再為此付出多少，便不再寫了。中年仍然以寫作作為一個行業，實在是一個意志的問題。」就像跑馬拉松，中途遭遇瓶頸，痛苦難耐，能否堅持跑到終點？賴香吟認為，「會有一個很長（時間）的打磨。」包括不同文體該如何書寫、個人風格的建立、文字的淬煉等，偏偏三十幾歲正是她人生最混沌的時候。

「某一些寫作態度和寫作方法，好像走進死路，或覺得這是一個幻象。這是《島》之後何以中斷的原因。寫作有時候你就會把自己給賠進去，這是一個太危險的遊戲。今天能夠從這個遊戲裡面退出來，再重新打第二局，方法或態度可能會有一點變化吧。」作家也要成長，馬拉松中途，眼看終點仍遠，為了撐過這個難關，某些看法不得不修正。

她的台灣史啟蒙是歷史學家曹永和，「當時他做的都是比較邊緣的思考，台灣史當時也是很邊緣的知識，要問這對我的文學創作有什麼影響？也許我因而比較懂得也習慣了邊緣。我所讀的或我所知道的，在在證明，文學就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它是你自己心裡面的價值，只要相信這件事情，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不要比較，跑自己的。」在一個人的賽場上，賴香吟繼續她的長跑。

賴香吟《白色畫像》
2022
印刻

本文作者｜王昀燕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為博客來OKAPI專欄作家。著有《再見楊德昌》，另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紙上放映：探看台灣導演本事》。亦參與《咆哮誌：突破時代的雜誌》等書採訪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