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場系列講座，2018年11月16日假臺北松菸閱樂書店，以「世界之域的勞動身影」為題，除了邀請國藝會董事姚瑞中擔任講座主持，同時由兩位皆曾以勞工與歷史記憶作為書寫主題的高俊宏與顧玉玲擔任與談人。

扣緊「臺灣書寫專案」，姚瑞中首先以高俊宏的藝術策展與顧玉玲的勞動書寫為例，提出臺灣書寫「不一定在寫臺灣這個島上的故事，我們可以寫受臺灣影響而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可以是高俊宏「群島藝術三面鏡」系列作品中的廢墟與幽魂，同時也可以是顧玉玲在作品《我們》、《回家》中持續關注的移工議題。此外，特別以顧玉玲的作品為例，姚瑞中強調：在移工離開臺灣之後所挾帶的後臺灣記憶，「這些都是以臺灣立足，並作為出發點去觀看全世界的眼界。」而這樣的「視界觀」透過作家的文字，讓臺灣書寫不侷限在臺灣，同時也是當代臺灣閱讀世界，以及被世界閱讀的途徑之一。

廢墟、幽靈與勞動者：高俊宏的創作與歷史對話

「我本身就是勞動者的下一代。」回顧書寫歷程，高俊宏透過個人生命經驗，引領聽眾回到屬於個人生命歷程的時代背景。在高俊宏的記憶中，三重工人父親與在博愛市場擺攤的母親被其視為勞動者書寫的最初身影。而從個人的親屬記憶轉移到島嶼及其外的勞動主題創作，藉由2014年的短片作品《兩個1984》，以及2016年的策展作品《博愛》，高俊宏透過兩部作品分享自身以勞動者作為主題的相關經驗。

1984年，英國柴契爾夫人推動新自由主義，除了終止英國中、北部的礦業發展，同時試圖消除代表英國左翼勢力的「國家礦工聯盟」（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NUM），卻因而引發同年的大罷工（Great Strike）事件。同樣在1984年，遠在地球另一端的臺灣則發生海山礦災事件，曾被視為模範礦坑的三峽海山一號坑在該年六月發生礦災，因而造成九十三人罹難，唯一倖存的周宗魯在事件之後成為高俊宏以海山礦災為主題創作所面對的唯一關係人。資本主義、廢墟、記憶、幽靈與勞動者等議題，透過高俊宏的短片《兩個1984》在內部產生對話。

2016年臺北雙年展的參展作品《博愛》，高俊宏透過作品4大主題：海山煤礦、安康接待所、博愛市場、台汽客運，串連呈現其面對歷史記憶的關懷。除了上述的海山礦災，白色恐怖時期囚禁政治犯的安康監獄在高俊宏獨具風格的廢墟創作下召喚歷史記憶，並無言控訴。而上世紀80年代開始便不斷沒落的博愛市場，以及90年代因應民營化而逐漸邊緣化的台汽客運，則代表臺灣經濟蓬勃經濟發展過後的另一種廢墟表現。這些場景與主題的擇選成為高俊宏透過藝術表現呈現歷史與勞動者記憶的獨特關懷。

「樹的意象變得很重要。」高俊宏特別提到作品中的榕樹，尤其在傷痕廢墟之中，一連串在現場無法藉由科學解釋的特殊現象，因為結合歷史記憶與場景而成為高俊宏創作靈感主要來源之一。在此，高俊宏特別以海山礦坑中的一棵榕樹為例，在現場所發現的榕樹因為「生長在事件後」，以及榕樹在傳統觀念中「聚陰」的特殊意象，致使榕樹在高俊宏的創作中成為重要意象的具體呈現。

書寫的此時此刻：顧玉玲的書寫處境

延續高俊宏礦坑勞動者的生命歷程，顧玉玲提到礦工在臺灣煤礦產業沒落之後，紛紛帶著舊傷痕進入另一個地洞：上個世紀末的臺北捷運工程。因而面對勞者的歷史，顧玉玲認為「這些歷史都是撲面而來，它不是在過往，它是在此時此刻，它甚至在未來，我還會不斷地跟它相遇。」

在書寫形式上，顧玉玲提及小說與報導文學在體裁形式上的轉變。以陳映真為例，「我們的前行者，他必須借助虛構繞道而行」，「虛構」的小說形式因而成為書寫者避免遭到戒嚴政府檢閱的表現形式——僅管這種方式仍讓陳映真遭到執政者逮捕入獄。此外，80年代的報導文學則「使用記者之手，跑到我們在主流文化看不到的地方」，遊民、娼妓與精神病患者因而透過報導文學而呈現在讀者面前。然而顧玉玲認為自己的書寫並非小說，也無法被視為報導文學，回想求學階段恰巧經歷解嚴階段，報導文學因為經歷過這個非常時期而不再被視為虛構小說之外的唯一書寫方法，面對大量的街頭運動與口述史的再現，「在場」是顧玉玲成為專職社運工作者的重要背景：「我會稱呼我這一代的人，我們經常有機會在場。」而「書寫是我的生活以及我的抗爭。」特別在臉書盛行的自媒體（self-media）時代，「我在場的書寫」成為顧玉玲在面對書寫，於自我與他者的期許。

在外部的書寫形式之外，書寫內部的「處境」成為顧玉玲的寫作關懷。對於勞動者，「他不是本質上的弱勢，而是處境上的弱勢」，而這種「處境」則涉及書寫的時間與空間議題。在此，顧玉玲強調延續自高俊宏廢墟的空間流動，以及事件的書寫與閱讀時間。特別在時間議題上，陳述者所陳述的當下被視為第一個時間點，而書寫者的書寫標記了另一個時間，閱讀者的閱讀則是第三個時間點，時間因此透過陳述、書寫與閱讀者的角色轉換而呈現三種時間觀，這三種時間觀的再現，亦呈現三種完全不同的敘事觀點。

顧玉玲特別以越南移工阿草與臺灣美國無線電污染案（RCA）女工為例，藉此強調書寫者的敘述觀點與責任。顧玉玲認為書寫者首先必須透過女工的視角書寫事件，同時也必須將視角拉高，透過整體的社會結構探討議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在當時被視為個人隱私而未在群體間流傳的議題——例如女工的個別流產，在三十年後由於視角的廣度與深度的開啟而得以被凸顯。此外，顧玉玲認為書寫者也因為書寫而必須面對由於書寫所承擔的責任，透過書寫架構出事件整體結構問題，成為書寫者的書寫責任。

「如果讀者看得到，那是因為我看得到。」面對讀者，顧玉玲特別強調「我希望我能夠寫出來讓讀者彷彿他看見如我所見」，並且，所有的人物與情節在顧玉玲筆下也都不是虛構，「我不會去虛構任何的人物或情節，但是我如何去連接那些故事，這是書寫者得負的責任。」

書寫，及其所衍生的特殊意義

面對庶民與集體記憶的書寫，顧玉玲感受到在高俊宏創作中具有邀請非專業藝術者的創作痕跡，並似乎藉此打破傳統專業壟斷的創作意圖。對此，高俊宏特別以義大利的藝術團體「無名」為例，認為這樣的藝術表現呈現了集體創作的意圖，並因此打破，進而擴大原初的表達侷限。此外，高俊宏提出「禮物經濟」概念，認為邀請非專業藝術者及集體創作，這樣的集體創作為創作人彼此提供了極其特殊的創作經驗。

對於顧玉玲的書寫，高俊宏首先對顧玉玲面對歷史書寫的動機產生疑慮，其次，面對歷史主題，高俊宏特別好奇顧玉玲如何擇選題材，並藉由書寫與歷史進行交錯對話？以「紀念碑」為例，顧玉玲認為紀念碑除了「紀念」事件與人物，另一個對於立碑者——往往是執政者更為重要的隱藏性意義，則是為了「鎮壓鬼魂」，於是書寫表面的「紀念」意義，以及挖掘、破除被鎮壓的內部「鬼魂」記憶，成為顧玉玲面對歷史書寫的動機及意義。此外，藉由英國導演諾蘭（Christopher Jonathan James Nolan）2014年的劇情片作品《星際效應》（Interstellar），並結合高俊宏創作中的「幽靈」元素，顧玉玲提醒廢墟中無法解釋、那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訊息」，或許就如《星際效應》中父親對女兒的暗示與提醒：透過無法解釋的訊息傳遞挖掘與書寫的必要性。

面對歷史書寫，顧玉玲最後提醒：「我們如果成為一個失憶的島國、成為一個失憶之人，這個國家再怎樣地發展經濟，都是一個失憶之島。」書寫看似只是不斷地與過往的歷史對話，但實際上，其所欲突顯的卻是集體——包括被書寫者、書寫者與讀者集體掌握了臺灣將前往哪一個方向。書寫因而獨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