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由李行所導演的電影《小城故事》在台上映，該片描述因不滿姊夫對姊姊的欺凌而犯下傷害罪的青年陳文雄（鍾鎮濤飾），出獄後到苗栗三義小鎮學習雕刻、洗心革面的故事。在這部電影中，李行試圖藉由典型的小鎮居民形象，與這些人所代表的時代、思想型態塑造劇情內容。《小城故事》一片轟動一時，並一舉拿下第16屆金馬獎最佳劇情、最佳女主角、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童星等四項大獎，而當時由鄧麗君演唱的同名主題曲也成為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這部文藝調性的電影內容看似著重於台灣人民努力、淳樸的性格，但我們也可在劇情中隱隱讀到當時代的政治經濟背景。

回到去年底台北美術獎展覽現場，邱子晏的同名作品《小城故事》擷取了電影裡木雕老師傅賴金水（葛香亭飾）家中的六個場景，並將其轉換成一座六角形木底座舞台（因北美館場地所限，此次展出時是將木舞台拆解成多塊展示）。另一方面，他也自電影中選取幾個片段，在這座如小型劇場般的舞台上以一鏡到底的方式再次詮釋。談起電影《小城故事》，1985年出生於三義的邱子晏還記得母親以前時常哼唱這首曲子：「大人們總是說鄧麗君唱的《小城故事》就是我們這裡。對於我來說《小城故事》不只是一部賣座電影，它更在某個程度上透過影像與我所居住的地方記憶產生密切的聯繫。」

1979年，由李行所導演的電影《小城故事》在台上映，該片描述因不滿姊夫對姊姊的欺凌而犯下傷害罪的青年陳文雄（鍾鎮濤飾），出獄後到苗栗三義小鎮學習雕刻、洗心革面的故事。在這部電影中，李行試圖藉由典型的小鎮居民形象，與這些人所代表的時代、思想型態塑造劇情內容。《小城故事》一片轟動一時，並一舉拿下第16屆金馬獎最佳劇情、最佳女主角、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童星等四項大獎，而當時由鄧麗君演唱的同名主題曲也成為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這部文藝調性的電影內容看似著重於台灣人民努力、淳樸的性格，但我們也可在劇情中隱隱讀到當時代的政治經濟背景。

多年來，邱子晏的創作主題一直與自身脈絡有關，對他而言，做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創作除了是處理藝術的問題，還有一部分是在解決自己面對世界的問題。「我們這一代對於台灣的歷史、政治產生的無感狀態，如何能夠透過創作與過去的脈絡重新地連接在一起，這是我現在深刻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是做為台灣年輕創作者的自省。」早在2010年就讀研究所時，邱子晏便有創作《小城故事》的想法，其構想的起點來自2008、2009年大學時期，當時藝術學院中的教學環境普遍都是以西洋美術史、當代西方藝術為主，對於台灣的當代藝術幾乎沒有觸及。因為沒有方法，他開始嘗試以自己出生的地方進行一系列的創作計畫，2009年的《萬象皮革廠》便是其中一件作品。2010至2011年左右，邱子晏再次重看電影《小城故事》，發現小時候看片時沒有注意到的一幕細節：「女主角阿秀（林鳳嬌飾）和男孩阿吉到廟前觀看野台戲，整部戲只有那裡出現客家話，我才意識到這部片在三義拍攝，但卻都沒有人講客家話，這當然跟當時的國家政策（戒嚴時期的國語運動）有關，但是最讓我驚豔的是，李行導演在那樣的體制下用戲中戲的方式讓客語進到電影裡，他用這樣的方式將語言偷渡到檯面上。」

這段戲中戲的概念後來轉換為邱子晏作品中的六角形舞台，作品的計畫自2011年開始緩緩醞釀。2012年進入博士班後，邱子晏仍不斷在課堂報告中逐步釐清自己的想法。2013至2014年，藉由一座可旋轉的舞台、一鏡到底拍攝的想法已經成形，他談到：「因為只有這種方式才不需用蒙太奇去剪接，加上那時我很迷台灣新電影，長鏡頭的運用也是我想要嘗試的方向。另一方面，我想提供一件事情的兩種視點，所以最後會以兩個螢幕並列，一邊是我再編輯過的電影片段，另一邊是我的一鏡到底影像。如果對比這兩者，《小城故事》是虛構的電影，而我的場景雖然是假的，但我影片裡的時間卻是連貫性的。」邱子晏的整體想法與製作細節大抵在2017年便規劃完成，但在場地與經費的限制下，這件作品直到2018年中才在嘉義鐵道藝術村的進駐期間正式開始動工。

大約從2014年開始，邱子晏開始了一種他名為「填補空白」的創作方式，「我最初是在思考戒嚴的問題，我在解嚴前兩年出生，其實沒有經歷過那個高壓的狀態，所以其實我是在處理一些自己的疑問，包括我在處理的台灣歷史是什麼、以及我為什麼要處理它？我的歷史位置在哪裡？」邱子晏對於台灣歷史的思考聚焦在自己出生的時代，也就是解嚴前後。由這個起點他開始閱讀如侯孝賢、陳界仁等在作品中討論戒嚴時期的創作者，也開始研究台灣新電影時期的電影。他在訪談時提到自己將此區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侯孝賢那一輩，他們是在解嚴後拍電影，侯在1989年的《悲情城市》裡的方式是去還原歷史現場，這樣的做法在那個時代算是一種創舉。但是到了陳界仁這輩，他們面對這件事的方式就是抗爭、抵抗，試圖要去反轉某種關係，像在《軍法局》裡他就是很直接去談戒嚴。我覺得陳界仁對於『現場』的概念跟侯孝賢不一樣，他比較像是要去反轉空間的權力、把主控權搶回來。但是到了我這一代，戒嚴的現場對我來說比較是一種想像式的現場，因為對於我們其實沒有那樣的經驗，所以我談的是給予一個想像的空間、再去詮釋。」

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邱子晏所銜接出的場景建構反而是一種不完整的搭建，在《小城故事》裡，他與另一位藝術家倪祥合作，以瓦楞紙板做為場景裝置的素材，直接藉由視覺的內容告訴觀眾這是一場重製的演出。邱子晏在此並非要還原戒嚴時代的現場，也不是要全然模擬《小城故事》中的場景，甚至在重拍的影片中改變了原本觀看的視角。他談到，這件作品的構成最早是從書寫開始，在重看電影後，邱子晏思考「語言」的意義是什麼？而電影中無法說話的女主角阿秀，也讓他連結到《悲情城市》裡聾啞的男主角林文清（梁朝偉飾）。邱子晏談到他曾經問過父母對戒嚴的看法：「我爸回說，在火車站前如果頭髮太長被抓會罰20塊，但我媽卻直接回我：『戒嚴是什麼？』我很驚訝，因為她就在那個狀態下，所以我很自然的就把她扣接到阿秀那個角色裡，以她為原型來跟阿秀這個角色對話。」對他而言，阿秀的角色設定基本上就是當時女性的狀態，每天處理家務、不討論也不批評任何外界的事情。邱子晏的母親與阿秀是同一個時代的女性，某種程度上也屬於相同的類型，在重拍的影片裡，他以訪問母親的談話內容取代了原本電影中的對白，並且自阿秀的視點出發，藉由兩個螢幕將自己的觀看角度與1979年電影中的狀態相連。當電影中的阿秀在不同的空間中移動時，鏡頭外的、那些未被看見的空白處，便透過搭建的場景、以及邱子晏對其想像出的客語內心獨白，將原本在電影中缺席的語言，以及無法言說的狀態重新填補起來。

邱子晏表示：「我那時在想我的重拍、重製要做到什麼程度？要怎麼去討論戒嚴的狀態？透過討論我媽媽的狀態時，這些內容又能夠怎樣回應在我身上，到底我們這一代所面對的戒嚴是怎樣的狀態？像我爸媽這種普通的藍領階級，在他們身上一直有一種壓抑的東西，在看政論節目時他們會刻意跳過、轉台，那是他們經驗所累積下來的，對這些事情的反感。」從上一輩的角度，邱子晏也開始思考自己對台灣歷史與政治的無感，「雖然都有唸這些知識，但我沒有歷史感跟認同感，我自己的解讀，其實這是從我爸媽身上、家庭氛圍而來的狀態，在台灣這一代的小孩普遍都是這種空白狀態。但也因為這樣，我們有機會可以用想像的角度去進入、重新詮釋，而不帶有太多包袱。」

在作品主要裝置的六角形舞台上，邱子晏除了置入電影中與阿秀有關的日常場景外，也同時在場景中放入手寫文字或報紙、日曆一類的訊息（報導高雄事件的報紙版面；被當成桌墊、1979年美麗島事件當天的日曆紙；寫在窗框陰影處的台美斷交、通過台灣關係法的日期），希望藉由這些藏在角落或光影交界處裡的日常片斷，讓《小城故事》中所談的庶民狀態，與真實的政治環境在影像中相互交集。邱子晏表示：「場景的選擇一部分參考了李行的電影，一部分則是與戒嚴時的狀態、現場有關的一些物件，所以我用電影得獎的1979年為參考點，那年台灣發生的像是美麗島、高雄事件……這些事情與電影中的阿秀、跟媽媽的世界幾乎完全平行，那麼到底什麼才是一種現實？對我來說，所謂的現實就像是這座場景的狀態，這種假假的東西也許才是現實。你會在這些紙板搭起來的場景裡看到舞台的側面、背後的骨架，你會發現很多東西也許從某個角度看是完整的，但是換了另一個角度就會露餡，在這件作品裡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

而在影片拍攝的設計上，他則是讓鏡頭保持在場景之外，讓觀眾直接可以看到舞台的結構，在重製的影片裡，他也刻意以客語字幕顯示出語言的差異狀態。「對我來說，這些作品的思考核心，是如何去思考我們這代面對戒嚴體制的立場跟態度，但這不是針對所有人，而比較是與我個人有關，然後再衍生出比較複雜或細緻的部分。選擇重製《小城故事》除了拍攝的地緣關係，更主要的是阿秀與我媽媽的狀態，我覺得一個歷史的進程或是政治的時刻不應該只有一個視點，應該給出兩個、甚至更多。我覺得我在這裡是試著去提出另一種理解的方式，讓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思考路徑，一個來自彷彿與此無關的小城故事，另一個則是從現實的角度去切入。」邱子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