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照緹最新作品《未來無恙》記錄了兩個女孩的成長，跌宕驚心的青春，在細膩而親密的鏡頭底下一覽無遺。拍攝過程中，賀照緹違背過往原則，罕見地跨越了紀錄者與被攝者的界線，向女孩張開她溫暖的手。

她在拍片筆記裡寫道，拍攝兩年餘，一天，她接到拍攝對象小珍的電話，表示因承受不住與母親的衝突，決意搬去跟曾傷害過她的家人同住。彼時正在會議中的賀照緹，直想奔去找她，未料向來溫柔有智慧的剪輯指導竟勸慰她，小珍已經長大，有自己的人生，道別的時候到了，妳該放下了。

書寫時賀照緹眼淚直流。「我那時候的確是覺得我真的不願意放下，因為我不敢離開她。她身邊沒有任何有餘力照顧她的大人，只有我。我必須在這樣近的距離裡面就可以拎住她的衣領，讓她不要掉下去。所以那裡面是很大的恐懼，那個放不下並不是說我愛著這樣糾纏的關係，當然我很愛她，可是我覺得那裡面有很多是害怕，萬一她出了什麼事，我沒有辦法面對。」至此，她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者。

難道不能擱下攝影機，轉而以個人的身分、而非導演的身分去親近她嗎？如此關係豈非更單純？「現在當然是覺得可以，可是當時我想不到這種可能。」彼時她整個人被小珍的狀態帶著跑，擔心她身邊沒有人，無法客觀清晰地分析情勢。

「導演什麼時候真正結束拍攝，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尤其，她拍攝的又是關於成長這件事。「愈拍愈多以後，我開始有了焦慮，我好像很難去處理素材，素材變得愈來愈複雜，很難進入剪輯的狀態。可是我有一種耽溺，我有點耽溺在我跟我的被攝者之間的那種關係。」在那之後，賀照緹又持續拍攝了四、五年，攝影機像是她的眼睛，盡責地守護著生命起伏如潮浪洶湧的女孩。直到後來有段時間，小珍相對穩定，她才比較有餘力回頭去審視作品。

拍攝紀錄片近二十年，賀照緹向來拒絕先跟被攝者交朋友，再以朋友身分去拍片。果斷畫出拍攝者與被攝者的界線，背後有複雜的倫理的考量。「我們如果跨越了某個界線，利用這種親暱性，會不會比較容易取得鏡頭？是會的。那你怎麼去界定你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這需要非常審慎的面對。」她蓄意與被攝者保持距離，早先作品甚至連她的聲音都沒有，影片風格近乎疏離，拍攝《未來無恙》的轉變也是她始料未及。

「兩個活生生的孩子這麼貼近你，尤其是小珍，她周圍的成人都忙於生活、忙於讓自己脫貧而不可能，我好像變成少數唯一有餘裕可以陪在她旁邊的人，我不敢離開她，那個關係有點在我自己還沒有想得很清楚的時候，就變得非常靠近了。攝影機在那邊，自然會拍進去這種親暱，可是到最後，我還是需要去思考倫理的問題。我藉由這樣的關係取得的畫面到底哪些應該要用、哪些不可以用，這還是一條很重要的界線，所以有很多東西我沒有放進去。」《未來無恙》歷經七年製作，百餘版本的剪輯，其原始素材多達九千分鐘，最終剪進去的片段低於百分之一。賀照緹形容，剪輯是「面對恐懼的過程」，她進一步闡釋，「紀錄片都會有一個exclusive access（獨家通道），導演取得了一種只有他可以進入的狀態、他才可以取得的鏡頭，然而不是這樣的鏡頭就可以用，我們還是要在一個倫理的規範下去思考：我是不是因為某種信任的關係取得這樣的鏡頭？而我用了之後，對被攝者的影響到底是什麼？這是必須在剪輯台上思考的事。」

有一次，賀照緹從台北到花蓮找小珍，小珍興沖沖朝她跑來，一張口就叫「乾媽」，賀照緹心裡一驚，呆若木雞，沒有回應。對於資源匱乏的孩子來說，作為乾媽的責任很重，她不想辜負小珍。再者，「透過作為一個乾媽，我可以取得非常私密的畫面，我不太想這麼做。不是因為我比較高尚，是我知道回到剪輯台會有很多拉扯，所以一開始就不要利用這種關係。」對很多人而言，親暱的影像、攝影機彷若不存在似的，似乎是一種很正面的獲取，賀照緹卻不這麼認為，她形容那是「陰陽魔界」，另一頭是一個很誘惑人的勾引，你知道哪些素材使用之後，片子可能會變成世俗意義上的出色和獨特，「可是你要不要這樣做？你要不要這樣去試探自己？那背後都是一整套的，從你在拍攝的時候、從她叫你乾媽你要不要答應就存在了。」

《未來無恙》片末以字卡交代小珍和小沛兩個女孩後來各自的處境，新的考驗接踵而來，問題懸而未決，並未隨影片的結束而結束。而一切的討論正由此展開。

當初拍攝之前，賀照緹即有清楚的體認，「我的第一個提醒是，不能把原住民刻板印象化，簡化為都是因為你們是原住民才有這樣的問題，絕對不能夠有這樣的指涉。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結構性的問題？的確背後的原因就是貧窮。接下來要追問的就是：為什麼是原住民？為什麼是原住民一直在這種結構性貧窮的狀態下？任何人、任何族群處在一個貧窮的狀態下，很可能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它不是特定族群的問題，它是一個貧窮的問題。我們要問的就是Why poverty（為什麼貧窮）？而非為什麼是原住民。」主流社會很容易過於簡單的歸因，特別是以族群作為分類，賀照緹一直很不認同這樣的分類方式，她認為需要有一個社會結構的分析，特別是對經濟和階級的分析，才能夠切到一個比較正確的角度。《未來無恙》雖以兩個女孩的故事為軸心，卻輻射出其背後的結構性困境，引人省思。

近三年，賀照緹戮力奔走，尋訪立委、兒少工作者、社工師、女性培力工作者，亟欲覓得解方。她原先期待，藉由《未來無恙》推動一個大規模的倡議，一如美國紀錄片《霸．凌》（Bully, 2011）成功推動對於校園霸凌的關注，但顧及《未來無恙》牽涉到當事人，憂慮對她們有所傷害，轉而主張需要很細緻的、很個別性的、很有脈絡的去處理這類議題。

「我愈來愈不相信所謂的認同政治，意即在一大群人裡面尋得一個最大公約數，大家各別妥協一些事情，取得大家最大的認同，進而去推動。以她們（小珍和小沛）的例子來說，我覺得差異政治比較重要，在這些大的認同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差異性和獨特性是要被看到的。我比較希望能夠做到的是小而深、且可以很長久的改變，它必須回到社區自己去處理。」對賀照緹來說，《未來無恙》這部影片成就的不是只有作品或導演個人，若能發揮一點影響力、推動改變自是最好，從擔任紀錄片導演，到身兼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監事、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理事，賀照緹在公共參與的道路上一直沒有缺席。

其實賀照緹本來打算拍一部勵志片，後來故事主軸偏離設定，長出自己的樣子。然而這兩個孩子依舊給人勇敢，「她們沒有把自己的生命過成一個受害者，她們是個抗爭者，她們是把力量賦予自己的人，她們很努力去過好自己的日子，把自己過成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