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Apyang Imiq（程廷）講話，語調中洋溢著稚氣淳樸，絲毫感覺不出是七年級前段班、即將邁入不惑之年的大人。他的語速慢，一如後山花蓮的節奏，時而發出的爽朗笑聲，朝氣蓬勃中透著樂觀，仍像是一個乾淨的、未被社會成規汙染過的孩子。

Apyang是太魯閣族青年作家，生長於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支亞干」音譯自太魯閣語「Ciyakang」，有深邃的河谷之意，另有一古老的地名——Rangal Qhuni，意謂「打開的樹洞」，源於部落裡的支亞干溪，上游幽閉曲折，綿延至溪口，接近部落所在，河道頓時開闊，彷彿深邃的洞穴被打開，陽光照拂進來的樣貌。Apyang自小成長於此，在渾然天成的景色中一點一滴茁壯，以為天地本該如此，直至他北上求學，生活一段時間，才意識到家鄉之壯美。

畢業於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後攻讀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他，當兵退伍後亟欲返鄉，問他理由，只一語帶過：「不喜歡待在台北，不喜歡在外面。」苦於在花蓮找不到工作，他先接下政大民族系教授的科技部計畫研究助理，兩年後，同一計畫在東華大學開缺，他旋即調回花蓮。「剛回到部落很興奮，每天早上醒來，打開窗戶，看窗外的風景都會想說怎麼這麼漂亮！」Apyang說得雀躍。自2015年返鄉至今，轉瞬六、七年，他將這幾年返鄉的各種真實體悟和內心嚮往寫成《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宛如熱力飽滿的田野筆記。

返鄉學習，採集珍貴的歷史

「我大學念民族學，研究所跟社區營造相關，整段學習的過程好像都沒有辦法認識自己的部落，我們讀的很多東西都跟在地、跟部落、跟民族有很大關係，我卻沒有從這些學習過程當中更了解自己的部落，就很想要回去認識自己的部落。」Apyang形容，剛回家那段時日，每天都渴望有新的學習。他的碩士論文主題是近代太魯閣族部落空間變遷，他以支亞干部落為研究對象，回溯1914年日本發動「太魯閣族戰爭」、隨之施行「集團移住」，致使太魯閣族從高山遷移至中央山脈東側的淺山與平地，其後形成家族混居的部落形貌；亦試圖以「部落史」的觀點，回顧、整理、書寫自己家鄉的故事。

為深入調查，他訪問了很多部落耆老，「其中讓我很high的是家族遷徙，因為以前爸媽不會跟我們講，我阿公阿嬤很早就過世，我沒有太多跟老人家接觸的機會，也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後來讀相關文獻，才知道我們部落其實是從很多不同部落遷徙過來……」Apyang渴望知道家族的由來，光是釐清其遷徙路徑、如何遷徙而來，就讓他興奮莫名。這幾年，他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執行各式計畫，做了很多訪談，遍及編織、生命史、農耕生活、狩獵、工寮、遷徙等主題。他極為看重第一手資料的採集，「現在國小逐漸推行本土教育，但受限於課程時間安排，無法做得很深刻，只能點到為止，很多以前很重要的事情，現在小朋友卻沒有機會去學習，我們重新把它們整理起來，讓歷史可以流傳下去，對我來說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持續多年的訪談與實踐，Apyang最大的收穫莫過認識自己、增加認同感；除此，透過對於傳統的理解及洞察，也有助他去想像、擘劃部落發展的工作。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書中不時乍現太魯閣語詞，殊不知過去Apyang不諳太魯閣語，研究所時期訪談部落耆老時，他經常一知半解，「他們努力湊中文，我也努力湊我會講的族語。」Apyang說。儘管父母族語流利，卻極少跟孩子講族語。在父母輩那個年代，講族語會被掛狗牌、遭長官罵，中文是唯一標準語言，能說得一口好國語，代表比較現代，同時也較具競爭力。及至上了台北念書，在民族系上常被問太魯閣語怎麼講，他答不出來，只好打電話問父母。「我們班上有泰雅族，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族語講得超好，我很羨慕。」想學族語的念頭日漸強烈，於是他下定決心，每週一次遠赴新北市樹林區向一位太魯閣族語老師學習。

「太魯閣語很美！」語畢Apyang朗聲大笑，「我心裡已經把它認定為我的母語，我應該要會。跟我回鄉學習的想法是一樣的，我總覺得我本來就應該要會，但是自己不會，重新學起來就會覺得心情很好。從中可以知道老人家是怎麼講話的，可以去理解老人家語言的邏輯，尤其是很多現代的事情是族語裡面沒有的，他們用族語去描述、去解釋中文的時候很有趣。」初學太魯閣語的他，或許未曾想過，將來有一天這美麗的母語會如何影響他的創作……

創作融入太魯閣語，呈現語言疊合之美

Apyang父母望子成龍，希冀子女藉由教育翻轉階級，晉升中產，家中除了《聖經》，也大量採購課外書，Apyang自小就深受故事吸引，兀自沉浸在想像的世界裡，他回憶，「印象很深刻，小時候我在房間裡面看書，哥哥、弟弟在院子玩遊戲，聲音很大聲，我在裡面讀書配他們遊戲的聲音。」不只閱讀，他也愛寫，即使老師未交代寫作功課，他依然樂於寫作文。

他自國中便喜讀《幼獅文藝》與報紙副刊，彼時《幼獅文藝》陳克華專欄常寫同志情欲，喜愛文學的他遂逐步走入同志文學蓊鬱的森林。升上高中，他開始對自己的性向感到懷疑，接觸網路，跟男性網友約會，因而確認了自己的情感依歸。這段時期喜歡的作品，如白先勇《孽子》、《台北人》、《寂寞的十七歲》，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午後曳航》，王盛弘《桃花盛開》、《一隻男人》，抑或李昂的《殺夫》，皆反射出他對於情欲世界的好奇與探索。

「以前不知道這種很私密的事情是可以變成文學作品去處理的，好像有一個得以伸展的空間。過去沒有那麼開放，同性戀情不是一般生活中會談論的話題，當它變成文學作品的時候，大家會覺得那好像是藝術作品，不是現實當中的愛恨情仇。」經過文學技藝的轉化，同志之愛彷彿獲得昇華，經過美化，赦免了現實當中可能會遭受的批評甚至歧視。Apyang大學開始寫部落格，也會把情欲編織成華美的短文。他向來著迷於華麗的文字風格，到了研究所時期，喜好有了轉變，回復到兒時單純享受故事情節的狀態，這跟他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 S. Naipaul）等後殖民文學作家啟蒙不無關係。

「讀了很感同身受，而且這些翻譯作品不像一般華語創作那麼著重文字的雕琢，反而是故事情節的推動會讓我覺得很感動。另外也發現很多原住民的語言交雜在小說文本當中。」以前Apyang的書寫純粹由中文字構成，回部落後自然而然就喜歡上將太魯閣語融入寫作。他認為，若硬要將族語翻成中文，徒增彆扭，而且有些語詞委實難以精確轉譯。再者，在支亞干，無論老人或年輕人，漢語族語交雜著講話本是常態，「我在創作裡面很想要去呈現這種真實狀態，說話的過程中，族語和中文兩個邏輯相互碰撞交叉，不見得是干擾，我覺得有時疊合在一起反而產生一種美感，那很吸引我。不管是用族語的邏輯去說中文，或者是我們年輕人有時候會用中文的邏輯去講族語，產生出來的語言的形式我覺得很美、很有趣，再把它轉變成文字的時候又多了一層轉譯。那個轉譯就變成我可以去拿捏跟掌握創作的一個空間。」他進一步闡述，「如果中文書寫可以被打破某種框架，不是更好？有一點彈性讓我們的美學視野可以更廣。」

成為真正的太魯閣族

Apyang曾跟著Payi（太魯閣語，女性耆老）學習編織，首先得刮苧麻，取其纖維，再浸泡、敲打、晾乾，一連串步驟辛苦又費時，當一干年輕人專注刮取苧麻纖維時，Payi在一旁看了，不住稱讚：「Balay bi laqi Truku o!」（真的是太魯閣族的孩子！）語氣裡流露欣慰之情，感動於年輕一輩願意學習傳統技藝的心意。Apyang聞言做得更起勁了，「聽到老人家這樣說，就很像我是真正的太魯閣族啊！我以前好像都是假的太魯閣族，應該很多原住民都有這種感覺，雖然身為一個原住民，但生活方式跟很多理解的事情其實都滿漢人的。」

小時候他很羨慕同學可以跟父親去打獵、做鐵工，被刻意栽培的他總是插不上話題。這些年他慢慢釋懷了，「回來部落之後，你會發覺部落的人不是只有一種樣子，我們沒有辦法跟現代社會完全脫離，所以整個部落的發展就是會需要各種不同的人才。」站在支亞干的土地上，他感覺踏實，找到歸屬，最近父母終於慢慢接受他的性向了，在部落裡，他不再需要刻意隱瞞，謊稱女友在台北，沒錢結婚。以前他老擔心外人怎麼說他父母，如今他們既已坦然，他也就刀槍不入了。

問他接下來的創作仍會以部落生活為主嗎？「對，我離不開了。不寫自己的部落，我沒有感覺。」

程廷 Apyang Imiq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2021
九歌出版

本文作者｜王昀燕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為博客來OKAPI專欄作家。著有《再見楊德昌》，另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紙上放映：探看台灣導演本事》。亦參與《咆哮誌：突破時代的雜誌》等書採訪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