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營：暗夜裡的恐怖合唱

作家也是政治犯的梅濟民，晚年根據自身經歷寫的「火燒島風情系列」小說裡面有這麼一段描寫：「這是在政治犯和軍人間發生的現象，在夜晚突然有一個恐怖怪異的吼聲，震撼了整個監房，恐怖就像電流一樣傳遍每一個人的感覺，霎時全監房幾百人都在恐怖中驚懼地呼吼起來，在高山的靜夜裡，就像一陣無比悠長恐怖的大合唱。」

在2021年5月12日台灣疫情開始升溫的早晨，我們正在往綠島的途中，準備這次「綠島人權藝術季」其中一件參展的錄像作品《「驚營」工作坊——訴說 與 聆聽》的事前規劃。

在《驚營》這件錄像作品中，我們邀請了四位參與者（王芃、茉莉、莊鎮陽、巧永吉〔以下稱巧巧〕）在5月14日晚上一同到「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原「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中的八卦樓裡做一場對內的演出（並未開放其他觀眾），其中兩位是政治犯的後代，兩位是情治人員的後代，演出時，四位參與者會各自待在同一條監獄迴廊中的一間牢房裡，每間牢房都架有兩台夜視型的監視錄影器做紀錄，參與者在看不見彼此的情況下，需要透過聆聽彼此的聲音，同步整個演出。

在與參與者接洽的階段，我們有和他們表達說，這次的作品不希望以「扮演」、「再現過去」為目的，而是希望他們能以自身為主體去表達自己的想法，身為不同身分的第三代，以他們各自的梳理、探問，去回應環境歷史與家庭背景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正式演出前，我們安排了每個人各五次的排練，裡面包含了肢體放鬆、聲音訓練、情境遊戲……等等和劇場相關的練習，在互動過程中我們也出了一些回家作業，有給自己一封信、想對某個人說的話、針對其他參與者的五個提問等，而文本的生成，則透過四位參與者的回覆，再做發想、調整、排列。由於他們在到綠島之前，是沒有碰過面的，所有的排練也都是分開進行，我們主要是想透過這樣的工作方法，讓我們和個別參與者間有個信任基礎，因而四位參與者第一次碰面就是在綠島的呈現，我們想讓創作過程中某種不安的、不確定的、緊張的情緒，延續到綠島的八卦樓裡，讓作品有種行為藝術的質地。

隨疫情而來的考驗

然而在正式演出前夕，我們突然得到了一個消息，因為疫情的關係，巧巧無法前往綠島。

在得知其中一位參與者無法前來的時候，當下心情是有點失落的，失落的是作品無法以原先規劃的方式呈現，一方面也為沒有辦法到達現場的巧巧感到可惜。但，我們也在面對這一疫情帶來的突發事件時，發現了遠比作品形式更重要的事，而這也是在參與式藝術中，作為創作者的我們容易忽略的事：那是參與者的積極，一種對於表達的渴望。或許作品的最初是由我們的邀請開始，由我們設計的工作坊帶領著參與者前進，但事實是四位參與者也在這過程中帶領著我們，過程中的每一次的信任、每一次的訴說、每一次的詢問都在影響著作品的走向。最後和巧巧討論決定以線上連線的方式參與演出，而我們也在呈現前夕到呈現當天傍晚之間，和巧巧通了許多電話，做了器材設備、鏡頭架設位置的確認、線上連線的測試，兩個「現場」同步地工作著，直到正式呈現。

通過兩個「現場」空間，意外增加了作品中時空的多重性。演出結束後，我們和四位參與者有過幾次的討論，聊聊自己，也聊聊各自「現場」呈現的心得，和參與整個計畫的想法。他們分享到，除了生理的感知外，內心的時空也思考著各自的長輩與「現場」的因緣，想像著過去政治受難者在牢房裡的生活。在演出中，王芃、茉莉、鎮陽試著與不在綠島的巧巧，透過線上連結中的各式感官訊息完成演出，在這之中，四位參與者的生理與內心時空也交雜著各自的「現場」與過往的「現場」，而巧巧以手機連線的方式演出，則讓演出的時空更分歧疊合。

為了讓更多無法到達綠島的人有機會看見作品，7月初我們讓作品在線上播映了一段時間，「線上」是疫情之下各領域創作者變通的管道，而在隔絕了「現場」的許多體感經驗後，「線上」的體驗會是什麼？在這個作品演出的當下—影像化—展覽呈現—線上呈現的過程裡，這之中的轉折、保留或歧出了多少？ 而我們是否要去經歷「現場」才能達成共感？當代人的身心是否也因為疫情的關係，轉變或適應了些什麼？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也邀請四位參與者辦了一場線上的座談，雖然少了讓觀眾直接到現場環境感受作品的體感，但線上超越時空的阻隔，能立即的彼此交流，也試著串起平常不太有機會互動的群體，同時思考著為何人需要在相聚的活動之中彼此交流？而這一點或許是超越「現場」與「線上」的。

等待與聆聽空白

作品中有一個段落是參與者們彼此的問答，當王芃問到：「目前針對自己的身分背景最不喜歡或最害怕聽見的標籤是什麼？」時，茉莉回答：「我不喜歡他們說我們都是紅色的，我覺得那是因為他們並不了解，就算我阿公真的曾經是地下組織的人，那也不代表他是紅色的，因為在那個年代，每一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而且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選擇的。」巧巧接著回答：「我不喜歡大家只想分本省跟外省，我覺得那太簡化了，尤其不喜歡網路上有一些人，會把外省稱為滯台中國難民，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那個時候來到台灣的原因跟狀況都不一樣。」

雖然兩位來自不同背景，但都表達了在標籤化的想像中，我們會忽略這之間個體的差異，以及在時代背景下，人們能選擇與不能選擇的部分。

在一段演出中，鎮陽帶著很深的情感回應著關於怎麼看待加害者，談及了自己的爺爺：「我還是很難想像，我爺爺會做所謂加害者會做的事情，或許他覺得他所做的事情是在保護我們吧。他上過戰場，也殺過人，知道什麼是死亡，真的很難想像，當他送人進偵訊室，當他送上簽呈把人送進監獄，當他去抓捕這些人的時候，他知道可能是讓他們去面對死亡嗎？他很聰明他知道，只是我不知道，當他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的想法是什麼，永遠不會知道，他在我面前是個非常好的爺爺，我要怎麼去想像這樣一個好的人，卻可能是殺人兇手呢，然後這個問題真的會有人想要知道嗎，對你們來說，他就是一個殺人犯，但對我來說不是啊，到底為什麼可以讓一個人變成這個樣子，然後他也不會，永遠不會被他的家人理解他的某一面。」

為了想要了解家人，白色恐怖造成的空白不只是在受難者家屬之中，在情治人員的家屬之中，那份空白更引起了他們的惶恐與惴惴不安，在所愛的人面前，卻橫亙著虛空，對虛空的未知，扭曲了彼此之間的情感。

在綠島八卦樓呈現後的討論中，王芃提到：「跟彩排很不一樣的是，比較悶熱，有更多的環境音效可以感受，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由於看不到對方，不知道對方話講完了嗎，有時候是一個比較長的空白，可能其他人的下一句話是還要再講的。」王芃在這次互動的演出中，更多的選擇了以等待、聆聽空白的時間來處理，有種「雖然我們彼此看不到，但我會試著聽你把話說完」的體貼，而這份體貼也默默地在演出中發酵著，大家的默契也隨之在這些空白、等待、聆聽中漸漸地成型。

另一種合唱：看守所之歌

作品中有一首大家一起合唱的歌〈看守所之歌〉，這是茉莉阿公因抄寫歌詞而二度入獄的歌，在排練中，大家跟著茉莉提供的錄音檔，跟著阿公的歌聲學唱，最後再來到了綠島的監獄中一起傳唱：

Ⅰ
太陽出來又落山喲
監獄永遠是黑暗
守望的獄卒不分晝和夜
嗨呀嗨呀　站在我的窗前

 

Ⅱ
高興監視你就監視
我絕逃不出牢監
我雖然生來喜歡自由
嗨呀嗨呀　掙不脫千斤鐵鍊

呈現結束後茉莉談到：「唱〈看守所之歌〉的時候有點哽咽，就會把自己帶入阿公的角色，我要在這邊十年，然後還要這樣告訴自己說，我一定逃不出去的啊，可是我們還是要接受這一切，想起來會很難過，所以我在唱〈看守所之歌〉還蠻有感覺的，是很臨場的那種。」

雖然歌詞透露著無奈，但阿公唱起來的版本，有種壓不倒的底氣，也覺得當時的人，雖然處於這般無可奈何的處境，但還是沒有放棄生存的希望。

觸探內心的未響之地

現今的疫情固然造成了物理上的距離、相互分離碰不到面的影響，然而人與人之間原本就存在的隔閡，更多時候是心裡的、看不見的、說不出口的，或許透過疫情，我們更能知道我們為什麼想要群聚，為何想要交流、想要說話，也珍惜這些可以聚在一起說話的時刻。白色恐怖造成的影響，不單是政府對於人民的管控壓制，更多的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與無法相互理解，無論是親人、愛人、社會上的他人。到了現在，選擇是否繼續對過去噤聲，每個人都有其考量，而當決定是否訴說時，很多時候考量的是眼前的這個人能否信任，與社會上的其他人能否接受。在我們舉辦的線上座談中，有位聽眾在留言板上說：「我覺得不論是哪一方的後代，其實都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真正造成這樣的體制也不是四位所造成的，所以壓力不用這麼大，讓我們一起面對過去，好好面對未來^^ 」，鎮陽回應：「謝謝你告訴我壓力不用那麼大，因為過去壓力其實蠻大的（笑），但現在就是覺得能盡量幫這個社會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樣，謝謝。」這樣的小小的互動，若能在更多的地方發生，或許我們就能有更多的勇氣來承擔過去與面對未來。

很謝謝過程中參與者對我們的信任，讓我們持續推動作品的進行，在對話中，他們反映了各自是如何面對關於政治受難者、情治人員，這些標籤的社會想像，和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與衝突，以及是否要背負家族的歷史責任？而個人在如此強烈的歷史中，要怎麼追尋自我的定位？和如何在這樣強烈的洪流中面對自己對家人的情感？

在這次作品合作的過程中，我們透過四位參與者的聲音聽見了個人—家族—社會層層相遞、互相之間的影響與牽絆，也透過對話，開啟更多不同的思考空間，讓彼此都有個位置可以發聲與讓彼此被聽見。而有更多更好品質的聆聽，也就會有更多的願意訴說。在時空與身分交織的綠島牢房裡，四位參與者與我們透過訴說與聆聽，有時沉靜輕緩，有時沉重躁動，以話語、聲音穿透那有形的無形的牆，突破彼此的隔閡，試著觸探內心的未響之地。

林子寧
表演藝術工作者。
近期作品多將白恐議題以劇場的方式，通過身體、聲音等，以互相合作交流的方式參與進行。

李佳泓
出生於彰化，目前居住於台北。藝術工作者。
創作型態多是團體合作，習慣與他人交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