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可以很貴，但書寫是最便宜的事。相較於其他創作方式，藉由書寫以建構起一個可能世界所需要投注的成本，不需要舞台、樂器、畫具，只要一枝筆及一張紙，且「紙」的形態各異，納博科夫喜歡索引卡，華萊士喜歡廢紙片，海明威喜歡餐巾紙。材料的便利及隨機特性一來使得書寫行動與每個當下可以咬合得很緊密，無論是墨西哥歷來最血腥總統大選開票的當下，秘魯有少女在公車上被潑汽油燒死的當下，或是新加坡砸重金歡慶開埠兩百年的當下；二來使得誰都可以書寫，誰都可以宣稱某種行動為書寫。

2018年到2019年間，在疫情爆發使得移動成為道德難題之前，我到了美洲南方及亞洲南方的數個城市，聖保羅、里約、阿雷格里港、利馬、庫斯科、墨西哥城、埃莫西約、瓦哈卡、曼谷、合艾、勿洞、新加坡、吉隆坡、雅加達，在這些一開始不一定知道怎麼發音的地方，我針對出版及書寫實踐，訪問了獨立出版社、獨立圖書館、文化事業公司、藝術家、教育者、革命者、歷史學家、NGO、理論家，有的人更在意系統、而另一些更在意個體；有的人在意理論、而另一些更在意實踐；有的人相信國家、而另一些人戮力打破國家概念；有的人出了很多本書、另一些可能一本也沒出過。面對著差異極大的訪談對象，我嘗試著透過一種我姑且命名為「實踐評論」的東西，拆解出在面對書寫這個便宜手段時，會有什麼樣的「誰」基於什麼樣的「當下」拿起紙與筆。

陌生男人的搭話

目標看似清晰帥氣，實際上，在隻身一人到訪這些傳說與現實都錯綜如迷宮的南方時，時時刻刻都處在被害妄想高張的情緒當中，這種情緒帶來某種賭徒性格：面對著一個不在計畫內的岔出，要嘛會帶來死亡，不然就是帶來金銀瑪瑙。每天走在路上，我都將後背包往前揹，單眼相機包在外套裡，成為一身皆是怪異突起物的駝獸，我怕在墨西哥城的轉角有人舉槍，我怕在里約的貧民窟被綁架，我怕在馬共地道中撞鬼，我怕在秘魯回應陌生男人的搭話會被殺。

但在利馬的某天，我還是回應陌生男人的搭話了。秘魯的首都直接貼著太平洋西岸，建築在懸崖上，永遠是灰色的，永遠有霧。那天跑完訪談已經傍晚，我從米拉弗洛雷斯區（Miraflores）沿著海岸線要走到巴蘭科區（Barranco），從崖上往下看，看得不太清楚的黑色海面上，有不少人在玩水。有個大鬍子瘦削男人坐在路邊矮圍牆上跟我嗨，他嗨我就嗨回去，男人叫我坐在他旁邊：

「我是Henry，我是一個衝浪教練，」
「你先拿著我的這本書。」

Henry遞給我這個塑膠袋，這本「書」是他自製的衝浪教材，售價15新索爾（soles），他強調書有固定的摺法，摺起來之後，左邊中間的圖出現在最上面，才是正確的方式。原本我想說那就掏出15塊，買「書」之後趕快跑回住處，沒想到Henry推回錢，叫我等等：「你先聽我講，等一下看那邊那個電視。」他比著在崖下海上衝浪的人，從書上逐格開始講解，講完之後分析下面衝浪的人哪些是會的、哪些是菜鳥，「當我坐在這邊要教人，大家都跟我說no no gracias（不、不，謝謝），但當我在海邊拿衝浪板的時候，就有一堆年輕女生會過來要我教他們衝浪，但我不想這樣。」衝浪「書」之外，他拿起用塑膠袋、棉繩、氣球桿做成的競技風箏，Henry說，他有個「廣告風箏」計畫，和各大企業、餐廳合作，在海邊教人用這些委託方的塑膠袋做成風箏，就可以變成很省錢又有效的宣傳策略。後來他問我喜歡吃什麼，我說，我喜歡秘魯這邊的米布丁（arroz con leche），但我已經吃飽了，他還是拉我去附近的一家小吃店，點了飯、魚及湯，在我幫他付12新索爾給老闆娘時，我才意識到，其實他的賣「書」也不真的是營利，而是用「書」換來一餐。

遇到Henry雖然是沒有預料到的插曲，但事後回想起來，卻似乎給了整趟超過兩年的旅程一個清晰註腳：書寫及出版不僅是與特定知識、資訊的生產與流通相關的實踐，也是和生存相關的實踐，具有差異的個體或群體，面對著不同一的當下，會定義出有別的生存需求，而需求又會反向催生出各色各式的生產及流通方式。雖然每個到訪之地遇到的問題大不相同，貧富差距、性別歧視、國族問題等情況也源自不同的理由，但大國環伺及殖民過往這兩個前提，卻又使得彼此之間出現共相，文字作為最經濟的反抗手段，成為實踐者們的最大公因數，即使方向或許不同，但所有人都在越來越保守、右傾、基本教義派的世界找路突圍。藉由這趟以書寫、時差及文字打造成的旅程，台灣也得以錨定於另一種世界版圖。我一直想著要怎麼樣讓接觸「實踐評論」的人們，在既保留差異又能互相對話的基礎上，理解訪談中的案例，最後決定以三個關鍵字來協助達成這個目的：地下出版、宣言、檔案，被安置在各個關鍵字中的書寫及出版案例，則以各自的實踐，不斷的變動修正原字的定義。

地下出版．宣言．檔案

在「地下出版」的關鍵字下，書寫及出版實踐著重在透過特定流通方式的設計，建立起實踐者認為需要卻尚未存在的結社。透過編輯、出版《獨立台灣》及《台灣大眾》，史明不僅使「獨立台灣會」得以運行，更重要的是透過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歷史認識建構，使得當時在本島不被允許的人們能夠生成；Marjin Kiri同樣藉由書籍的譯介與出版，使得蘇哈托以降尚未被解禁的左翼思潮能夠重新在印尼發聲；RRD面對著社會階層落差極大的墨西哥社會，藉由對既有書報攤的諧仿，使沒有能力或沒有意願的群眾，得以接觸到藝術。

「宣言」作為20世紀極具代表性的文類，在許多前衛運動、政治運動中佔據重要位置，不僅有權者會使用，站在有權者對立面的人也會使用，透過對於當下重新定義，也以積極否定的方式質問現實。歷史學家Loh Kah Seng（羅家成）以書寫讓人們意識到「新加坡故事」作為一種神話，並提供不再僅僅關注政治菁英的新加坡歷史；透過重新審視巴西livro-poema的傳統，Paulo Silveira為藝術家的書（artist's book）的脈絡，提供了差異於歐美中心論的起源；Esto es un libro是狹義定義下的「出版人」叛逃自出版業之後的計畫，透過將編輯工作，由編輯書本、編輯流通方式擴張至編輯世界，出版得到了作為政治行動的可能。

「檔案」一直都被當成是歷史書寫的核實材料，但它並不是簡單過去式，在這個關鍵字下的實踐，致力於思考如何製造、如何使用、如何流通、甚至如何重新定義檔案，以讓那些不被認為「有資格」進入歷史中的對象得到話語權。對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而言，共產黨是大惡不赦的敵人，前馬共成員在歷史的夾縫處，嘗試著藉由獨立出版自傳與之斡旋；「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透過口述史、字典、神話的出版，保存不為人所知或即將消失的事件及話語；Automatica以每年一本的速度，緩慢、謹慎地藉ARTE BRA叢書，在建構起巴西藝術家大系的同時，也梳理出在地視角的巴西現當代藝術史。

三個關鍵字儘管分屬不同文類或出版型態，但都涉及了不一定同時同地的社群生成，乍看之下，地下出版指向現在，宣言指向未來，而檔案指向過去，實際上，明確的區分根本不可能，無法保證檔案不會以宣言之名行之，無法保證宣言不會以地下出版之名行之，也無法保證地下出版不會以檔案之名行之；也就是說，書寫者甚至無法確定他正處在哪個「當下」、為哪個「當下」的讀者而寫，在與活人周旋的同時，也必須與死人打交道，他可以設定自己是在回應特定的社會事件，但無法阻止文字不斷地從被指定的任務中逃亡。書寫者或出版者可能會為此感到頭痛，但也正是文字的滑頭特性，使得藉此從當權者手中搶奪話語權的任務值得一賭。最後，讓我用一個例子，為地下出版、宣言及檔案的區分是基於區分的不可能作補述，我的書櫃上有一本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在2016年出的《天鵝絨監獄》，書一翻開，出版說明是這麼說的：

[…] 作者在書中也以種種或直接或曲折的敘述表達了他對東歐社會的意見，這些意見明顯地帶有作者的右翼立場，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我們所不同意的。

 

然而，此書在文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上，依舊有相當價值，值得推薦給研究者。

書當然很棒，但這本書值回票價的更在於買到了沒有編入書本頁碼的這一頁，這一頁作為偽裝成合法出版的地下出版，偽裝成出版說明的宣言，偽裝成當代譯本的檔案，讓我願意相信，有些什麼正因為這則地下出版／宣言／檔案而蠢蠢欲動。

張紋瑄
張紋瑄的藝術實踐透過重讀、重寫及虛構出另類方案，來質問機構化的歷史敘事結構，並同時暴露出潛藏在歷史敘事中，不同權力之間的角力關係。自2018年開啟「書寫公廠」長期計畫。
紙上極限運動｜Xsport on Paper：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

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
紙上極限運動：當下的出版作為藝術與政治實踐（2019現象書寫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