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導演黃胤毓自2013年起，以台北與沖繩為據點，展開一系列關於沖繩台灣移民、台日族群後裔等題材的創作。2016年完成「狂山之海」系列紀錄片首部曲《海的彼端》，聚焦因農業開墾徵召，於二戰前移民至八重山群島的殖民地台灣人，黃胤毓伴隨走過大歷史洪流的玉木家族，踏上一段回返台灣的追憶旅程。

耗時七年的新作《綠色牢籠》則將鏡頭轉向戰前曾是大東亞帝國主義下惡名昭彰的礦坑之島「西表島」，十歲即被擔任礦工召募人的養父帶至這座亞熱帶島嶼的橋間阿嬤，年逾90歲獨自一人守著凋零的家與幾乎湮滅在歷史中的家族過往。本片在提案階段便引起許多國際矚目，紀錄片企劃案入選柏林影展新銳營之「紀錄片工作站」單元，並獲得瑞士真實影展國際提案單元首獎，甫完成的作品亦於今年入選日本大阪亞洲電影節。

最近《綠色牢籠》在沖繩放映，在與學者的座談中，黃胤毓發現，他一向關心的議題似乎都跟殖民帝國狀態下、抑或為了開發的「人的移動」脫不了關係。「我自己對移民這件事情滿有興趣的，八重山台灣人是在台灣歷史上一直沒有被處理的一個很大的議題。」計畫開展初期，他對於「八重山的台灣人」此一龐大群體仍抱持模糊概念，僅隱約覺得，其故事可反思的面向甚廣，「像是如何去觀看台灣人的歷史、『台灣人』到底是什麼，這種比較國族意識形態的議題，當時這是一個讓我想去了解的滿大動力。」這份長久以來的關注，引領他步上一段豐饒的創作探尋之旅。

一段被遺落的台灣移民史

黃胤毓就讀政大廣播電視學系期間，常去上民族系的課，大學時期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短片《五谷王北街到台北》（2010），以人類學方法關注在台泰國移工，即是受民族系啟蒙。他曾修習一門日本老教授開設的課，聚焦台日民族誌，得知沖繩有台灣移民的身影，對這段歷史頗感興趣。而後他赴日攻讀日本東京造形大學研究所電影專攻碩士，仍想持續投入紀錄片創作，尋思有何主題可在日本拍攝、且與台灣相關，沖繩台灣移民的主題自然浮現。

他2013年夏天初次踏訪沖繩，彼時沖繩尚未如此觀光化，八重山群島交通不算便利，從東京過去的他，仍覺此地偏遠。八重山諸島距離台灣不過一、兩百公里，較之沖繩本島，更近似台灣潮濕悶熱的氣候，黃胤毓的第一印象是，「植物的感覺很像台灣的鄉下。」此行長達一個月，主要時間在石垣島，其餘各島也多去看過，為啟動「狂山之海」系列紀錄片攝製計畫奠定重要基礎。

「我自己一個人去，那時候第一次展開大調查，一個月內見了第一代、第二代的移民。」同年11月他二度造訪，特聘請一位攝影師隨同前往，此系列紀錄片正式開拍的場景，為沖繩台灣移民的年輕世代於石垣島祭初次登場，表演台灣舞龍，他事先知情，創作者的敏銳告訴他：「哇，這個很有趣，要拍下來才行！」

真正展開大規模調查是2014年1月。出發前，他與《八重山的台灣人》作者松田良孝在東京曾見上一面，取得華僑會會長等關鍵人士聯繫方式。這一趟，除了上回同行的攝影師，另有一位攝影助理中谷駿吾（其後成為《綠色牢籠》攝影），一行三人，一待兩個月，「我挨家挨戶的去找，然後拜訪、拍攝。」所有能夠找到的人，他都盡可能約訪，並架起攝影機正式訪談，接下來一年之間所展開的田野調查，訪問人數多達150人。

該次訪調中，他先是在石垣島認識了橋間阿嬤的親戚，得知阿嬤家族歷史與礦坑相關便有意前往拜訪。初見獨居的阿嬤，許是久未有人以台語跟她交談，阿嬤對於黃胤毓的到訪甚為歡迎，直邀他進屋坐坐。「第一次去就覺得那個家的氛圍非常特別，感覺有很多故事的一個家。很手工的一個家，看得出是移民自己努力建造起來的房子，帶有一種落地生根的期望。」

「阿嬤初次見到我們很熱絡，我看得出來阿嬤很孤單，因為她很想跟我多聊一點。」隨著拜訪次數增加，黃胤毓觀察到的橋間阿嬤也有了轉變，「老實說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我沒有覺得她那麼悲傷，後來愈聊愈悲傷，不知道為什麼。」他猜測，或許是熟稔之後，鬆懈了心防，不加掩飾下，便暴露了傷感。當時不乏業界朋友提醒他，若要以阿嬤作為主要被攝者，難度極高，因她多數時候枯坐家中，畫面不夠具可看性。然而，與礦坑議題相關之人，唯她年紀最長、且親身經歷，故不作第二人想。

深掘膠著與曖昧之處，翻轉敘事

初識橋間阿嬤的第一年，黃胤毓把重心放在釐清阿嬤的故事，攝影機就擺在固定位置、採取固定角度拍攝，只想好好的提問、聆聽。「我後來發現，第一年拍的東西，我完全不用。基本上第一年就是我們雙方互相了解，不只我要了解她，她也要理解所謂的紀錄片拍攝是怎麼一回事。像是我會怎樣問？同時對方要能習慣攝影機跟攝影師的存在。」

據黃胤毓的經驗，頭一年拍攝的素材清楚存在距離感，不僅被攝者較客套、言談間也充滿種種解釋性話語，較像電視台的採訪。因受訪者預設拍攝團隊一無所知，舉凡歷史、人物、甚至地名皆得解釋，到了第二年，再問同樣問題，回答的方式便有所不同，「她的力氣不會再放在跟你解釋那些專有名詞，而是把重點放在她對於某個人的感情、對於某件事的回憶。同樣花半小時講同一件事情，它的濃度會變，會帶有更多的感情。」

黃胤毓自2014年起拍攝橋間阿嬤，最後一次訪談是2017年秋天，翌年年初她即離開人世。《綠色牢籠》片中使用的影像多集中於2015、2016年期間拍攝，在他看來，這些素材最漂亮，「我覺得某種程度跟路易斯（那兩年間在阿嬤家租屋的美國裔年輕人）有關，路易斯算是一個配角，但對我跟攝影師來講，《綠色牢籠》這部片一定是有他的那個時光。我感覺得出來，阿嬤整個人有種回春的狀態，那種跟路易斯在同一個空間裡的生活感是很紀錄片的，雖然很細微，但確實有事情在發生。」

2017年他遇到了拍攝瓶頸。跟阿嬤的訪談陷入膠著，她會回答的，已大致掌握，關於阿嬤家族及個人故事，也拍到不錯的影像，素材已足，但他卻希望鑽到更深，探問礦坑裡究竟發生何事？阿嬤養父楊添福在其中又扮演什麼角色？「阿嬤到底目睹了什麼，這部分可能牽涉到一些私密。我當時的猜想是，阿嬤應該知道更多，但她不願意告訴我。其他她都很願意告訴我，為什麼這部分不願意？每每談到這部分，她總會閃避，推託說她是查某人怎會知道，又或是她當時還那麼小怎麼會知情。」

為突破現況，他於2017年組成歷史考察小組，查閱散落各處的老新聞和文獻，發現當時台灣人所在礦坑的社會結構，除了盛行以注射嗎啡管制礦工外，尚存在不同權力階層。「拍攝前一兩年，我還比較單純，覺得好像就是台灣人被騙過去，後來發現其實並非所有人都被壓榨，像楊添福的角色更像是人力仲介。除外，也有自願來此混水摸魚的流氓。難道流氓就沒有人權嗎？這裡就會產生很多值得探討的曖昧之處，看歷史會有非常不一樣的角度。」深度考察後，他翻轉了《綠色牢籠》的敘事，重新編織歷史巨流中人的定位，意圖呈現不同角度，但非單一化的視角；透過這些調查，他也回去追問阿嬤，因而勾出更深層的回憶。黃胤毓認為，「紀錄片不應像拍慰安婦，將議題簡化為一個被害者的故事就結束了，這很容易讓一部影片變成政治控訴。」

一定要有一種很勇敢、很屬於阿嬤的風格

2014年黃胤毓即曾造訪西表島「宇多良炭坑」舊址，卻遲至2017年1月才前往距離不遠、同樣有礦坑遺跡的「內離島」。他早聽聞這座無人島上徘徊著許多幽靈，內心驚懼，後來在台灣礦坑專家張偉郎先生、當地船伕暨導覽的帶領下，與攝影師一行四人登島，他們全副武裝，備妥腰帶、鐮刀，披荊斬棘深入原始叢林。「還好有張先生，他雖然沒去過那個地方，可是他去過大大小小的礦坑、廢墟，很了解地形，一看就知道坑口大概在哪邊。我去之前非常緊張，怕碰到鬼，但是我想一定要去，真正去了之後，反而覺得心平氣和，沒那麼毛骨悚然。」

真正進入到這些礦坑、廢墟，也有助建構《綠色牢籠》的美學風格。片中大量細膩的鏡頭，捕捉叢林深處的寂靜、幽微與生機，刺激了觀者對這段歷史的想像。黃胤毓進一步闡釋，「西表礦坑是一個很獨特的場所，無論是如今變成廢墟或從前的狀態，它都是很封閉、很自成一格的一個孤島、一個社會，如果在視覺上要建造出這樣的感覺，需要有很多素材作為支撐，無論是歷史檔案或其他影像。最後，我們在這些森林裡的廢墟拍了一大堆鏡頭，以此建造出這部片的世界觀和氛圍。隨著我們進入這個島、這座森林，某種程度就跟阿嬤的內心、跟所有其他的內容包覆起來，你會感覺整部片就是在那個很龐大的西表礦坑的世界。」

《綠色牢籠》採取了台灣紀錄片少見的「重現」手法。黃胤毓早在2017年即萌生此一想法，礙於太難執行便擱下。2018年初年邁的橋間阿嬤因營養不良突然辭世，默默結束人生，對黃胤毓造成不小衝擊，當時他想：「我一定要用一個很好的方式讓這部片完成，要有一種很勇敢、很屬於阿嬤的風格。」

「我覺得阿嬤的個人世界實在很深奧，我應該要用一種很曖昧的手法、很接近夢境的風格呈現，就像片中拍晚上的鏡頭，阿嬤講她睡不著，或是跟我聊天互動中，談論起過往時，一種比較抽象的感覺……」影像上如何銜接礦坑廢墟以及阿嬤的家和她的家族故事，是一大考驗，後來黃胤毓決定以阿嬤的回憶作為串接，「穿越時空到阿嬤剛抵達西表島的回憶，創造出這個回憶空間的話，很自然會有年輕阿嬤的視角，以阿嬤的回憶和世界觀包覆在影像上，但是它同時也是礦坑時代的回憶，而且可以很自然地連結到現代的廢墟。兩大主角，一是西表礦坑、一是阿嬤，中間有一個連接點是楊添福，這三者全部可以透過重現整併在一起，就可以清楚被聚焦。」

2019年，終於找來演員，透過戲劇演出的方式，重現當年礦坑的勞動身影，並於翌年進入剪接。

時間，紀錄片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綠色牢籠》耗時長達七年，2020年進行剪接時，黃胤毓自覺已然成長，更能客觀看待拍攝素材。同時他也體悟到，「時間一過久，一切會沉澱下來，有些你當初沒有發現的東西會跑出來，我自己覺得紀錄片花久一點時間沒關係，不一定要打鐵趁熱把它做出來。」他手邊有好幾個案子分頭進行，慢慢察覺，「當初以為拍的素材差不多可以變成一部片了，過了幾年回頭看，才發覺明明可以再補一些新的東西，讓整個格局拉大，其實沒有必要在那個當下結束它。」他頗有自信，之後的第三、四部片，時間跨度將長達十年，格局勢必會愈來愈大。對他而言，「時間」絕對是紀錄片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黃胤毓認為，在有限的篇幅內，紀錄片無法交代太多，若要解釋來龍去脈，又要呈現人的精神，最後很容易四不像。《海的彼端》作為「狂山之海」系列紀錄片首部曲，他希望觀眾至少知道八重山在哪？為何那邊有台灣人？他採用家庭電影形式，以玉木家族第三代孫子慎吾做旁白，簡單說明歷史軌跡。到了《綠色牢籠》，他索性丟掉講述的包袱，因為對他來說，紀錄片是一個「入口」，目的在於喚起觀者對議題的興趣，若渴望知道更多，上網一查便有。有鑑於西表礦坑資料零散，關於台灣礦工的中文史料難尋，配合紀錄片問世，他集結大規模歷史考察的菁華，親自執筆《綠色牢籠：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一書，希望有助觀眾進一步了解此議題。

黃胤毓說，「我們拍了一部片，能夠象徵某個人的存在或人生斷片，觀眾看完，好像了解了他們、參與了他們的人生，這麼深度的影像，對我來說就是紀錄片。」看過《海的彼端》、《綠色牢籠》，我們除了理解歷史，也理解了他們怎麼活過那個年代。

紀錄片《綠色牢籠》，2021/5/14在台上映
專書《綠色牢籠：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前衛出版，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