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氾濫的年代，「說故事」還同樣迷人、具有吸引力嗎？或許對黃暐婷來說，這個答案是無庸置疑的。黃暐婷於2020下半年交出了自己的第二本作品、第一本長篇小說——《少年與時間的洞穴》。她所創造的小說世界是一個故事串著一個故事，如蜘蛛結網，綿延出一張又一張充滿魔力的網羅。藉著小說中的小說家莉卡與編輯阿基，他們創造出的故事既真實又虛幻，令人一開始閱讀就停不下來。

故事中的故事

「小說中兩個主要的敘事者小說家莉卡和編輯阿基，他們的職業都是說故事的人。小說家比較好理解，編輯其實每個月都要對不同的人說書的故事，對內要和同事說、對外要和通路說，甚至還要和讀者說——像我們看到的書籍介紹、書腰上的宣傳詞，都是考驗編輯說故事的能力。」

「這也是我設定我寫這個角色的挑戰：阿基每個月出的書的故事大綱我都要把它寫出來。想這些故事大綱也帶給我很大的樂趣，算是我寫這本小說最快樂的事前三名，可以天馬行空，有的就是一閃即逝的念頭。」黃暐婷說。

其實黃暐婷一開始沒想到這樣寫會有什麼效果，書出版之後看一些書評，有人說像《一千零一夜》，也有些人讀過和她回報心得，她才知道像這樣「故事中的故事」是有魅力的。

「我的學妹郝妮爾在宜蘭開了一間寫作補習班，補習班有放很多書，有文學書、漫畫、繪本，學生通常是看漫畫，但他們會拿起《少年與時間的洞穴》，因為被封面的大冠鷲吸引。小朋友看書不像我們大人是從第一頁看起，是隨便翻一頁，剛好就翻到阿基每個月出版的故事，很輕鬆、短短的，他們就很喜歡，把這本書當作是很多個極短篇來看。」

黃暐婷曾當過三年的書籍編輯，她筆下的編輯生活非常立體。編輯生活既匆忙又緊張，要校稿又要安排出書時程，當然也像每個上班族一樣珍惜每天中午的吃飯時光，為了一碗手指不會泡到湯裡的麵走長長的路。

「我覺得寫作是不可能脫離生活經驗的。其實我那三年的工作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對待，不過因為有這三年在這個行業做田調的經驗，我有非常厚實的基礎，可以把角色寫得更立體。」

初次被世界觸動的時刻

黃暐婷在大學接觸了文學，開始寫作，她也回頭找尋讓她想創作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少年與時間的洞穴》有一個角色對我很重要，他是出自我第一次被世界觸動的時刻——就是少年朗。小時候我家是開工廠的，以前沒有什麼環保概念，都把廢水排進附近的水溝。那條水溝就每天都長得不一樣，有時候是粉紅色、有時候是黃色，常常有便當盒、金紙、保麗龍盒在裡面。國小一年級時有一天我在水溝的下游，看到和我年紀相仿的一對小兄弟，泡在水溝裡，用臉盆撈到一個彈珠，經過的大人都叫我不要和他們一起玩。」

「但我當時就覺得這畫面很美，水溝那麼髒，他們卻很開心，到處都是垃圾，卻有像彈珠那樣美麗的寶物。我深深被觸動，但我不了解那是什麼，不過那幅景象一直留在我心裡。一直到我在研究所念書，看到宮本輝的《泥河》，才慢慢知道觸動我的可能是什麼。」

當黃暐婷開始寫作，這兩個小兄弟就成了她寫作的原型，在《少年與時間的洞穴》中就是少年朗。少年朗是這本小說中，唯一一個以自然的方式來感受時間存在的角色，以原始和天真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對她來說意義重大。寫少年朗也是她寫這本書最快樂的事第一名。她電腦中有一個檔案寫滿了少年朗的事，幫他做小傳記，不一定有寫進書中，但她對他的重視程度讓她想這麼做。

「我覺得在寫作時，是少年朗一次又一次帶我經歷這個世界。」黃暐婷肯定地說。

新時——如果時間從今天加快一小時？

《少年與時間的洞穴》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時間的改變。在小說開頭，時間提前了一個小時，也就是「新時」的開始。因為這樣的改變引發了神祕而奇幻的歷險。而黃暐婷的靈感來源，來自於網友的真實提案。

「台灣曾經歷三次時區的改換，每次都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第一次是在1896年1月1日，那時日本統治台灣，把『時間』這個現代觀念帶入，並把台灣劃入西部標準時，而日本是中央標準時，日本比台灣快一個小時。這是台灣第一次正式被劃入一個時區。第二次是1937年的10月1日，進入皇民化時期，廢除西部標準時，統一為中央標準時。第三次是1945年9月21日，二戰結束日本戰敗，宣布廢除中央標準時，台灣又回歸西部標準時。後來國民黨戰敗來台灣，順勢接上中原標準時間，也就是現在的台灣時間或台北時間。」

「在台灣歷史上，時間真的是充滿政治性，它可以是被選擇和被決定的。這也是2017年底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提出，希望台灣時區加快一小時和中國做切割的原因。我也是因為這則新聞才找到這個主題，進而去找尋一些史料。在第二次改時區時，1937年9月30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夕刊上有一張圖讓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個時鐘，有一隻手指在撥動指針——就是在提醒大家在晚上11點時要將家裡的時鐘撥快一小時，變成凌晨12點。」

黃暐婷那時覺得很震撼，撥動一下指針，一小時就過了。她認為消失的11點就像兩個人背對背往反方向走，可能因此錯過，或有新的相遇。就像在《少年與時間的洞穴》中，少年朗的阿公和小月亮就錯過了，而小說家莉卡認識了灰哥，阿基則遇見了戴眼鏡綁馬尾的紅髮女人，因而引發一連串的故事。

除了政治和政策之外，黃暐婷自己又是怎麼理解時間的流動呢？

「在花蓮念書時，是沒有鐘聲的。我只要聽到大冠鷲的聲音，就知道10點了，只要再忍兩個小時就可以下課吃飯了。因為10點的上升氣流是最旺的，可以讓大冠鷲毫不費力的在天空盤旋，所以也有人叫大冠鷲10點鳥。我畢業之後就離開花蓮，很幸運的是現在住的地方還可以聽見大冠鷲的叫聲，晚上還有貓頭鷹。我比較喜歡詩意的時間感，我也試著讓小說中的人物用各自的方式感覺時間的流動。就在現代時間這種政治遊戲、數字遊戲之上，書中的一段話最可以表達我對時間真正的想法：『不要忘記月光和鳥鳴，那才是真正的時間。』」

短篇與長篇

曾於2016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捕霧的人》，黃暐婷認為寫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有很大的不同。她認為寫長篇小說時，就算沒坐在電腦前，也必須沉浸在那個世界。長篇小說就像目光無法從她身上離開的情人、女神，必須24小時都想著她，寫長篇小說的滿足感就像是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無法自拔。而短篇小說則像朋友，可以常常和他混在一起，偶爾也可以去找別人吃飯打屁。

她很欣賞艾加．凱磊（Etgar Keret），認為他的短篇小說非常獨特而精彩。「可能我們以前所受的短篇小說訓練都是以文學獎為目標，因為艾加．凱磊的生活環境，以色列是烽火連天的地方，他的幽默和奇想會顛覆我們這種生活在安逸的地方的人的想像。」

「第一次寫長篇滿慌亂的，不知道怎麼架構故事，還是從閱讀喜歡的文本來慢慢摸索。剛寫完時完全不知道好不好看，不像寫短篇大概知道好不好。」對黃暐婷來說，寫小說是需要花時間準備和田調的，一部小說要讓讀者對人物有同感，每一個角色都像在生命中見過，或者像一部分的自己。當她寫不出來的時候會到處走走，因為她認為雙腳是連結大地和大腦，走路時大腦也會運轉起來。

黃暐婷也從《少年與時間的洞穴》中的一個又一個「故事中的故事」，取得了下一個創作的靈感。經歷過被勸說要不要改寫散文仍堅持耕耘長篇小說的她，藉由《少年與時間的洞穴》證明了她出色的說故事能力，令人更引頸期盼她的下一本作品。

黃暐婷《少年與時間的洞穴》
2020
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