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暉常以害羞內向形容自己，在東華大學求學時期的師長吳明益說他「沉靜而內斂」，在郝譽翔的記憶裡，他是一個「沉默如蚌」之人，訪談這天，他朝我走來，揮手致意，臉上雖難掩羞赧，言談間卻大方自若，如水流滔滔，他笑言，倘若出版社編輯見狀，必大感意外。這一切，或許是電影的魔力使然。

30歲那年，陳宗暉患上難以具體指認的疾病，較之文學更飄忽游移，肇因不詳的低血色素貧血，將他送往無從預期的遠方。長達三五年，他不大敢翻閱現當代文學作品，憂心撞見同學或曾聽聞的名字，反觀自己此刻正在病中，失去生產力，他者的榮光於他是種壓力，暗地裡催逼著，也惶恐辜負了眾人期許。陳宗暉說，「我有一段時間離開文學圈，完全沒有跟任何人有交集，因為有點害怕，近鄉情怯的感覺，所以就逃到電影裡。」

亡命之徒，投靠電影而後重遇文學

2009年自東華大學中文所（後改稱「華文所」）畢業後，離家多年的陳宗暉回返雲林老家，與父親為伴，原就孤獨成性的他顯得更孤絕。罹病之後，他亡命天涯般投靠電影，每年秋季必定北上朝聖金馬影展，最高紀錄是一個多星期密集看完33部電影。

2015年，他遇到了中國新銳導演畢贛的《路邊野餐》，「它是再啟蒙我、讓我振作起來的一個關鍵」。當年他瞞著父親考上遠在花蓮的中文系，為了證明讀文科也有出息而分外努力。生病之後，陳宗暉想，是不是過去太緊繃，才導致免疫系統出錯罷工？於是他開始練習放鬆，暫且不想令人心生壓力之事，不意竟又在電影裡重遇文學。《路邊野餐》的詩意讓他著迷不已，一看完旋即買了另一張票隔天重溫，「其中的詩意是我好久沒有看到的。多半是塔可夫斯基或法國電影才會有的情景，真沒想到會在一部講中文的電影看到。後來才知道畢贛導演也受到很多台灣電影的影響，那個連結非常奇妙，他雖是一個中國的新導演，但他的啟蒙是來自台灣，而我的啟蒙竟然是來自於他。他很喜歡侯孝賢導演，也涉獵台灣新電影，我們好像就有了一些共同的經驗和回憶，一起在這部電影裡面相遇，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我好像得回去寫一些東西了。」

他想寫一個可以跟《路邊野餐》40分鐘長鏡頭呼應的作品，嘗試以文字表現類似的運鏡和風格美學，他帶著這樣的念頭去寫跑步日誌，〈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這篇散文偶而湧現直要叫人讀得喘不過氣來的長句，即是受到這部電影的影響。「從來沒有這麼好玩過的創作經驗，好像畢贛是我同學一樣，他拍了一部電影，而我寫了一個作品，互相影響，竟然抵達了一個我未曾想過的地方。」陳宗暉說得神色昂揚。

另一種創作

翌年他重振旗鼓，向國藝會提出《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創作計畫，彷彿是一封投遞給從前那個文學少年的慰問信。延續碩士論文《流轉孤島：戰後蘭嶼書寫的遞演》的關懷，陳宗暉起初設定體裁為報導文學，希望藉訪問島上之人，記敘蘭嶼的故事，頂多穿插一些個人投射，未料後來卻將箭靶一轉，指向自己。

2016年到2019年間，陳宗暉多次往返蘭嶼，走進咖希部灣，結識了蘭嶼人阿文。彼時正值陳宗暉最失落之際，前途渺茫未決，而阿文在環境議題倡議上遇阻，苦於志工都留不住，陳宗暉索性留下，在野銀部落協助當地推動環境保護工作。他當起了社群媒體小編，又幫忙轉譯阿文不甚流轉的中文給到訪媒體聽，「我把我在寫作方面的才能用另外一個形式在蘭嶼好好發揮，那反而是我覺得在創作上最快樂的一段時間，不為了文學獎、不為了寫作計畫、不為了出書，原來跟人家的溝通與合作，也可以是一種創作。」

陳宗暉也發起並參與「說蘭嶼環境教育協會」相關事務，因而有機會擔任解說員，藉由說故事的方式，傳達在地環境議題，「我其實不擅長說，但在蘭嶼卻可以很安心的表達，可能因為大部分人都是獨自去蘭嶼流浪放逐，比較容易敞開心扉溝通。也因著透過解說傳達自己的理念和故事，影響了我的文字風格。」無怪乎生於雲林的陳宗暉會說，他在花蓮長大，在蘭嶼第二次長大。

被疾病長久糾纏，像在體內埋下一枚不定時炸彈，生活變得戰戰兢兢。路途遭遇的他者全都化為一面波光瀲灩的海，反射出他自己。「我很希望多寫一點別人的故事，可是好像必須通過自己這一關，才比較有餘裕去聽別人的故事。」陳宗暉開始思索揹負這個疾病的意義，「為什麼跟在身上這麼久的一個東西，一直都不會離去，這個『不離去』到底是怎麼了？生病久了，我才慢慢開始去想這件事，而不只是害怕、逃避。」

他讀了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想知道那些偉大的靈魂生病時會想些什麼，才發現大家都一樣，一樣的脆弱，一樣需要別人陪伴。除此之外，他少讀疾病書寫或勵志書，「其實那些都沒有用，因為再怎麼樣都比不上一份報告。」陳宗暉說得一針見血，一份證明自己健康無虞的醫學證據勝過千言萬語，他人再多安慰都無濟於事。

儘管生命受疾病拖累而變得沉重，陳宗暉寫作時仍希望延續昔日的童稚之眼，懷抱旁觀、好奇的心情，召喚出內在的小孩或少年幫他看看這個世界。「《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書裡有很多小孩一直跳出來提醒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事情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嚴重。」有些是他心裡的小孩，有些是現實生活中在路上或海邊偶遇的小孩，就像《一一》裡頭洋洋所說，我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這樣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以此解釋疾病，雖然辛苦、雖然恐懼，但有可能因病得福，也有可能因為這個病，而讓我跟過去的空白產生連結，讓我開始體會，像我們此刻在這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何時開始有如此正向的想法？「生病久了之後。我覺得我生病之前不會有這種想法，太正向了。」陳宗暉笑答。他沒想到一回家轉眼超過十年，也沒想到疾病會找上門來，夜裡失眠、等報告出爐的煎熬時光，他不斷安慰自己，這些正向的話對自己很有用，就把它寫下來，後來編輯看了，覺得對曾在病中感到孤獨的人可能也有用，便建議他集結出版，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

「生病不是命運，生病是生命。」

童年時，陳宗暉的母親血癌過世，父親、他和妹妹從此活在恐懼之中，深怕死神再一次伸出手來。「我大概是我們家最早走出恐懼的人吧，因為我會創作，才有那個力量走出來。我妹妹後來去念心理研究所，論文寫的就是童年創傷，也是很希望透過自我述說稍微淡化童年的陰影。我妹妹是第二個走出來的人，只剩下我爸爸還在裡面，可能都不會再走出來了，尤其後來我也掉進去了，讓他又陷入那個恐懼裡。」或也因為如此，陳宗暉當年才選擇回家陪伴父親，看他慢慢變老。

「生病不是命運，生病是生命。」生病之後，陳宗暉發現人不可能獨自存活，他也不只是一個人，特別是在醫院時，這麼多陌生醫護人員傾力相助，在蘭嶼，同樣有許多人願意共同解決環境的問題。一如生物繁衍的力量，從單一細胞慢慢增生，向外擴延，堅強茁壯。隨著疾病入侵，他起而捍衛抵抗，日常生活反而變得更有生命力。陳宗暉體悟，「我因為生了這場病，而跟大家產生了連結，這好像也是一種生命。」

早在2008年陳宗暉就憑〈火車就地停下時——兼及平交道看守員的消失〉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他自覺早年作品有些語句不是那麼口語，或許有人認為矯作，近年他追求自然的表述，詩意猶在，但開啟了溝通的善意。「以前覺得詩要寫得人家看不太懂才是一種奧妙，現在會覺得好像要讓人看得懂比較好，或是似懂非懂……」從早年的創作計畫《我想保護的生活》到如今的《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他變得更開闊了，「我願意回來告訴你我發生了什麼事，而不只是想要保護而已。」

全書末篇〈只是看起來是一個人〉寫道：「生來，死去；都說是一個人來，一個人去。在我最接近暈倒的那一刻，忽然看見人生走馬燈的時候，看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一生流轉相遇的每一個你。」走出母親亡逝陰影的籠罩，歷經疾病摧折，陳宗暉猶如林子裡一棵隱微安靜的樹緩緩地開始歌唱，甚至拔足奔跑了起來，離開他向來保護的領地，去擁抱心愛的家人朋友。

陳宗暉有感，「生病到後來會覺得真的只有自己一個人，即使家人陪在身邊，還是覺得只有一個人。還好有這本書可以記錄我過去那一段看似空白的時光，讓它變得好像稍微有意義一點。讓它代替我活下去吧，我反而現在會比較放心，它會幫我把精神延續下去。而且這書裡面有很多我的好朋友，老師也好、或是這一路上遇到我覺得很重要的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對陳宗暉來說，文學是一個一直在呼喚他的「精神上的家」。生病期間他經常回想起年少時代的花蓮或蘭嶼，在那裡，文學不再是只停留在書頁裡的死板的東西，文學充盈著日常，蘭嶼的飛魚、族人雋永的話語及吟唱的詩歌特別能讓他領略生活裡的詩意。「『詩意』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它會讓我跳脫現實生活，得以旁觀生活的苦難，把它提煉出一個我更喜歡的感覺，變成是我的一個祕密武器吧。」沉潛過後，陳宗暉重新回到文學的跑道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是他報平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