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現時有無共的身份，甚至連名字攏無共款。佇律法上，咱根底著是生份人。
——林羿綺《雙生》

林羿綺個展「越洋信使」的第一件展品，是一幅電繡製作的《金門何氏家族東亞遷徙圖》，像是登場人物眾多的偵探小說，在正式進入劇情之前，讀者須先具備角色背景的基本理解：於本展登場的家族三代橫跨百年，他們從金門出發，橫渡南洋一路顛簸輾轉、分散各地，落腳在台灣、新加坡、印尼邦加島和雅加達。

接下來，就正式進入林羿綺飄洋過海尋親和她敘述的家族故事。

到底是啥物將咱拆開的？

2018年，林羿綺前往印尼雅加達和邦加島，拜訪舅公家族和他們經營的咖啡工廠，這段探親過程的影像經拆解重組之後，加上舊書信、口述記憶和四種語言的混雜交織，構成創作計畫《信使 I：返向漂流與南洋彼岸》（2018）的骨架，這件作品獲得該年「台北美術獎」優選。

2019年，林羿綺再前往新加坡，憑著四、五十年前來自「中峇魯社區」、字跡早已模糊的寄信地址，找尋很久之前前往新加坡謀生、自己未曾謀面的外曾祖父一脈。中峇魯社區是新加坡最早的公共組屋，而今是一棟棟潔白、規格化的現代建築。林羿綺鼓起勇氣挨家挨戶敲門，詢問每一扇門後方的主人，是否認識書信的署名人？這次尋親之旅拍攝的畫面，在《信使 II：永恆漫遊與熱帶追尋》（2020）影像裝置中呈現。

無論是印尼或新加坡，林羿綺尋找的都是祖母的親人、即父親的母系家人。為躲避炮彈轟炸，在邊境管制的情況下，1958年，林羿綺的祖母何月含隨軍機從金門來台，由於祖父是國民黨情報員，祖母是以軍眷的身分被安頓在中和的壽德新村，這裡是林羿綺生長的地方，和外曾祖母、祖母和父親在此生活，而今僅剩祖母和她相依。

祖母的兄長何開文（林羿綺的舅公）為躲避戰亂徵兵，1945年自金門後浦港出發，先到廈門港，再搭船前往新加坡，輾轉到印尼邦加島，現定居雅加達。因為戰亂，何氏兄妹自此分離，在異鄉落地生根、開枝散葉，只能透過書信和越洋電話傳遞思念之情，儘管書信是由當地會寫中文字的信使代筆，在台語、中文語言轉換的過程中不免有些錯譯，和對陌生國度的誤解想像，但信中字句真誠、溢於言表。到了第二代、第三代，雖然是不同的國籍、說著不同語言、法律上的「生份人」（陌生人），當年的舊家書彷彿臍帶般緊繫著血親關係不離散。

「家族的分散，都是東亞政治脈絡下出現的歷史事件造成的。」鳳甲美術館策展人葉佳蓉策劃的「越洋信使」個展，林羿綺以祖母家族三代的離散故事為基礎，一方面梳理家族遷徙的私歷史，另一方面，透過私歷史來對應全球化之下，由於經濟條件、戰亂等因素，致使族群遷徙形成東亞移民版圖的變化。

林羿綺的舅公有九個子女，現在已經到了第三代，「小時候看他們寄來的照片，華裔面孔的成員、居家的擺設，過年也有新春賀年的佈置，感覺跟我們沒太大差異。2018年我到印尼，才知道原來印尼是很多種族的國家，且以穆斯林居多，這跟我記憶中的華裔家族文化有很巨大的差異」，即使在台灣媒體的呈現上被「華裔化」的新加坡，也是種族多元的國家，這樣的差異感形成《信使 I》的問題意識：「移民的親人們如何在東南亞異文化下生活、生根，並找尋自己的定位？」

語言的隔閡是最顯著的差異，如同《信使 II》收錄中峇魯社區的華裔家庭，可藉由他們對話的語言區分出世代，在《信使 I》當中，林羿綺也以閩南語、印尼語、中文、英文四種語言的切換，凸顯移民世代對母體文化認同的差異。除此之外，印尼政府規定華裔不能使用華人姓氏，林羿綺舅公九個孩子的姓氏各不相同，「完全看不出是一家人」，「他們私下也會取華人姓名和英文名字，用什麼名字就回到什麼身分，姓氏、名字只是代號。」

異國雙生，再也沒有共同的語言

林羿綺在作品中引述一段「三姑」（金門對靈媒的稱呼）的預言：祖母年輕時被踩到地雷的同伴波及，家中長輩擔心日後是否會不良於行，因而向三姑請教。「金門人認為，每個人在地底有一朵代表自己的花，三姑可以去地底看花的生長狀況，然後預言這個人的未來。三姑告訴老人家，孩子的腳沒事，但是這個家族會散居各地、逐漸消失在這個島上。祖母告訴我這段預言，我覺得家族的命運好像早就被寫好的劇本一樣。」《雙生》（2020）便以這段預言作為主敘事線。

接續「信使計畫」創作的《雙生》，混合了歷史劇與劇場形式，透過三個演員一飾兩角的「雙生子」概念，演出何家三代漂流異鄉的境遇，林羿綺自己扮演懸絲傀儡的操偶師，操演一對異國雙生女孩的戲偶，如說書人般的述說家族遷徙的歷史。

《雙生》劇情從1936年金門浦邊一對兄妹「文、月」的對話開始，透過「文」害怕日軍到金門抓男丁從軍的擔憂，鋪陳出接連的戰亂，導致金門青年外移的背景。1945年，初來乍到印尼邦加島的「文」遇上印尼獨立建國，延伸出廿世紀東亞去殖民獨立浪潮的大歷史。1949年，金門變成戰地前線，為躲避國共內戰，留在家鄉的「月」1958年來到台灣，身處異地的兄妹透過寫信所，將一封封傳遞思念的書信寄給對方。時序進入1970年代，第二代的阿明、阿欽以觀光名義返回金門，兩人已分屬不同的國籍。1980年代，第三代同年出生、同是女孩的巧合，讓兩個家族相連相生卻註定分離的命運，在相異的國度延續生根，而「文、月」離鄉時各自攜帶的鱟殼標本¹，不只是思鄉的憑藉，也是「自己從哪裡來」的血緣象徵。

林羿綺在《雙生》中細膩處理語言的轉換：從第一代對話的金門腔閩南語，兩地寫信所寫的卻是中文書信，第二代以閩南語對話，但與第三代的溝通則分別是中文和印尼語，到第三代的雙生小女孩各自中文、印尼語為主要語言，但彼此間的互動卻是第三國語言的英語，誠如片中口白：「異國雙生，卻再也沒有共同的語言」的世代處境。

雙生子的靈感則源自家族老照片。林羿綺說到：「舅公跟祖母年紀相近，小時候常被當成龍鳳胎一起拍照，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我父親和印尼的伯父，他們同一年生、身高和身材差不多，只要碰面就會兩人並排合照，我和印尼的表妹也是同年生，也會被擺在一起拍出雙胞胎的感覺，好像我們是同一個人、共有靈魂，但生長在不同國家。」

說台語的外省人

從以左營眷村拆遷為文本的《復興夢》（2013）、《餘燼三部曲 II：盛宴》（2014）起，林羿綺的創作一步步由外而內、透過挖掘自身特殊的身世背景，探究東亞政治劇烈轉變之際，身處歷史漩渦裡的個人，如何面對身分的更迭和認同的建立。

2011年，林羿綺看到自小生長的眷村被剷平，心生「家不見了」的失落感，這份遺憾在行經左營眷村時再度被勾起。當時左營眷村也面臨拆遷的命運，林羿綺決定進駐，直到復興新村拆除約五年的時間裡，完成眷村的影像紀錄以及眷村系列的創作，這個過程，彷彿也是她與「眷村」告別的漫長儀式。

「眷村有很重的移民感，儘管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我祖母也覺得來台灣是移民」，來自金門的林羿綺一家是眷村裡「說台語的外省人」，「我們家在眷村被當成外人，走出眷村又被說是國民黨人」，無論裡外都是非我族的尷尬與邊緣，林羿綺的父親因此「很抵抗國民黨」。

身為獨生女，林羿綺與父親的情感深厚，《父域安魂曲》（2017）、《雙生》均觸及父女相處的往事。在《父域安魂曲》中，林羿綺頭戴象徵亡父頭骨的面具，藉由自己的身體演繹父親在世時，焚燒國旗、砸毀祖先牌位等抵抗社會、放浪不羈的行徑；《雙生》則重現童年陪伴父親做汽油彈的黑色記憶，「雖然負面，對我來說卻很溫暖，他教我要勇於抵抗。」

林羿綺在《雙生》裡，也對照了印尼第三代的處境。曾經歷過排華事件的慘況，印尼的伯父囑咐表妹：「如果有人要欺負你，要懂得躲起來。」林羿綺的表妹在雅加達出生、講印尼話並接受當地教育，「還要小心翼翼地生活，這感覺很衝突。」

拜社群軟體發達所賜，而今國際通訊比起過去書信時代更為便利，林羿綺與印尼的親戚互動密切，「在台灣，只有我跟祖母；在海外，我有一大群家人。」2019年，林羿綺受邀參加「日惹雙年展台灣館」，在前往雅加達的班機上，林羿綺發覺自己竟和身旁的移工一樣「也有雀躍返鄉的感覺」，「雅加達是舅公家族的異鄉，卻讓我有種另一個家鄉的懷念感，這和他們在當地小心翼翼的生活很矛盾。」

我們要往哪裡去？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討論主體與身分認同的主流觀點，多半是「本島」視角，鮮少探討「離島」的特殊處境，彷彿作為軍事前哨就已是定位的全貌，然而，這只是20世紀受戰亂影響的金門。

回溯金門16、17世紀便有出洋的紀錄，19世紀更有幾波海外移民潮，金門人的足跡遍及東北亞、東南亞甚至橫跨大西洋，「造就了金門在早期全球化底下走得非常快的節點。」近年，金門複雜的認同議題受到較多的討論。²

林羿綺的《信使 I》為觀看東南亞的視角另闢蹊徑：在經濟、移工、南向政策等議題之外，金門與東南亞還存在著移民的血緣關係。只不過，金門的文史資料僅記錄出洋者去東南亞，「但在地的生活和離散的身分認同，無法再詳細得知」，因此，林羿綺試圖在「越洋信使」當中彌補這些許空白。

透過影像創作，林羿綺有如靈媒，通過自己的身體承接家族的靈魂與記憶，同時也嘗試釐清自身的認同課題：「我從哪裡來？為什麼家族會經歷這些事情？為什麼幼年生長的環境是這樣？我繼承的長輩記憶又是什麼？這些作品，都是從疑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