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陷同一場暴風雨，卻各自在不同的船上。」（We are in the same storm but on different boats.）這是我聽過對於疫情最準確的描述了。而說出這一句話的人，是OISTAT國際劇場組織英國中心的伊恩．伊文斯（Ian Evans），資深劇場技術師，教書25年。

OISTAT全名為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cenographers, Theatre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它是全球劇場設計師、技術人員、建築師和教育工作者所組成的國際組織，會員分布於50多國。1968年於捷克布拉格創立，最初目的為促進冷戰底下東西歐的劇場交流。OISTAT在2006年把總部移設台北，成為全球唯一一個把總部移設台北的國際組織。

在OISTAT總部工作多年，我早已習慣各國的文化差異，也熱愛各國的冷笑話（個人意見：比利時的冷笑話是最棒的），卻從未像2020年一樣，深刻體會自己被捲入一場襲擊全世界的暴風雨。

時光倒轉到1月底，我看著新聞跑馬燈說「中國出現不明肺炎」，我預感將會出大事，趕著通知各國同事：「亞洲有新型的傳染病，如果你預計要前來亞洲，建議取消機票。」當時，大家都懷疑「有那麼嚴重嗎？」不久後，疫情傳入歐洲，台灣已經開始訂定口罩購買制度，歐洲同事們依然一派天真：「還好吧？WHO說這就像流感啊，抵抗力弱的人才需要小心。」很快的，我看著疫情從亞洲、歐洲、北美、南美、非洲一路擴散，前幾週跟我談笑風生的同事，下一週就愁雲慘霧。

新冠肺炎是一場全人類的共同經驗，上一次有如此規模的人類共同經驗，可能是二次大戰，但是，戰爭中有敵我之分，各國面對的景況差很多，在個人層面，戰爭對於女性和男性的控制更是不同，至於海嘯、地震等自然災害，影響對象雖沒有敵我、性別之分，但影響範圍局限於某一個區域。而傳染病跟戰爭或自然災害都不一樣，每個人在致死傳染病前，都無可逃避。

他們與紓困的距離

新冠肺炎襲來，各國政府反應不一。從外面看起來，藝文業是「一個行業」，但仔細觀之，創作者、表演者、設計、行政、技術，各個職業別受到的衝擊也不一樣，劇場設計師和技術師們，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國家的紓困政策呢？

「紓困政策？什麼政策？哎喲，我們國家沒有領袖啊，你知道的。」USITT美國劇場技術協會的執行長大衛．昆多（David Grindle）促狹地笑，美國紓困政策的主軸就三個字「大撒錢」，在紐約州，藝文組織要與其他小型企業一起競爭同一份紓困金。「競爭同一份紓困金？」我追問「審核過程要多久？」「我週五遞交申請，週日錢就在戶頭裡。」看我一臉驚訝，他補充，因為該州政府透過銀行發放紓困金，審資料放款原本就是銀行的主業務，在這過程中，藝文組織與製鞋業、零售業一視同仁，USITT用這份紓困金來發放下一季的員工薪水。

每年3月的Stage Expo是北美最大的劇場博覽會，是一個會見各路英雄人才（以及練酒量）的好機會，今年，Stage Expo因疫情緊急取消，USITT損失數百萬美元之譜，悲慘的是這些損失保險並不理賠（保險公司的理由是：「新冠肺炎並非不可抗力的因素，2月份新聞就有報導肺炎，不是嗎？」）。還好，這些廠商們都是老客戶了，一來一往互相幫忙一下，不至於撐不下去。在管理方面，USITT辦公室只有十三個人，州政府宣佈在家辦公後，這十三個人分散十三個城市，卻要處理數量龐大的博覽會取消退費業務，這工作量我光是用想的就頭皮發麻，決定下次碰到他們要先乾為敬。

美國處理紓困的方式是循著資本主義的資金路線，另一頭，捷克的藝文紓困則以藝術家為第一波對象，疫情爆發後，藝術家可領取每月一千歐元的補助金。相對的，針對藝文組織專設的紓困資源較弱，可以說，捷克是以藝術家為核心來思考，反應了捷克共和國立國以來，藝術家跟社會政治的密切。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就是有好幾個國家的劇場人都反應「紓困政策太複雜」、「我們平常都沒簽約，拿不出證明啊」、「政府對藝文支持不夠」……，這也許捕捉了某種劇場的舉世皆然的現況：

第一、Freelancers總是東一個案子、西一個案子，不見得有簽約，等到要申請紓困時，才發現手上沒有文件可證明工作邀約。第二、紓困申請需要熟稔行政事務的人才，對於行政事務較不熟悉的人，哪怕申請流程很簡單，也會覺得紓困政策不近人情，轉而仰賴各式的協會組織。

有道是隔壁鄰居的草地看來總是比較綠，當我們努力伸頸子看別國文化紓困政策，他們自己身在其中，也是頗多批評，VPT荷蘭劇場技術協會就毫不留情地說：「政府都把錢拿去救KLM荷蘭皇家航空，對於劇場的支持不夠。」

拉遠來看，藝文紓困的政策，所反映的不僅僅是該國的藝文生態，更與該國的歷史發展分不開。文化是什麼？文化與什麼東西最相關？如果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文化與體育部」，那麼紓困方法就會循著「大型活動以及其從業人員」去思考，畢竟，體育賽事與劇場都可列為大型活動，如果一個國家把文化和娛樂放在一起，那麼就會設計出另一種方式。該國的立國哲學與風土民情，也會影響紓困設計，曾經經歷共產主義的國家，對於紓困的反應就和以資本主義立國的國家很不一樣。

被忽略的劇場設計師，以及疫情帶來的大團結

「你不知道嗎？劇場設計師是食物鏈的最底層啊。」以色列的同事們這樣說，表情沒有憤慨，但有淡淡的無奈。以色列的文化預算僅佔總預算的0.01%，在資源分配上，劇場設計師總是被排在最後面。早在疫情之前，以色列國家級劇院就已瀕臨破產，拖欠設計師酬勞，等到疫情一爆發，設計師們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5月起，以色列政府逐步解封各場所，允許戶外婚禮與宗教相關儀式聚會可不受群聚限制，每場活動至多可容納250人，唯獨不解封劇院。以色列劇場人辦了一個「假結婚」，知名演員出任新郎新娘，知名歌手現場演唱，各路劇場人齊聚一堂辦一個假婚禮，藉此反諷以色列政策之荒謬。劇場相關的協會史無前例的團結起來，一起走上街頭，發出怒吼。

在葡萄牙，疫情也帶來同樣的契機，使得各自為政的藝文工作者團結起來， APCEN葡萄牙劇場設計協會串連各類藝文組織，向政府請命，雖然談起疫情，他們無奈搖搖頭，但是談起示威遊行，他們眼中陡然亮起來，「這一次，我們會做出改變。」

當劇場轉為線上，演員是重要的、導演是主要的，但劇場設計卻被遺漏了，美國甚至有劇團打出這樣的宣傳：「這一次線上演出，讓我們拿掉所有的設計，回歸劇場的核心。」USITT立刻發長文抗議，指出設計也是整體製作的一部分，劇團必須正視設計師的心血，這篇呼籲引起廣泛的迴響，連帶的讓劇場設計與技術這兩門專業，有了更高的能見度。

線上教學？當網路成為殘酷的不公平

劇場是一門極端講究「做中學」的課程，當全部的課程都改成線上，家裡沒有網路的人怎麼辦？美國有大學生買最便宜的薯條，擠在麥當勞的停車場使用Wi-Fi上課，在南非，手機網路流量是按日計算，上傳一個聲音檔，流量就爆了，許多學生需要和家裡分享流量，於是劇場聲音課的學生們趕在凌晨0:00分上傳作業，連帶的老師也必須熬夜。

在學校，全班學生同堂上課，老師可以專心於知識與技術傳授，當學生被迫回家，學生家中各種窘迫現實襲來，曾有學生在線上發言時，剛好父親接到雇主的解僱電話，全班同學都目睹這一刻，重重打擊該名學生。面對學生深陷壓力，老師忍不住要伸出援手，但問題來了，大部分老師的專業訓練都在劇場領域，並不具備心理諮商專業，在螢幕前面的老師，因此常常有深刻的無力感，這份無力感加重了老師的負擔。在疫情非常時期，如何保護老師與學生的身心健康，成為劇場教育當前課題。

疫情是史無前例的暴風雨，台灣是海上的燈

地表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具有足夠的資金拯救每一個產業。紓困的施行，反映了該國對於產業輪廓的掌握，也反應了其對國家的想像，誰比誰重要？誰又被先忽略？疫情像浪潮打來，沖掉了表面的美好，潛藏在底下的貧富差距裸露出來，如果一個國家把網路視為商品，不視為基礎建設，那麼再多的紓困金，也不足以弭平疫情對於低收入學生的衝擊，在人體上，新冠病毒攻擊呼吸道，在國家層面上，新冠肺炎會攻擊一個國家最脆弱的環節，可能是醫療體系、可能是金融體系，也可能是對於「國家」這個共同體的信心。

我們的國家，如何不被疫情打倒？這一題，每個國家作答方式都不同。我們的劇場，如何不被疫情打倒？這一題，各國劇場人倒是各有招數。

隨之而生的，還有希望。

「台灣給我們希望。」這是在疫情期間，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對著我說這句話的，有捷克、荷蘭、以色列、塞爾維亞、哥倫比亞的劇場人。3月起，各國陸陸續續採取封城、出入境管制等措施，希望能抑制疫情。OISTAT迅速成為各國劇場人對外聯繫的第一站，台灣的抗疫作為，成為其他國家汪洋中的明燈。

「別人是怎麼做的」、「我們還可以怎麼度過？」各種跨國會議爆炸性的成長，舉例而言，原本預計兩小時的OISTAT劇場教育會談，默默地長成了32小時一整週的全球教育論壇（這專案目前還在增長中，負責這專案的同事，成為大家心中的神人）。這一次，我實實在在地，見識到了國際組織的能耐，所謂一呼百諾，眾志成城。

「我們身陷同一場暴風雨，卻各自在不同的船上。」但是，透過交換祕訣，我們可以更快掌握海況、更快抓穩方向，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沒有人知道前方是什麼，願我們，終將長出不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