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經過緩慢累積過程而得到的總合性成果，但在累積的過程中，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見它的意義與價值。所以對文化的投資，向來都被視為風險指數頗高，在經濟不景氣時優先被刪減的也總是文化藝術預算，但是比起任何一種產業更具有韌性與生命力的也是文化產業。文化之根之所以能綿延不絕，需要一批忠實的創作者、研究者與守護者，那就是出現在每一個世代的文化人。而在當代社會中，當代藝術「策展人」這個角色，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用不同於傳統學者、學術界研究員的角度來參與當代社會的文化藝術發展。

國藝會自 2004 年推動「視覺藝術策展專案」補助計劃，隨後 2008 年的「策展人培力計劃」及 2012 年的「國際駐地研究與展覽交流」計劃，即是看見策展人在當代文化藝術的發展領域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尤其後者，不僅輔助策展人在展覽先期的研究階段，更試圖建立以策展人為橋樑的國際聯結，讓台灣的文化藝術與國際接軌。關於策展人的角色，或許在這個時代尚未出現清楚的定義，但是從本文四位來自不同世代、專注於不同研究領域的受訪者的分享中，正好可以看見當代藝術策展人在參與文化建構過程所釋放的多元能量；同時透過他們所促成的國際展覽交流計劃，也讓台灣的文化藝術有更多機會接觸最新的世界潮流趨勢，並從而充實自身的內涵，提昇新的視野。

「視覺藝術策展專案─國際駐地研究與展覽交流」計劃於2012年開始實施，至2014年共實施三期，補助11位策展人。申請者必須進行兩階段的計劃，第一階段為國際性的駐地研究調查，第二階段必須提出雙邊的展覽交流計劃。第一屆獲補助者由國藝會指定駐地機構，第二屆以後因應申請者實際需要，則改為申請者自行選定駐地機構及執行方式。隨著計劃的靈活性增加，申請者可以發揮的空間也更大，獲補助者駐地範圍從亞洲的中、日、韓、香港遠至紐約、法國、荷蘭等地，觸及的範圍更廣更深。

究竟「國際駐地研究與展覽交流」計劃對獲補助策展人的實質幫助為何？而這個專案真正的意義又在哪裡？

藝術介入社會，改變社會

事實上，這個專案的獲補助者，大部分都是長期從事策展工作，並且在自己關注的專題領域鑽研已久的資深策展人。對這樣的策展人來說，這個補助提供了決定性的資源，讓計劃的規模更完整，也加速實現的可能性。

以吳達坤來說，他透過在日本 Tokyo Wonder Site 駐地研究的機會，完成了對日本 311 大地震後社會現象的觀察與研究，進而完成《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計劃。「我提出這案子的原因，主要是跟 311 大地震有關。 311 大地震發生前，我們對日本的當代藝術是比較失望，許多的藝術家都是在畫廊模式下思考創作，比較社會性的議題，或具有創造性、開創性的思考是比較薄弱，這跟全球化現象與博覽會的興起有很大關係，整個世界的藝術地景都均質掉了。而 311 是一個很大的契機，就是說透過一個巨大的複合性的災難，讓整個日本國民重新思考生存方式與生命價值，進而影響到藝術創作。」

《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計劃最終成果是在日本與台灣兩地舉辦展覽，「這個展覽核心想法是要反映亞洲現實，提出批判，或者去強調藝術家如何介入社會運動，透過藝術來改變社會」。而長期關注日本的吳達坤，也發現到日本的藝術家在進行社會議題創作時，很難拿到資源，「這種展覽在日本辦不起來，因為日本官方其實很保守。 Tokyo Wonder Site 這個機構其實性質跟臺北國際藝術村很像，他們雖然也支持這樣的計劃，但問題是他們沒辦法讓政府出錢補助這種『政治不正確』的展覽。但是我們可以，因為國藝會是一個很專業的機構，評審委員能夠支持這樣的計劃，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可以完成這件事。這件案子的經費因為有一部分是台灣補助，所以日本官方覺得無所謂，這樣具有前衛性的台日藝術交流展，才有辦法實現。」

《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計劃不只在日本觸及社會脈動，回到台灣後因為 318 學運的發生，再一次直接參與社會運動，用藝術介入的方式參與社會改革過程。「這個計劃本身，是一個邊做邊修正的方式，因為有很多預期之外的事情發生。我們一回到台灣，就放下手邊的工作，帶學生到學運現場工作，很多藝術家馬上做出作品，此外島嶼天光的 MV，也是我帶學生與島嶼天光團隊一同完成。這個事件使得後來的展覽內容，跟原來規劃的都不一樣，不過也因為這樣，使得當代藝術與社會的聯結更緊密。」

與社會交往的藝術，記錄時代的脈動

吳瑪悧的獲補助計劃《與社會交往的藝術》，與吳達坤的《亞細亞安那其連線》情況相似，在香港舉辦展覽期間，正好遇上佔領中環的雨傘運動，這又是預料之外的事。「展覽日期是一年前開始，一年前根本料想不到會發生雨傘運動，展覽期間藝術家也都不見了，都上街頭去了。」香港的展覽結束後，《與社會交往的藝術》移到台灣展覽，香港藝術家於雨傘運動時所創作的作品，也在高雄展出，一個當代藝術展覽，適時地記錄了社會運動，反應時代的變遷。

「我一直對藝術介入社會／社區這樣的計劃有興趣，剛好有那樣的機會，我認識很多香港的藝術家也從事這樣的創作。當我正計劃前往香港進行田野調查時，國藝會提供了這樣的補助，讓我有經費可以儘快去實現這個計劃，國藝會的補助，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不過，畢竟這是一個涉及到兩地藝術交流的計劃，參與的藝術家非常多，工作人員也很多，光是旅費就佔去一大部分，所以後來我們又爭取到香港浸會大學的補助，才能把這個計劃順利完成，讓香港與台灣藝術家彼此有個交流機會。」吳瑪悧說。

吳瑪悧長期關注香港當代藝術的發展，她認為香港藝術家在 97 年回歸中國以前，對於社會其實不太關心。「可是 97 以後，因為社會產生很大的變動，藝術家開始關心社會，慢慢投入社運相關活動，民間的活力也慢慢出現，香港藝術家開始關心社會議題，想要知道藝術有沒有辦法介入政治。不過，因為香港政府一直以來並沒有很支持當代藝術，藝術界在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弱勢團體．這幾年藝術家們想要努力爭取政府的支持補助，所以藝術團體也越來越活躍，而透過這個展覽計劃，正好可以看見這股正在興起的藝術活力。」

從亞洲立場觀察冷戰現象

另一位獲補助的策展人的鄭慧華，卻是以另一種模式來執行專案計劃。鄭慧華的研究主題為「冷戰（及其意識延續）對亞洲生活文化的影響」，她選擇的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定點研究，而是以幾乎跑遍全亞洲的方式進行研究。「我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香港、中國、日本、乃至加拿大等國，主要拜訪不同的藝術家與機構，透過當地藝術機構與策展人的介紹認識藝術家，一年下來拜訪了超過四十個機構，見到幾十個藝術家、文化研究者。光是加拿大12天的參訪，就去了三個城市。」採取這種廣泛式的探索，除了可以大量調查尋找適合展覽主題的藝術家，同時對她來說很重要的，也是趁此機會與國外的藝術機構進行交流，讓對方了解自己研究的主題，以及台灣當代藝術的狀態。

「我所提的計劃，並不適合找一個地方長時間駐地，因為我的研究是長期性的，並不是因為申請到專案才開始做研究。這個研究在這幾年中一直在醞釀，但是受限於經費，我沒辦法一次去很多地方，而這筆補助對我來說最大的幫助，在於使我可以有經費可以親身走訪，將研究觸角伸到更遠的地方，朝著原來發展的方向做更深入的調查。」因為這筆及時的經費補助，鄭慧華醞釀多年的冷戰研究計劃終於水到渠成，讓第二階段的展覽《現實秘境》（展名暫定）可以順利開始籌備。

《現實秘境》是一個以整個亞洲為思考方向的展覽，試圖重新認識亞洲與世界的關係。「我研究這個主題已經有一段時間，冷戰不只侷限在政治面，在文化面、社會面的影響也很深。這種意識形態如何遺留在亞洲人的生活經驗中，我們有哪些部分受到冷戰的影響，那樣的心理狀態、意識形態到底是什麼，是我想知道的。透過這個研究，我們最後可以發掘出亞洲與世界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另外，我也想知道在亞洲國家中，有哪些藝術家從事相關的思考與創作，所以才需要大規模地去探索與調查。」像這樣較大型的跨文化研究，但憑一己之力，實現的可能性極為微小，又或者要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才能找到出路，而國藝會的補助，對策展人的研究產生莫大推動力。

在展覽交流部份，《現實秘境》希望可以交流的對象是韓國（當然也可以是其他關注同樣問題的地區），因為韓國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是亞洲地區少數尚未脫離冷戰顯性政治狀態的國家。「韓國很關注這樣的議題，他們直接面對南北韓分裂與對立，所以有些韓國藝術家對這個問題很關注，探索的深度也超越其他國家很多。對台灣人來說這或許像是一個過去式，但是韓國藝術家與策展人持續在反省處理相關問題，作品都很優秀，可以產生很好的對話。」

短暫的居留，兩極化的生存狀態

在諸多獲補助者中，以城市空間演變為研究主題的黃姍姍，算是資歷較淺的一位年輕策展人，獲得這份補助對於她的意義，與其他資深策展人不同。因為工作的關係，她開始關注城市空間的議題，慢慢醞釀了到荷蘭去駐地研究的想法．國藝會的補助，提供了她實現這個想法的機會。「我有這想法已經很久，但是因為工作很忙，所以我也只是想一想，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自行搜集資料，剛好我看到國藝會的專案補助，感覺我的計劃好像符合它的條件，就想試試看。這個補助對我最大的幫助，一個是透過這個評選機制，評審老師給了我一些建議讓我去修正我的計劃，再則實質的資金補助，讓我的想法沒有流於空想，而是化成了具體行動。雖然，就算沒有拿到補助我應該還是會去執行這個專案，但是可能要花更久的時間去尋找其他資源，完成的時程會拉得更長。」

除了以上兩點，對於一位年輕策展人來說，國藝會的補助還有一個更實質的幫助，就是更容易得到駐地機構的信任，因此在與駐地機構交流的過程中，也更能展現信心與說服力，跟藝術家的約訪也較順利。此外，因為研究主題與工作也有相關，因為獲得工作單位的支持，駐地期間的學習、研究與交流，對於工作單位所推行的業務也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黃姍姍原來想要研究的內容是以荷蘭為基地，探討城市改變過程中，藝術家所扮演的角色。「我的計劃是想要探討藝術家如何參與城市的改變，如何在政策上表達意見，透過什麼樣的活動與市政、城市面貌改變產生關係。」她以吳瑪悧老師的《樹梅坑溪計劃》為範本，想要探討荷蘭藝術家在這方面的作為，她在企畫這個專案時，雖然已經參考了很多資料，但藝術家實際上扮演什麼角色，在這些資料上是看不到的，這才興起了她實地田野調查的念頭。因為工作的關係，她必須分兩次進行駐地研究，但是，在第二次的駐地研究，也就是 2015 年 9 月時，剛好遇到歐洲的難民潮的高峰，這又是一個預料之外的事件，這個經驗促使她改變計劃內容。

「我後來想談的，是當代社會中人的短暫居留狀態。在荷蘭駐地居留的兩個月間，我大量使用 airbnb 網路平台來尋找住宿空間，借此順利完成我的研究，也認識很多當地的朋友，但是在這同時，歐洲發生了大規模難民潮，整個歐洲開始慎重地看待此事。 Airbnb 的模式是我主動透過網路尋找短暫的停留，但是中東難民是被迫要在不同地方客居，對我來說這是當代社會兩極化的現象。我想要找到對這樣的議題有興趣的藝術家，透過裝置、建築、或者錄像方式來思考這個當代議題。」

就像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改變了《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與《與社會交往的藝術》的展覽內容一樣，黃姍姍旅途中的經驗，也啓發了新的想法，改變原來計劃內容。「當代人的生活處於移動的狀態，不斷變換的短暫停留，使心靈找不到依歸，這就是我完成駐地研究之後，目前正在策劃的展覽計劃之主題背景。我希望在展覽中去討論，在人的遷徙過程中，家與客居如何被轉化，地方跟非地方之間有個異質空間，這個空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呈現，而藝術家如何再現這種狀態。」

策展人，多重角色的文化建構者

幾位策展人的分享，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可以看見駐地經驗對展覽內容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個補助案最終看見的成果是展覽，但是當人們看見的成果的同時，卻未必能看見得到這個成果背後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跟文化的累積相似，都是需要時間的醞釀，與思想的匯集，從這個角度切入觀察，或許就能清楚看見當代藝術策展人的角色與功能。當代藝術策展人其實是多重角色的混合體，既是文化研究者、社會觀察者，同時也是熟知當代藝術特性的藝術專業人士。策展人利用多重角色的特性主動地介入各種社會層面，研究社會議題，提出想法，最後藉由展覽提出一個完整的論述，或者如鄭慧華所說「創造一個文化交流的語境」。以策展人為核心的當代藝術展覽，就是當代社會中最特別的一種文化建構模式，而提供一個尚未足夠但仍屬穩定的補助資源予這類形策展人去參與新世代文化建構，是作為台灣最重要民間文化藝術補助機構的國藝會，一個具有遠見的、前瞻性的作為。

延伸閱讀
視覺藝術策展專案─駐地研究與展覽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