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藝會在 2015 年開始與「 CNEX 視納華仁基金會」合作，推動「紀錄片國際網絡發展平台」（ WINDOC ）計畫，徵選作品具有潛力與發展性的台灣紀錄片導演與製片進行陪論。透過增加紀錄片創作人才的國際視野與人脈，在未來帶台灣紀錄片站上國際舞台。而在朝國際舞台前進之前，這篇文章希望透過筆者近年在《放映週報》工作累積的觀察，加上 CNEX 執行長陳玲珍與「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節目總監林木材兩位近年參與國際影展與產業活動的見聞分享，為有志從事紀錄片工作的創作者勾勒近年紀錄片國際發展趨勢的粗略輪廓。

影展一向是觀眾瞭解電影發展趨勢的主要管道，但每個影展選片方向又因其性質、傳統、與性格而異，呈現出紀錄片不同的面向。歐洲三大影展除了劇情片之外，也都會在各單元選映一定數量的紀錄片。以三者中給予紀錄片最多篇幅的柏林影展為例，他們的片單便展現出清楚的選片口味：「電影大觀」的子單元「紀錄片大觀」（ Panorama Dokumente ）選片方向便著重和社會發展、政治抗爭、性別認同、藝術創作等議題相關的作品，「青年導演論壇」（ Forum ）單元也會選映不少在敘事型式上極具實驗性的紀錄片作品，例如趙德胤第二部拍攝緬甸玉礦場的紀錄片《翡翠之城》在今年便入選該單元。但整體而言，柏林影展選映的作品都有著或多或少的政治意識，也反映柏林影展的特色。除了歐洲三大影展，美國的日舞影展（ Sundance Film Festival ）每年也會專為美國與各國的紀錄片作品設立專屬的單元與競賽，在韓國釜山影展的「廣角鏡」單元（ Wide Angle ）之下，也分別專為紀錄片設立競賽與觀摩子單元，並更專注於選映亞洲紀錄片。

除了上述的綜合性影展之外，歐美等地的紀錄片影展也有很不一樣的選片方向，荷蘭「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英國「雪菲爾紀錄片影展」、以及加拿大「 HotDOC 紀錄片影展」都是海納百川的大型影展，選映作品不論題材、型式上都非常多元；而「瑞士真實影展」（ Vision du Reel ）與法國「巴黎真實影展」（ Cinema du Reel ）則更專注在以「電影」（ Cinema ）為創作型式與媒介、探討「真實」意涵的紀錄片作品，而在此精神之下，這兩個影展所選映的作品在紀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愈區模糊，對於透過重演、偽紀錄片、以及以其他實驗型式創作的紀錄片也愈發重視。¹

紀錄片的主流論述還是由歐美主宰，但要更全面瞭解亞洲紀錄片現狀，除了前述的釜山影展紀錄片單元，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與台灣的「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是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兩個紀錄片影展。而在過去的發展歷史脈絡下，東亞諸國的紀錄片創作有較多政治意識與社運性格，而這樣的精神也成為亞洲紀錄片影展選片的核心精神之一，但 TIDF 也受到歐洲兩個真實影展的影響較多，在從 2013 年確立以「再見・真實」做為影展的核心精神之後， TIDF 也致力探索紀錄片與非敘事（ Non-fiction ）電影的未竟之境。

各個紀錄片影展因選片方向不同，呈現的面向各異，但綜觀而言，常見的題材不外乎社會議題、人物故事、藝術創作三大類主題。陳玲珍也指出，在影展的場域之外，歐美、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因為市場成熟與社會情勢安定，以電視、網路為傳播媒介的紀錄片作品則多以科技、文化藝術、飲食、建築為題材。但隨著世界情勢變動，每年國際上紀錄片的關注焦點仍然會有些微不同，例如近年因為西亞政治情勢動盪加劇，難民遷徙引發許多社會與政治問題，相關題材的作品明顯受到關注。另外，全球化改變了開發中國家的政經環境，衝擊傳統價值觀，印度、西亞的女權議題也成為近年影展中常見的題材。另一方面，時代的巨輪持續在中國的土地上滾動著，中國紀錄片工作者持續拍攝經濟成長與都市開發所引發的種種問題，但國際影展對於此一重複出現的主題似乎有開始降溫的趨勢。

我們也可以將全球劃分為不同區域來看近年的發展。歐洲與北美發展歷史悠久，產業環境健全，仍是全球紀錄片最大生產與消費市場，但兩地的發展方向不盡相同。北美地區的紀錄片還是以訪談式、著重以衝突帶出劇情張力的紀錄片為大宗。除此之外，多次參與產業網絡交流的 CNEX 執行長陳玲珍也指出，在北美與英國，紀錄片工作者愈發致力關注社會議題、針對社會變遷提出倡議、以及扮演改革觸媒，因而，「 Impact Producer 」（影響力製作人）越來越受到重視，他不只要有籌資能力，還要針對相關團體與公眾人物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與佈局，不但在籌拍初期就開始醞釀能量，影片發表後也要持續透過合作團體發起討論與行動，促成改變發生。例如 2012 年探討美國軍隊性別歧視與結構性共犯問題的《看不見的戰爭》（ The Invisible War ）便藉此促成政策與法律制度上的實質改變。為了有效媒合相關團體，在針對業界舉辦的提案大會（ Pitching Forum ）之外，諸如「好提案」（ Good Pitch ）這樣邀請公益團體參與的媒合活動也孕育而生，「之前參加過幾次這樣的活動，它真的是動員社會上所有可能的資源，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最好的寫照，也是我目前看過在態度上最積極的紀錄片製作模式。」陳玲珍說。

歐洲同樣也是紀錄片重鎮，法國、奧地利、德國一直在紀錄片美學中走在最前線。林木材指出歐洲受到直接電影、民族誌式紀錄片傳統影響甚深，拍攝的作品大部分仍將紀錄片放在電影美學與真實電影的範疇下討論，鼓勵的多為具真實精神與實驗性的作品。陳珍玲也提到，北美地區也有一大部分的紀錄片是較接近歐洲的紀錄片傳統的，這類作品注重創意敘事、運用動畫、等非傳統的創新型式，用以重現已經消逝的歷史，在歐美等地尤以法國最為擅長。而相較於美國紀錄片積極加強紀錄片的社會實踐功能，歐洲同類的紀錄片仍還是著重於透過影像的記錄以及在敘事型式上的創意，刺激觀眾思考。今年甫在柏林影展獲得金熊獎的義大利紀錄片《海上焰火》（ Fire at Sea ）即屬於此一類型的代表作品。

在北美與歐洲之外，中南美洲近年不論劇情片或紀錄片在國際影壇上受到的矚目都越來越多，而瑞士真實影展今年更特別策劃了「智利專題」單元回顧 2000 年後智利的紀錄片發展。「南美洲的紀錄片作品樣貌比較接近歐洲，除了也有可與歐洲紀錄片大師平起平坐的創作者，中南美洲紀錄片題材與型式在多樣性上也非常豐富，作品中的作者標誌性也強，除此之外，他們對於作品的品質要求也很高。」林木材如此觀察。

除此之外，鄰近歐洲的西亞因為長期的動盪與衝突，以及部分高壓政權嚴重侵犯公民人權與自由，這些相關議題一直可見於各大影展之中，但的確因為敘利亞戰爭與其帶來的難民問題，相關作品的比例也相對提高。但若綜觀西亞作品的發展趨勢，或許因為外在諸多壓迫與限制，林木材認為該區域的創作者反而常常使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創作，作品在型式也較接近歐洲紀錄片。

東南亞紀錄片近年也逐漸獲得關注，但關於政治歷史敏感議題的作品，似乎仍以外來者拍攝的影片能見度較高，例如美籍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 Joshua Oppenheimer ）便接連以兩部印尼政治屠殺歷史紀錄片《殺人一舉》（ The Act of Killing，2014 ）、《沈默一瞬》（ The Look of Silence，2015 ）聲名大噪。但根據林木材的說法，印尼本地創作者並非無法拍攝類似題材。筆者推測，或許因為政治氛圍以及缺乏國際網絡連結，這類作品只能在國內的地下管道流通。陳珍玲則認為在拍攝上缺乏鎮密的策略與創意，也可能降低相關作品的能見度，她以 IDFA 為例，「 IDFA 每年都選映非常多的亞洲作品，有些影片也得到不錯的露出，但可能因為影片本身的條件不足，或是議題的話題性不夠，又或是某些議題對於已開發國家觀眾而言，已經聽過不下 15 年了，它的能見度自然受到影響，甚至可能會因為選片方先前已經挑過其他類似題材的亞洲作品，因而在有限的選片額度下，便不會再挑選重複的題材。」

綜觀東南亞近年作品內容，環境與家鄉是較常見的題材，林木材認為這樣的趨勢可能導因於全球化下人口在城鄉、國際間遷徙的影響。陳珍玲曾在媒合活動上接觸相關題材，她認為處理這樣的題材時，創作者可能需要時間思考訴求對象：釐清自己希望和國內的觀眾溝通，還是和更大的世界對話，將大大影響紀錄片敘事的方式與走向。這與近年台灣紀錄片工作者面臨的抉擇是一樣的，「創作者要釐清自己期望用什麼方式完成，以得到最好的成果──可能是讓社會發生重要的改變，或是在人心上產生正面的影響，進而讓社會更美好──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設定一個屬於自己的『成功』衡量標準。」

除了以往可見的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國作品之外，緬甸、柬埔寨等國的紀錄片工作者也開始加入國際舞台。他們的出現，或許是因為前有潘禮德（ Rithy Pann ）、趙德胤等創作者在國際嶄露頭角，揭露該國被掩蓋的歷史與社會現狀，再加上近年來自經濟層面的全球化衝擊、遍地開花的民主改革運動、以及網路資訊流通的潮流之下，執政者對政治、經濟的掌控逐漸鬆動，加上許多國際網絡也開始和該地區創作者建立支持管道，這些原因，讓國際關注焦點開始轉向這塊此一區域。

柬埔寨導演潘禮德的子弟兵 Guillaume Suon ，便是近年在諸多影展與媒合平台上廣受注目的新銳，他承襲潘禮德的創作精神，勇於面對柬埔寨社會、歷史上的重要議題。除了他以外，在去年釜山影展的「亞洲紀錄片連線」支持的作者之中，還可以見到其他來自於柬埔寨與緬甸的創作者，從他們的提案中，也可以看到他們企圖處理重要議題的宏大抱負，也許三五年後，他們將成為另一股不容小覷的創作勢力。

而在陳珍玲也指出，科技的進步大大幫助了東南亞與中國等地的獨立創作者。高畫質數位攝影機體積大幅縮小，使創作者能夠隨時將攝影機帶在身邊，更能不著痕跡地進行影像記錄，帶來更多創作的可能性與實驗空間。除此之外，相關科技的進步也改變了紀錄片產製的週期，「過往，完成一部紀錄片時常需要三到五年，但在今日，有時去年發生的事情，今年就已經有相關的紀錄片了，快速生產的紀錄片越來越多。在這樣的趨勢下，願意花三到五年針對一個議題深入探討的紀錄片愈發可貴。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有些紀錄片導演可以一邊快速的拍攝現象議題作品，也同時長期投入特定議題進行記錄。」陳珍玲說。

除此之外，隨著科技發展，歐洲紀錄片也致力在景框之外探索可能的傳播新媒介，其探索的方向也由結合文字、影像與多媒體網站的「新媒體」（ New Media ），開始轉往「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簡稱 VR ）。陳玲珍認為 VR 不單給予觀眾更身歷其境的經驗，配合互動科技，還可以讓觀眾任意轉換視角，從型式上告訴觀眾「真實」永遠不該只有單一觀點。

紀錄片的國際趨勢隨著科技發展與局勢變化看似不斷變化，除了社會議題、人物故事、藝術創作一直是紀錄片三大題材之外，紀錄片創作的核心價值也始終沒有改變：普世情感價值的挖掘、真實精神的追尋、以及型式創意的探索，一直是決定一部紀錄片影響力的三大要素。「紀錄片的核心還是在於動人、無國界的普世情感，一部沒有情感價值的紀錄片，就少了長遠存在的價值。」陳玲珍說。而林木材也認為，台灣紀錄片最大的問題不在於題材過於本土，而是在於型式過於單一。他認為雖然當今的產業環境一直無法提升台灣紀錄片的製作規模與資源，但在有現資源的限制下，創作者仍可在敘事型式上尋求的創新。「紀錄片導演要處理的是『電影』（ Cinema ），不是『題材』，不是你帶著攝影機涉入它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怎麼利用電影去反映問題、進而解決，不是把電影當作解決問題的工具。」林木材說。在「 WINDOC 」帶著具有潛力的台灣紀錄片導演與製片人開始成為紀錄片國際網絡一份子的同時，對這三大要素的持續精益求精，仍是大家必須持續處理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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