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一致認為，我家大屁孩的故事可以改編成熱血少年漫畫：面臨廢社危機的高中生，先是挖來同班死黨一起跳坑，然後廣招高一學弟，使社員從一增到十五，最後殺手鐧——拉自己的爸爸當指導老師，然後一路從菜鳥記者、編輯排版走到線上募資，眼看目標就快達成，真正的災難竟是要寄出那六百多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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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特別的一年，兒子擔任校刊社長，當期特別推出「香港」專輯，並首度採用網路線上募資，獲得許多關注及迴響。我身為指導老師，與有榮焉，能與兒子合作推出一份刊物，也是難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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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問：「你們誰是總編輯？」
我說：「他。」

「但你是地下的對吧？」
「不好說。」

「差別在哪？」
「最後他說了算，而且社員需他去溝通，老傢伙插手太多，會被小朋友討厭。他們慶功宴也不找我呀！」

「那什麼事你說了算？」
「幫忙找印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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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半年前，兒子剛升上高二，一日回家，跟我和太太說：「我當上社長了。」「哇！」全家拍拍手，然後，「爸爸，你要當我們的指導老師！」

這是命令嗎？

據我所知，他同屆社員含他只有兩人，其中一人又跳到班聯會去，他等於一人社員校長兼撞鐘，馬上要面臨倒社危機，但他勇敢接下任務，馬上要面臨招收新社員、編輯新一期刊物等兩大考驗。

他需要一位超級幫手。

開玩笑，我在出版社混十年，在報社待十七年，當過網路主編，經手刊物超過卅本，這樣的資歷，當然夠資格當他的幫手。

空有一身武藝，怎可臨陣脫逃？何況是兒子發出的徵召令！

能擔任校刊社指導老師，是我沾兒子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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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指導老師，其實我的角色比較像顧問，以我在職場上的實務經驗，為他及他的夥伴們分析及解決問題，綽綽有餘。我主要是給建議，執行面還是由他們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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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是有號召力的領導人才，此前他已迅速說服他班較要好的同學五人陪他上梁山，後來又順利募得新鮮人力數名，轉眼間，一人社團變成十五人小型雜誌社，廢社危機解除。

第一次編輯會議，其實只有我跟兒子閒聊，我說，你們一年只出一本，就要做年度最重要的話題，請問今年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香港。」

擊掌。2019，頭條事件，只有香港，沒有懸念。

第二次編輯會議，社團的第一堂課，我其實只是冷眼旁觀而已，他們幾個幹部早已列好題目，除了香港，同學還列了總統大選時事題，以及年輕人關心的電競產業，生態議題的石虎保育，國際焦點的印尼遷都，以及他們這回有個高三學長將代表台灣參加東京奧運的游泳項目。

第三次會議，大家各抒己見，也談到與受訪者聯絡的情形，還有圖片來源的問題。

一切都跟一個小雜誌社的日常一樣，企劃題目，多方討論，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然後，執行。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趕快行動，採訪，寫作，完成稿件，最終才進入編務。

Deadline迫在眉睫，人人熱血在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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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卻還有個難題要先解決，由於社團學長很多年前跟學校翻臉，拒絕校方審查他們的刊物，校方也就兩手一攤：「印製經費你們自己想辦法囉。」從此開始他們自負盈虧、到處化緣的辛苦日子。

我想到自己大學時代為了社團演出的小別冊募款，厚著臉皮向學校附近商家「乞討」，只證明自己沒有業務天分，但轉眼卅年了，新世代應該要有新世代的工具及玩法，沿街托缽太落伍了。

我向他們提議「群募」，兒馬上google，秒懂這是怎麼回事。

他們很快在網上丟了企畫，也拍了一支宣傳短片，期間還與募資平台的人員開會，討論如何讓這個「事件」快速發酵，讓更多人支持這項活動。

躍躍欲試。年輕人就該玩年輕人熟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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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這次的重頭戲，每一次上課，事件都有新的進展，情況十分令人擔憂。

同學們希望至少要能有香港學生的說法，台灣學生的看法，以及台灣學者專家的意見。

第一部分問題最大，因為當時風聲鶴唳，肯受訪的學生不多，我們也必須顧慮他們的安全，但若拼圖少了這塊，香港專題就不香港了。

最後透過新聞同業、時任《鏡週刊》的記者陳怡靜協助，與香港邊城青年組織聯絡，由他們代為推薦人員，並針對台灣學生的問題回應，完成筆訪。而到截稿前一個禮拜，一位社員剛好與他的香港朋友取得聯繫，又完成一個案例訪問。

香港邊城青年亦提供許多精采圖像，為這期刊物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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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募資正式上線。目標也沒訂很高，三百本，一本180元，但要達標，也沒有那麼容易，但值得一試。

腳踏實地很重要，還好這群孩子沒有太膨風。

摘錄文案如下：

今年暑假，香港學生沒有作業，沒有補習，沒有課業輔導，沒有出國旅行。他們都在上歷史課，他們自己就在寫歷史。關於青春，2019年的夏天，他們不留白，無論在街上，在家中，在電腦、電視機前，還是滑著手機，他們的青春，騷動到近乎炸裂，近乎爆炸邊緣。無論結局如何，他們無怨無悔。他們的青春，定格在2019，他們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價值的守護者。

 

最新一期建中青年，特別企畫「香港圍城，青春炸裂」專題，採訪香港、台灣學生，探討他們對香港事件的看法；廣邀學者、專家、第一線記者，分享心得，提供學生更多觀察角度。

 

我們認為，關心國事、天下事，是一件好事，但怎樣才不會失焦？才不會失之偏頗？作為一個學生，還可以做些什麼？這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上線當日，已有兩家媒體發了消息。許多學長們也在網路上吆喝，為學弟們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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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瘋狂截稿階段，同學看到自己的文章被排版印出來，頗感新鮮，恐怕也有一種莫名所以的奇怪情緒吧。看著他們認真校對的神情，不禁為他們感到驕傲。但想到香港局勢的不妙，心情卻也加倍沉重。

跟兒子說，要不要跟同學講，若擔心未來去大陸念書、工作，會受到牽連，可以用假名或筆名。兒子反問，如果要這樣，書連出都不用出吧，難道還要家長簽同意書？且高一學弟適用108課綱，很需要這個表現機會¹。這點倒是頗實際。　

但上課時，我還是多嘴了，還講了兩次，結果沒半個人理我。

說來慚愧，像我這種五年級尾巴，求學時代大半在戒嚴時期，做事總是擔心這擔心那，出來工作內心小警總還不時嗡嗡作響，終究到了所謂民主自由如呼吸一般自然的年代，還要這樣折磨自己，甚至把有毒、腐敗的思想灌注給年輕人，這是什麼樣的可怕教育帶來的壞習慣？

說到底，言論自由是什麼？我們可能一時講不清，但什麼是言論不自由？就是別人不必來管你，你就先把自己嘴巴閉上，什麼也不敢寫，什麼也不敢說。

年輕人，就放手去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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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印刷了，沒想到進廠的最後一刻，還有新消息：「11月25日，香港區議會選舉，294萬人投票，投票率高達71%，史上新高，非建制派取得387席的壓倒性勝利，香港群眾用選票向北京說不！」我們機動性的將這段文字加進《大事紀》，紀念這令人振奮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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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書，同學們還沒來得及欣賞自己的作品，就要先處理一件重要的事：有六百本書要寄。這意味著要印名條，封裝，郵局造冊，交寄。這些高中男生，得利用午休及下課時間，埋頭苦幹。

我與太太幾度想衝去學校幫忙，因為距答應寄書的時間已過了好多天，不能失信啊。但我們還是忍住了。不能當直昇機父母。他們若該受到苛責，還是得承受。負責公關的同學，在臉書上寫了道歉函，幾無負評，大家都願意等，並表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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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難說明這樣的父子合作，是一種怎樣的心情？該說感謝孩子給我機會嗎？該說真是一對默契十足的父子嗎？諸多細節，東拉西扯，一本流水帳。我只能說，每一次的討論，每一次的修正，每一次協助同學解決困難，然後看著稿件點滴呈現，每一次都是悸動的。

關於香港，我們隔岸觀火，使不上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關注再關注，而一群高中生，能在屬於自己的青春扉頁中，記錄這歷史性的一刻，他們自己不也在寫歷史？態度決定高度，當他們選擇這道題目，就已決定自己的高度。

而我，就只是一個陪伴者、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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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兒子念小學一年級時，發現居家附近竟然有一條大水溝，他想知道他的源頭在哪？又流向何方？我們便找一個星期六下午，騎著腳踏車溯源、田調，那或者是我們父子倆的第一次合作。

後來，我的小說出版，內容用到許多台語文，兒子剛好是學校「閩南語字音字形」培訓小組成員之一，我請他當我的顧問，許多生僻字詞，都靠他校正，這又是我和他的另一次合作。

後來，他畫了許多城市鳥瞰圖，迷上了在線條中追逐的遊戲，我和太太為他集結十多幅作品，製作一本小書，並在網路上辦了一個小小的展。

我的三個孩子，都愛畫畫，我愛看他們創作時的滿足笑容，經常陪他們寫生，塗鴉，製作繪本，但像這樣長達近半年的合作，還是第一次。

我永遠會記得，2019年，我五十歲，兒子十七歲，我和他，以及一群青春少年，合作了一本特別的刊物，他是總編輯，我是他們的助手。

 

發現邱祖胤→
長篇小說《空笑夢》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