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紅燈時，他模仿起前面那人的走路姿態，為什麼這麼走路？為什麼重心會放在左邊？光是一個腳步聲，就是練習，練習，為什麼重心放在右腳，身體怎麼傾斜，鞋子是重的還是輕的，這就是他每天在想的事情。他們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就有一種感受，現在我是導演，我就好好找故事，在工作上面把它做好。

 

──王婉柔

一個昏暗地房間、一排代表不同意義的燈號、女人高跟鞋『哐啷、哐啷』清脆地在電影開頭響著，音效師胡定一在鏡頭外說了「早！」，聲音和畫面卻是分開，王婉柔導演在《擬音》裡說是聲音的事，紀錄片本身也關乎著聲音。 在第一本劇本《殺人之夏》的簡介裡，王婉柔說自己其實是想當演員，但是到英國學劇本，回台灣後，因為陳傳興老師的邀請，加入《他們在島嶼寫作》的工作團隊，成為他們的導演之一。

沒有電影的背景，在加入《他們在島嶼寫作》之前，王婉柔對紀錄片完全陌生，她認為紀錄片是很好的拍片練習入門，相較於劇情片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紀錄片的門檻較低，另一方面，因為影片本身強迫攝影者跟隨被攝者，必須隨時調整劇本，卻又要努力維持主軸的不變。

「你要隨機，也要知道你的容忍的範圍有多少。」

「2010年做島嶼寫作的時候去中影做後製，當時我是製片，我們在做鄭愁予和周夢蝶先生，當時的廠長很熱心地介紹中影場內，所以就帶我們去胡定一的那間錄音室，那是我們第一次認識。之後我們每天都去做後製，然後有一天我在桌上看到一盤豬耳朵，上面壓著胡老師的字條寫著他工作剩下的，歡迎大家吃完。當時我在想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需要豬耳朵，當時候只是開玩笑地說要幫他（胡師傅）拍紀錄片。」

在執導《無岸之河》後，王婉柔發現聲音的重要性，她思考著如何只用聲音跟影像這兩種武器做一部電影。因為在餐桌上的一席談話，她與其他人討論到替幕後人員出書的可能，本著對聲音的興趣，加上早先已經認識的胡定一師傅，她便主動跟他提了這件事。

「我們來用一本書好不好？」

在鏡頭之前，胡定一師傅專注地盯著前方，將泡麵倒入碗裡，又將它倒了出來，接著用手搓揉，隨即又穿上高跟鞋，鏡頭前的許瑋甯走著走著停下腳步，胡師傅也跟著停了下來，接著又換上膠鞋，模仿起那即將離去的路人。 沈穩地腳步聲、衣服的摩擦聲、開門聲，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環境音，像胡師傅這樣的擬音師卻得花上五年、十年揣摩，他們的生活就這麼消磨在平常的走路裡，而不被一般觀眾所注意。

「唯一我有意識的剪接是他腳步在那邊走一走，然後我接了他年輕時候照片，然後就開始訪談了，然後那邊我就是覺得，往回走吧。他在走，帶我們回去，看他自己。」

一開始是出書的念頭，然而，因為胡師傅總是默默地做，不太會說，王婉柔認為影像更能呈現他真實的面貌，於是，整部片從胡師傅日常出發。

擬音與電影史的結合

《擬音》不是一部傳統人物型紀錄片，王婉柔將胡師傅定位成一個切片，一般觀眾不認識他，所以當人們進入這個故事時，對胡師傅不會產生既定印象，只是將他視為劇情片中的一個角色。融合早期電影對白，交疊影像畫面，而至背景聲音的搭配，紀錄片本身，涵蓋了多層的意像。此外，片名《擬音》是來自大陸對Foley的翻譯，對王婉柔而言只是一個新的名詞，單就字面模擬聲音作解釋，全片不僅探討擬音本身，而是將電影裡的聲音包含進來，用紀錄片的方式模擬一部紀錄片，如同胡師傅在模擬誰的腳步聲，在這影片中也加入許多擬音的創作，每個環節層層相疊。

「胡定一老師其實是非常懷念老中影的那個時光，而其他大部份的被訪問者，都有種大不如前的感嘆，很多人都跟我說，我這個片子出來一定會被罵死，因為這不是大家想像中，胡定一老師的紀錄片，我自己不覺得是一個溫暖的片子，甚至覺得冷。」

從香港、中國那充滿自信地訪談者回到胡師傅身上，王婉柔說那是她真實的心境投射，面對空蕩蕩、灰暗的中影老廠區，旁白由胡師傅唸出自己的日記，台灣中影老舊的設施即將拆除，並對老房子被保留下來感到慶幸，接下來的影像，便隨著王婉柔進入到北京中影，那明亮、充滿活力的氣氛，形成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王婉柔談起第一次到對方的錄音室去時，發現他們不僅擁有更好的資源，多數的工作人員都很年輕，也有很好的資歷，與他採訪那從容地姿態，話語間充滿的自信，對照胡師傅，有著很大的反差。

「台灣跟中國現在的差距，胡師傅是一個切片，從他身上可以看見台灣，台灣電影的縮影，工作人員的狀態，很小的位置，都沒辦法傳承，那其他的部門呢？」

回收場

提及在影片中多次出現的回收場，王婉柔說其實這是胡師傅的日常生活，她覺得這點非常有趣，她忍不住提起片中那位影評，李幼新的家，如同畫面所呈現那般，第一次去他家時，她感到相當震撼，那些在外人眼中的垃圾，卻是他們眼中的珍寶，這些人在工作上展現的熱誠讓她感觸很深。

「他家累積了很多的報紙，他覺得一個好的影評，要寫任何一部片，都要將那部片當時的社會環境都考量進去，不是單就片論片。去的時候我們是沒有地方坐，他唯一有的只是一張椅子，他不會用電腦，他寫稿是將紙放在腿上寫。你去會感動，因為那些不是垃圾，是他的寶貝，我們不小心碰到或要移動位置，他說不行不行，你移了，我就不知道在哪裡了。其實某種程度，他跟胡師傅、Foley的道具，對我來說是類似的東西，他們不是垃圾，他們都是對自己很有意義的東西，回到資源回收這件事，別人覺得是垃圾的，就是在那邊要重新處理變成可用的東西，那當剪在一起的時候它的意義就會出來，就像聲音。」

怎麼都是對的事，應該做的事

「在開始做之前，發現很少有關聲音的書、介紹的影片，你能參考到的東西不多，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我覺得應該就做吧，因為這中間遇到了滿多困難，然後覺得如果現在不做，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做。」

申請補助金沒過，一度讓王婉柔猶豫是否還要繼續下去，然而隨著事件的增加，她覺得這是攝影師跟她兩人就能做的事，不如就這麼拍下去，整部紀錄片的攝影從普通的相機到高階攝影器材，王婉柔笑稱這部片本身也是器材演變史。 即便拍攝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然而，支撐她拍下去的理由是像胡師傅這樣的幕後工作人員，他們參與了許多電影環節，而一般觀眾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尤其在這個大環境下，看不到未來，他們卻能這樣堅持下去，為他們拍一部片，王婉柔覺得這是相當重要的事。

「在等紅燈時，他模仿起前面那人的走路姿態，為什麼這麼走路？為什麼重心會放在左邊？光是一個腳步聲，就是練習，練習，為什麼重心放在右腳，身體怎麼傾斜，鞋子是重的還是輕的，這就是他每天在想的事情。他們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所以我就有一種感受，現在是導演，我就好好找故事，在工作上面把它做好。」

面對電影市場難以預測，她決定把創作回歸最初，如同胡師傅一樣，即便在做電影的事，他卻不怎麼在意電影市場、流行什麼，甚至不太看電影，他只是專注地做Foley，他就把這件工作做好，而現在她是導演，她能做的事就是專心找故事。 關於她自己，她靦腆，無法定義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只說自己大概就是個堅持不用智慧型手機、取消臉書帳號的怪人，不過她知道自己的追求與堅持，作品不能只是一時，而是對這社會有所影響。

王婉柔擔心自己在拍完片後會離開創作的狀態太久，因此有著一股莫名的焦躁，關於下一步，她沒想太多，或許是一部長片，因為她認為長片像一個複雜的網，要花上很長的一段時間去編織，在那個狀態下，才能時時刻刻去思考，不斷地鞭策自己往前。